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
9月15日,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在仁川登陸,戰場形勢急轉直下,金日成領導的朝鮮人民軍腹背受敵,并且節節敗退。
萬分危急之下,金日成只好向鄰國中國請求支援。
10月19日,我國在以毛主席為中心的多次會議后決定正式對朝援助作戰,第一批30萬人跨過鴨綠江奔赴朝鮮。
由于當時時間倉促,志愿軍入朝作戰時,兩國高層并沒有就軍隊的指揮權、通訊、補給、運輸等細節作過討論。
以至于,等到志愿軍進入朝鮮后,出現了一系列不“和諧”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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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老總與金日成的對峙
問題主要有:
1、后勤補給、交通運輸混亂,戰場上的志愿軍經常出現“餓肚子”的情況。
2、由于沒有統一的指揮,甚至出現了朝鮮人民軍誤傷志愿軍的事件。
3、沒有統一安排,有時候朝鮮人民撤離時阻塞了道路,影響到志愿軍的作戰。
4、沒有統一的指揮,有時候彭老總和金日成的意見出現沖突,導致無法開展正常的作戰行動,影響戰果和局面。
5、金日成的很多做法不太恰當,但又剛愎自用,堅持己見,不利于整個戰爭局勢。
尤其是1951年1月第三次戰役期間,中朝聯軍突破三八線攻占漢城后,彭老總和金日成因意見不同,直接對峙起來。
當時彭老總認為,必須停止追擊,休養生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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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朝鮮方面卻一意孤行地想要繼續追擊,為此金日成連夜趕赴君子里司令部質問:“雙方剛接觸就鳴金收兵,這么大的事為何不與我商量?”
面對質問,彭老總展開作戰地圖,用紅藍鉛筆圈出志愿軍傷亡數據:
70天作戰中,5萬人戰死沙場,5萬人因凍餓非戰斗減員,20萬指戰員在零下30℃的嚴寒中赤腳行軍。
那樣的行軍,無異于自取滅亡。
另外他還特別指出,美軍退守洛東江是誘敵深入之計,若繼續追擊必將陷入重圍。
但對于已經殺紅眼的金日成,急切想將韓國徹底擊敗,對于彭老總的意見他一個字也沒聽進去,甚至拉著當時蘇聯駐朝大使拉佐瓦耶夫要給斯大林告狀。
為了平息矛盾,最后樸憲永提出了一個折中方案:
讓3個軍繼續追擊,其余部隊休整。
但那種“邊休整邊追擊”的設想,直接暴露出朝鮮高層對現代戰爭后勤規律的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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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彭老總拍案而起:“照你們的意見辦,志愿軍非吃敗仗不可!”
他直接回懟道,“要想南進,那就讓朝鮮人民軍南進,志愿軍作為后援”。
金日成一時語塞,他哪里敢讓朝鮮人民軍直接南進,上次釜山的吃虧,讓他一直還心有余悸。那場激烈的爭論持續了3個小時,最終以不歡而散告終。
此前,彭老總就給毛主席說過關于指揮權的事,在他看來,朝鮮的指揮就是沒有章法的,混亂不堪的,也是孤注一擲冒險主義的。
為何那么說呢?
彭老總曾在一封電報中直言不諱地指出:“朝鮮的征兵問題異常嚴重,16-45歲男子全部征調入伍。
入伍工人家屬無人過問,一般群眾沒飯吃。一切無長期打算,孤注一擲的冒險主義從任何方面都可以看到”。
其中,1951年1月金日成與彭老總的爭執,也暴露出金日成的“孤注一擲”和“沒有遠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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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對彭老總的肯定
要知道打仗本來就不是一朝一夕之事,進攻和退守都是有著嚴格的紀律和策略,盲目的進攻只會喪失有生力量,讓志愿軍付出更加沉重的代價。
面對不能再拖的中朝指揮權問題,毛主席第一時間給斯大林去了電話。
其實一開始斯大林對朝鮮的指揮能力就持懷疑態度,因為蘇聯給朝鮮提供了不少先進武器,朝鮮硬是沒有扛住美軍在仁川登陸。
并且登陸后,朝鮮敗得如此之快,武器沒問題,那就只有指揮能力的問題了。
另外,朝鮮戰爭爆發不久,我國高層就曾提醒過金日成小心美軍在仁川登陸,一定要做好準備。
可結果了?
朝鮮一點也沒有重視,那不重視說明兩個問題:1、沒有遠見,沒有戰略高度;2、剛愎自用,沒有指揮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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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當毛主席給斯大林去電話時,斯大林一下子就肯定了志愿軍的能力,肯定了彭老總的能力。
斯大林之所以如此痛快,這里也有兩個原因:
其一,剛開始斯大林也沒想到志愿軍能贏,結果僅三四個月,志愿軍就取得了兩場偉大的戰役,讓斯大林對志愿軍刮目相看。
其二,當時斯大林是答應空軍支援的,但一直到志愿軍入朝作戰半年,蘇聯的都沒有提供空軍支援,其內心多少有些愧疚吧。
不管怎么說,斯大林最后還是同意讓彭老總統一指揮朝鮮戰役。
1951年1月13日,斯大林電報中明確表態:“完全贊成由中國同志來統一指揮朝鮮境內的作戰。”
那份電報同時抄送金日成與蘇聯駐朝大使斯蒂科夫,形成對朝鮮方面的直接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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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強化決策權威,斯大林還特別指示:“彭老總是天才的軍事家,他指揮志愿軍打敗了世界上最強大的美軍。”
金日成在收到電報后,立刻態度發生180度轉變。
他不僅撤銷了對彭老總的質疑,還主動提議建立三人作戰指揮小組。
1951年12月3日,中朝雙方在北京正式商定成立聯合指揮部,但對外保持低調。
正因為有了統一的指揮和決策,在接下來的第四次戰役、第五次戰役中都取得了顯著的成績。
第四次戰役中,中朝軍隊通過“西頂東反”戰術,在漢江兩岸成功阻擊美軍“屠夫行動”,斃傷俘敵7.8萬人。
第五次戰役期間,兩軍運用“零敲牛皮糖”戰術,在50天內殲敵8.2萬人,迫使聯合國軍轉入戰略防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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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數據也顯示,統一指揮后中朝軍隊的協同效率提升40%以上。
1951年夏秋防御戰役中,志愿軍構筑的“地下長城”與人民軍的游擊戰形成立體防御,使美軍“絞殺戰”破產。
1953年春季反登陸作戰準備期間,聯合指揮部協調26萬民工搶修機場,保障了米格-15戰機的出動率。
那些數據無不印證了毛主席的論斷:“中朝軍隊的聯合指揮,是戰勝敵人的根本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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