龔六堂：202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的貢獻和啟示

圖為龔六堂參加新經濟學家智庫閉門研討會發言。本文為新經濟學家智庫專稿，轉載請注明來源。

本賬號接受投稿，投稿郵箱：jingjixuejiaquan@126.com

202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的貢獻及其對我國發展新質生產力的啟示

龔六堂

武漢大學高級研究中心

北京大學數量經濟與數理金融教育部重點實驗室

2025年瑞典皇家科學院宣布，將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喬爾·莫基爾（Joel Mokyr）、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和彼得·豪伊特（Peter Howitt），以表彰他們“闡明了創新驅動的經濟增長機制，為理解現代經濟繁榮提供了新的理論基礎”。這是繼2018年授予Paul Romer后再一次授予“增長與創新”這一主題，表明了諾貝爾經濟學獎的重視，也反映出世界經濟在經歷科技革命、地緣沖突與結構轉型之后，對創新與制度動力的新關注。

三位學者的研究共同勾勒出一個宏大的問題：經濟增長的持續性從何而來？Mokyr以經濟史視角揭示了人類社會技術進步與知識積累的深層邏輯，強調文化、制度與科學精神對技術擴散的重要作用；Aghion與Howitt則在理論上繼承并發展了熊彼特的“創造性破壞”思想，通過建立內生增長模型，解釋了創新如何在競爭中不斷替代舊技術、推動生產率提升。他們的工作使經濟學能夠系統分析創新、競爭、制度與政策之間的互動關系，從而把“創新—增長”機制轉化為可度量、可設計、可政策化的分析框架。

首先，這一獲獎成果對當今世界具有重要現實意義。全球經濟正經歷新一輪技術革命與產業變革，人工智能、清潔能源、生物技術、量子科技等領域的突破不斷重塑生產方式與國際分工格局。同時，氣候變化、人口老齡化、債務風險與地緣政治的不確定性，又使得持續增長面臨前所未有的壓力。如何在創新驅動與制度保障之間找到平衡，如何在全球競爭與內部調整中維持增長的可持續性，成為各國經濟政策的核心議題。

其次，對于中國而言，這一諾獎主題也具有重要的啟示性。當前，中國經濟已從高速增長階段邁入高質量發展階段，黨的二十大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發展新質生產力”，以科技創新為主導動力，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實現經濟體系的現代化。新質生產力強調的是以創新為核心的生產力新形態，它不同于傳統的要素投入擴張，而是通過知識創造、制度創新、綠色轉型和數字化賦能，形成新的增長機制。

下面圍繞三位獲獎者的主要貢獻及其理論內核，結合中國的現實國情，探討如何通過制度優化、創新激勵與結構重塑，實現科技創新與經濟增長的良性循環，從而推動中國經濟在新階段實現質的躍升與長期繁榮。

一、202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獎者的主要貢獻

202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三位學者聚焦于一個核心命題：創新如何成為經濟增長的內在動力。他們從歷史、理論與結構機制三個維度揭示了知識積累、創造性破壞和制度激勵在促進長期繁榮中的關鍵作用，為現代經濟增長理論提供了系統化解釋。

（一）Joel Mokyr從技術—知識與歷史視角解讀增長。

Mokyr將經濟史、技術史與增長理論深度融合，提出了創新與知識體系共演的“文化—制度—技術”模型。諾貝爾獎委員會在授獎理由中指出，Mokyr 的貢獻在于“揭示了持續創新得以自我延續的條件，創新者不僅要知道某種做法有效，還必須理解其背后的原理機制”。

首先，Mokyr對歐洲工業革命的知識基礎進行了系統分析，他指出，18世紀以來西歐的持續增長并非偶然，而是源于知識制度與社會文化的共同演化，科學革命改變了人類理解自然的方式，而制度創新（如專利制度、學術社群、出版體系）則確保知識能夠積累和傳播。這種制度性知識基礎的形成，使技術創新不再依賴個別天才的偶發靈感，而成為社會可持續生產的結果。

其次，Mokyr強調文化與信念的作用，他提出“樂觀主義文化假說”（Culture of Progress），認為歐洲近代的科學家、工程師與企業家形成了對進步的共同信念，即相信知識可以無限改進、技術能夠持續提升。這種信念體系成為推動創新的心理與社會基礎。

第三，Mokyr對經濟增長停滯（stagnation）問題進行了研究，他指出導致停滯的原因往往在于知識體系的封閉、制度的僵化與文化對變革的排斥。相反，持續增長社會的共同特征是開放的知識結構、包容的文化氛圍與鼓勵實驗與競爭的制度安排。

