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爾街日報》觀點｜美國國會可以遏止行政權擴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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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權并非始于特朗普，兩黨仍存在改革共識。

美國憲法的設計重在安全防護，而非追求效率。所謂“三權分立”，正是為自由設下屏障，以防范那種源于權力在任何個人或機構手中聚積而產生的威脅。正如詹姆斯·麥迪遜在《聯邦黨人文集》第47篇所告誡的：“將立法、行政與司法的一切權力集中于同一主體之手……可正當地被稱為暴政的定義。”

當下最嚴重的憲政病灶，是行政權的危險性膨脹。面對極化且時常陷于僵局的國會，近來的兩黨總統常常試圖通過行政命令或法律漏洞，去達成立法程序無法實現的目標。如今，總統與法官隔著一具“癱臥不振”的國會彼此怒目而視。

在二十一世紀的諸位總統之中，唐納德·特朗普在擴張行政權方面走得最遠。由共和黨主導的眾議院與參議院幾乎無所作為。極端黨爭削弱了麥迪遜關于立法者會珍視本機構獨立性的預期。與此同時，特朗普政府對下級法院裁決的不屑，使聯邦最高法院成為抵御一個不僅強調“統一行政”且近乎全能的行政權的最后防線。

這種局面不可能無限持續。共和黨議員應當自問，自己是否終將后悔當下對行政權擴張的默許。若下一任總統來自民主黨，對方可能會以同樣擴張的權力反過來對付他們。要降低這種風險，就應和立場相近的民主黨人合作。

在多數情形下，特朗普先生為其舉措辯護，并非訴諸憲法第二條所固有的總統權力，而是聲稱只是依據現行成文法的適當運用。隨著針對其行為的法律挑戰不斷增多，司法機關或許會認定他已逾越法定權限。但也存在相反的可能性，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加強行政權一直是某些保守派法理的一條重要主線，聯邦最高法院可能會進一步鞏固總統權力。若果真如此，就需要由國會出面，以明確的立法語言界定總統權力的邊界。

即便在當下高度黨爭的環境里，就行政權設定一些切實的限制也并非全無可能。三年前，民主黨與共和黨就《選舉計票法》的重要改革達成一致，澄清了此前曾被特朗普先生利用、試圖向副總統邁克·彭斯施壓以顛覆2020年選舉結果的若干含糊之處。該法的修訂明確，副總統在認證選舉人團投票的過程中，僅負責主持計票程序。倘若這部更新后的法律在2020年大選后爭議期間已生效，特朗普就不會再有向副總統施壓的法理依據。

更近一些的倡議顯示，限制行政權擴張仍有兩黨興趣。針對《反叛法》即賦予總統在美國本土對美國公民動用軍隊的高度寬泛授權，一項改革提案在2024年曾取得相當進展，盡管最終功虧一簣。有關《國家緊急狀態法》的改革推動，也曾在眾參兩院的相關專責委員會以壓倒性跨黨派支持通過，但在第118屆國會行將結束之際未能進入全院表決程序。

立法者應當重啟這兩項舉措，即便不在中期選舉之年，也應在2027年1月第120屆國會召開時加以推進。

民意總體上支持對行政權設限，這意味著立法者抑制總統越權的努力會獲得強大的公眾背書。最新的哈里斯–哈佛民調（Harvard Harris Poll）顯示，55%的美國人認為特朗普先生已超越其總統權限。另一項由《紐約時報》與錫耶納學院聯合開展的民調同樣發現，54%的登記選民認為特朗普“正在超出總統職位可用的權力范圍”。

特朗普先生并非第一位聲稱自己是唯一由全體人民選出的全國性公職、因而理應得到立法與司法尊重的總統。這種說法從根本上誤解了美國憲政的本質。

在《聯邦黨人文集》第39篇中，詹姆斯·麥迪遜將“共和”界定為一種其一切合法權威“直接或間接源自廣大人民”的政府形態。國會與司法機關與總統地位平等，而非從屬于總統。即便總統以壓倒性優勢當選，仍有相當比例的選民投下反對票，而國會中的反對黨通常比總統更能表達這一少數的聲音。就司法者而言，法官所代表并為之發聲的是憲法與法治。特朗普先生有權行使其職位所賦予的憲法權力，但也僅止于此。

William A. Galston

威廉·A·加爾斯頓（William A. Galston）在《華爾街日報》撰寫每周專欄“政治與觀念”。他在布魯金斯學會治理研究項目擔任埃茲拉·K·齊爾卡講席，并出任高級研究員。在2006年1月加入布魯金斯學會之前，他曾任馬里蘭大學公共政策學院索爾·斯特恩教授兼代理院長，又先后出任哲學與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長、公民學習與參與信息與研究中心（創始主任，以及國家公民復興委員會（執行主任。他曾參與六次總統競選，并在1993年至1995年擔任克林頓總統國內政策副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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