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登苗：雙重斷裂的代價——答“錢學森之問”（一）

作者按：本文原標題是：《雙重斷裂的代價：新中國為何出不了諾貝爾自然科學獎獲得者之回答》，由《社會科學論壇》2011年第6、7、8、9期連載。本文實質上是回答了“錢學森之問”。文章排除了當代中國鮮有學術大師討論中7個似是而非的問題：1、文化影響；2、經濟制約；3、時間因素；4、政治運動；5、教育原因；6、學術環境；7社會制度。作者通過古今中外的論證，用“一代難以出學者，尤其是著名學者”的原創理論，系統地破解了“錢學森之問”。改革開放后，四十多年的經濟高速發展，使中國人幾乎在各行各業都人才輩出、取得舉世公認的成功，唯獨在諾貝爾科學獎級的成果上，包括留學生群體都幾無零的突破（屠呦呦的諾獎應看作改開前的成果）。這是因為，根據國情，此類成果，一般要等恢復高考后培養的第一代知識分子等成功人士的子女成長，在時間對應上，從2020年開始。但諾貝爾科學獎級的成果承認通常是遲后10-20年，故如果我們告別急功近利，幸運的話，到本世紀中期，諾貝爾科學獎級的成果有可能集中出現。該理論的客觀性在于與社會形態無關而具有普世性。故在這個諾貝爾獎的放榜月，請微信學人scholar公眾號首推拙作。

[原編者按]: 如果說，建國后“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杰出人才” ，可以用“體制”一詞來回敬的話，那么，何以詮釋改革開放后在百萬留學大軍里、在不回來的數十萬文化精英中也出不了大師呢？本文作者提出了“一代難以成為學者”的理論，將以往被忽視的學術成就與代際積累的關系來回答“錢學森之問”。作者認為，建國后的前十七年，以及“文革”中，都對“書香家庭”的壟斷者——被推翻的統治階級和有產階層（“文革”中也包括了新貴）及其后代在文化教育上采取歧視的、甚至剝奪的政策，這等于篩掉了本國、本民族中最優秀的學術種子，勢必會造成學術天才的斷層。新中國為何出不了諾貝爾自然科學獎獲得者，這是“雙重斷裂”付出的代價。作者就此進行了古今中外的論證，并對當今中國如火如荼進行的學術、高等教育“大躍進”可能給這個國家帶來的災難性后果，坦率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本刊從本期起連載此文。我們希望，這一探索有助于“國字號”難題的解決。

作者簡介：沈登苗，1957年生，浙江省慈溪市人，獨立學者，主要從事科舉學、教育史和歷史人文地理研究，著有《文化的薪火》（楊玉圣主編：《學術共同體文庫》，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版）一書，提出“一代難以成為學者”的原創理論，以此破解“錢學森之問”。

原載《社會科學論壇》2011年第6期，第76-91頁。收入沈登苗：《文化的薪火》（楊玉圣主編：《學術共同體文庫》），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版。篇幅有限，此處未刊載注釋。

引 言

“錢學森之問”——“為什么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杰出人才？”，僅是提出了“半個問題”——我們自己的學校培養不出杰出人才。問題的嚴重性還在于——“為什么我們的人叫其他國家的學校去培養也是出不了杰出人才？”——這么多留學生，無論是當年的留蘇還是今天負笈歐美的，也都出不了杰出人才，甚至最尖端者，“海龜”還不如“土鱉”。只有同時提出這兩個“半個問題”，我們的回答才有可能是周延的，討論才有可能是比較完整的。這也是發展中國家探討世界級科技帥才的應有之義。

政權更迭大半個世紀后還無人摘取諾貝爾科學獎之桂冠，并非中國特有之現象。而一個占全世界人口五分之一強的大國，一個非常聰明、刻苦的民族主體，一個擁有曾與世界接了軌的現代教育體系的政權，在一個甲子內的教育與諾貝爾科學獎級的科學家毫無關系，則是獨一無二的。不客氣地說，我們在創造性科學家的培養上，似乎得到了最壞的結果。