（二）Aghion & Howitt提出料創造性破壞，解釋了技術如何驅動增長，也揭示了創新、競爭、市場結構和政策激勵之間的復雜關系。

Aghion與Howitt將熊彼特的“創造性破壞”思想形式化，建立了一個創新主導的內生增長模型。他們的研究指出，經濟增長源于新技術的持續涌現與舊技術的不斷淘汰。在每一時刻，企業通過研發（R&D）活動追求技術突破，當新的創新成功時，它取代舊有技術并暫時獲得壟斷利潤；而隨著時間推移，新的創新者又會推翻舊的壟斷者。正是這種不斷的“創造—毀滅—再創造”的循環，維持了經濟的動態增長。

首先，Aghion 與 Howitt 的模型在形式上與羅默（Paul Romer）的“內生增長模型”一脈相承，但更強調競爭機制與制度結構的作用。他們指出，競爭對創新既有促進也有抑制效應：適度的競爭可以激勵企業研發以獲取先發優勢，但若競爭過度，則可能削弱企業的壟斷利潤預期，降低創新投資的激勵。因此，政策制定者必須在競爭與激勵之間尋求平衡。

其次，Aghion和Howitt將這一模型擴展到更多的政策討論中，如教育、人力資本積累、金融發展、環境政策與技術擴散等。他們提出了“創新型國家”與“模仿型國家”的區別，認為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應采取不同的創新戰略：前者依靠原創研發，后者則需要吸收和改良先進技術。這一觀點對發展中國家的產業升級路徑具有深遠啟示。

第三，他們提出料創新活動與制度環境之間的互動機制，政治制度、法治環境、教育體系、金融結構都會影響創新速度與質量。他們主張，一個國家要實現持續增長，必須建立鼓勵冒險與寬容失敗的制度文化，讓創新者敢于挑戰既有秩序。

Aghion與Howitt 的研究具有鮮明的“制度內生化”特征。與傳統的增長模型不同，他們的框架不是在既定制度下推演經濟演化，而是揭示制度如何塑造創新激勵、決定增長路徑。這一視角使宏觀經濟學從靜態均衡轉向動態演進，真正將熊彼特的創造性破壞理論融入現代經濟分析。他們的理論為“創新驅動增長”提供了系統的數學與政策解釋，也為理解創新與不平等、增長與環境、開放與競爭之間的張力提供了基礎模型。正如諾獎委員會在授獎詞中指出的那樣，他們的工作“揭示了創新既是增長的引擎，也是結構變遷的根源”。

二、對中國發展新質生產力與高質量增長的啟示

202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三位學者從不同維度揭示了經濟長期繁榮的內在機制，將他們的理論成果與中國經濟所處的發展階段相結合，可以為我國發展新質生產力、實現高質量增長提供深刻的啟示。

1、要進一步增強對技術機制與知識基礎的戰略性認知。Mokyr指出技術創新之所以能推動社會長期繁榮，根源在于知識體系的累積與傳播，而這一過程需要制度保障和文化支持。持續創新不僅依賴科學家的發明創造，更取決于社會如何認識、吸收、傳播并制度化地保護知識成果。因此，發展新質生產力不能局限于科技突破本身，而要系統構建支持知識生成與擴散的制度體系。一方面，需要加大基礎研究與前沿科技投入，強化國家實驗室體系、重點科研平臺建設，提升原創性創新能力；另一方面，更要注重科研生態與知識傳播機制的完善，例如，應深化科研體制改革，鼓勵跨學科研究，破除科研資源分割和部門壁壘，建立更加開放、合作的創新體系。同時，通過教育體系改革、數字資源共享、知識產權保護與學術交流平臺建設，使科學知識能夠在社會各層面實現有效擴散。

Mokyr進一步強調的文化和價值觀在創新中的作用，特別是社會的“進步信念”會影響人們的創新行為。因此，中國在發展新質生產力過程中，應進一步培育崇尚科學、寬容失敗、鼓勵探索的社會文化氛圍。唯有在制度與文化雙重支撐下，知識積累才能形成正向循環，科技創新才能成為持續的增長動能。

2、要從“創造性破壞”的視角，先立后破，推動產業結構升級。Aghion和Howitt的創造性破壞模型揭示了經濟增長的動態本質，增長并非源于既有產業的量的擴張，而在于技術更新引發的結構重組。每一次創新都意味著新舊生產方式的更替。因此，新技術取代落后技術，新產業取代舊產業，從而實現生產率的提升與經濟的自我更新。

這一理論為中國的結構性轉型提供了重要借鑒。當前，我國經濟正處于從“要素驅動”向“創新驅動”的歷史轉型階段，要發展新質生產力，就必須主動推進“創造性破壞”過程，通過制度安排和政策引導加速新舊動能轉換。在實踐層面，要鼓勵新興產業成長、加快落后產能退出。政府應通過完善競爭政策、創新激勵和金融支持機制，為新興產業提供成長空間。例如，在新能源、人工智能、高端制造、生物醫藥等戰略性產業中，要強化政策協同，推動上下游產業鏈重構。同時，對于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率的傳統產業，要通過碳約束、環保標準和市場機制促使其加速轉型或退出。

另外，還需建立健全資源再配置機制，推動資本、勞動力等生產要素從低效率部門流向創新密集型、綠色低碳型行業。通過政策激勵和市場導向相結合，形成“優勝劣汰”的動態調整機制，使“創造性破壞”成為推動經濟進步的常態過程，而非危機下的被動選擇。

3、要設計競爭機制與政策激勵促進創新，加強知識產權保護。Aghion和Howitt的研究指出，創新與競爭之間存在復雜關系。適度的競爭能夠激勵企業持續研發、提升效率；但過度競爭或政策不當，則可能削弱企業創新的收益預期，從而抑制長期研發投入。創新需要激勵與安全感的平衡，需要制度既能鼓勵突破，又能防止短期逐利行為。對中國而言，構建有利于創新的市場競爭機制是發展新質生產力的關鍵。

一是要完善反壟斷與公平競爭制度。在數字經濟、平臺經濟等領域，應防止大型企業濫用市場支配地位，阻礙新進入者創新。建立更加透明、公平的競爭環境，讓中小企業、初創企業在市場中獲得生存空間。二是要通過政策激勵引導企業持續創新。稅收減免、研發費用加計扣除、創新券、風險投資基金等工具應更精準地支持中小創新主體，降低其研發成本。同時，政府應避免“過度干預”或“一刀切”式的行政管理，以免造成資源錯配或扼殺新進入者的潛在活力。三是要強化知識產權制度建設，為創新成果提供可靠的收益預期。保護創新者合法權益，既能提高社會整體創新積極性，也有助于形成創新成果市場化轉化的良性循環。

4、要兼顧穩定與發展，特別穩定的環境，激發創新活力。創新是高風險、高投入、長周期的活動，需要在穩定的宏觀環境中進行。三位獲獎者的研究均指出，持續增長不是“自發”形成的，而是政策、制度與預期共同塑造的結果。若宏觀環境動蕩、政策頻繁變動或金融市場不穩定，創新活動往往會陷入短視化和投機化。

中國發展新質生產力的一個關鍵前提，就是要在宏觀調控中保持穩定、可預期的政策環境。財政、貨幣、產業、科技等政策應協調配合，形成長期導向與短期靈活性的平衡。一方面，要防止政策的突變或行政沖擊引發市場恐慌；另一方面，要避免過度寬松導致的資源泡沫和創新“偽繁榮”。

5、要重視區域協調發展機制。創新與增長在空間分布上具有明顯的不均衡特征。Aghion與Howitt 的理論表明，不同地區由于要素稟賦、制度條件和知識擴散速度的差異，在創新路徑上會表現出多樣性。對中國這樣一個地域遼闊、發展階段差異顯著的大國而言，推動新質生產力發展必須充分考慮區域差異。

東部沿海地區具有產業基礎雄厚、科研力量集中、資本市場發達的優勢，應重點推動原創性和引領性創新，在全球價值鏈上向高端攀升。中西部和東北地區則可從吸收型創新和技術改造型創新入手，通過引進、模仿、改良先進技術逐步提升創新能力。同時，應強化區域協同創新機制，打破行政壁壘，促進科研資源、人才流動與技術擴散。例如，可以通過國家級科研合作平臺、跨區域產業聯盟和創新走廊建設，實現創新成果的快速傳播。

此外，區域協調還應關注“創新紅利”的共享問題。創新帶來的經濟收益如果過度集中在少數地區，可能加劇區域不平衡，影響社會穩定。因此，中央和地方政府應通過財政轉移支付、產業布局調整等手段，將創新成果的外溢效應更好地擴散到廣大中西部地區，讓新質生產力成為全國共同發展的引擎。

三、結論

Mokyr、Aghion與Howitt的創新驅動增長理論，為中國在新時代發展新質生產力提供了系統的理論啟示。中國要實現高質量發展，要在以下幾個方面形成合力。一是從Mokyr的知識體系理論出發，構建以科學積累和制度創新為核心的知識生態；二是從Aghion與 Howitt的創造性破壞模型中汲取動力，推進產業結構的動態優化與升級；三是通過政策協調與競爭制度改革，打造有利于創新的市場環境；四是保持宏觀穩定，為創新活動提供長期可預期的經濟氛圍；五是實現區域協同，形成全國范圍內的新質生產力網絡與創新擴散機制。

創新是推動人類社會進步的最強動力，而知識、制度與文化是創新持續的土壤。正如三位諾獎得主所展示的那樣，經濟增長從來不是自然發生的過程，而是制度安排、社會信念與政策選擇的結果。對中國而言，只有在創新與制度、開放與安全、效率與公平的統一中，才能真正形成新質生產力，邁向高質量發展的新時代。■

入群可參加全年至少12場精彩閉門研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