從中國封建社會后期至民國，無數的事實表明：一個貧寒子弟通過他本人的努力可以致富，也有可能成為軍事家、文學家、藝術家、政治家，甚或謀求霸業，唯獨很難成為學者尤其是著名的學者。諾貝爾科學獎得主中凡可考查到家世的，完全佐證了這一點。蘇維埃政權培養的前蘇聯時期的杰出科學家，也基本上產生在有產或有文化的家庭。事實上，第一代中國共產黨人、第一代新中國領導人，亦大都來自地主、富農或沒落的官僚家庭。出乎意料的是，即使建國后的前三十年，盡管剝削階級的子女受到整體的歧視與排斥，但最優秀的學者，如袁隆平、陳景潤、王選、孫家棟等與民國培養的學者一樣，也基本上是非勞動人民的后代。故鼎革后，急于求成，試圖從無產者的第一代子女身上打造出學術大師的努力，一般是不成功的。新中國如此。世界各社會主義國家無不如此。

“一代難以成為學者”，并不是說占人口多數的工農子弟出不了學者，而是指工農當家作主后還得在經濟、文化兩方面積累數代，才有可能出現較多的學者。一般地說，當赤貧的后代成為著名的學者時，其父輩已不是生活在低層的“無產者”了。這與科舉時代“田舍郎”中進士時的家境相似。且任何時代、不同的社會形態都如此。

與通常的改朝換代基本上不影響原精英階層的子女接受教育不同，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后，對被推翻的統治階級和有產階層及其后代在文化教育上采取歧視的、甚至剝奪的政策，這等于篩掉了本國、本民族中最優秀的學術種子，勢必會造成學術天才的斷層。這是兩次世界大戰前后社會主義國家中一個帶有普遍性的現象。這些國家也幾乎都為此付出了學術水平倒退的代價。這個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史上極其慘烈而又鮮為人知的教訓，是人們不該忘記的。

此外，類似的還有，在我國元朝和納粹統治時期的德國，統治者采取的民族歧視政策和“逆淘汰”措施，也使國家文化跌入低谷或造成尖端人才的大量流失?？上癞敶袊菢颖l“文革”，使新興政權內部出現“自毀式”的運動造成的人才再斷層，是人類歷史上迄今為止社會主義中國之特例。這種第一次的裂痕還未彌合而再次發生撕裂的現象，本文稱之為“雙重斷裂”。其惡果是，千年累積的精英階層幾乎 “斷子絕孫”。新中國為何至今還出不了諾貝爾自然科學獎獲得者，這是“雙重斷裂”付出的代價。否則，何以詮釋改革開放后在百萬留學大軍里、在不回來的數十萬文化精英中也出不了大師呢？

因政治折騰發生的千年文化薪傳和精英群體智力遺傳的全面斷裂，給中華民族乃至人類造成的難以估量、無法彌補的損失，執政者應該有刻骨的反思與深沉的歉意。

本文“一代難以成為學者”的理論與現實的直接沖突是——如果這一論斷是規律——杰出學者是以人的自然生命——“代”的形式孕育的，而不是靠幾屆政府以“屆”的速度“擴”出來的，那么，對當今中國如火如荼進行的學術、高等教育“大躍進”可能給這個國家帶來的災難性后果的擔憂，即不是杞人憂天了。

決策失誤，累死教育的覆轍千萬不要重蹈！

建國（本文特指中國大陸）六十二年后還無人獲得諾貝爾自然科學獎。這是困擾共和國幾代人，并使國家蒙羞、體制隱痛，且至今還沒有找到真正原委的一個大問題。解決這一問題的迫切性不言而喻；從中吸取教訓的現實意義又遠遠大于學術意義。筆者試圖在前賢的基礎上詮釋這一“國字號”難題，并兼答朝野同樣關注的“錢學森之問”。

一、諾貝爾科學獎獲得者“國籍”的界定和“真問題”的提出

（一）諾貝爾科學獎獲得者“國籍”的界定

諾貝爾獎項，現包括物理學、化學、生理或醫學、文學、和平及經濟學等六項。本文僅考察前三項，也即通常歸納的諾貝爾自然科學獎，簡稱“諾貝爾科學獎”、“諾貝爾獎”、“諾獎”。

介紹諾貝爾獎獲得者的比較完整的資料，一般包括出生地、國籍、家庭背景、求學學校、工作經歷和目前生活地或謝世地(對于逝者)等信息。由于出生地基本上與國籍一致；工作經歷的可讀性對一般人有限；健在者的目前生活地具有不確定性，謝世地也有一定的偶然性，人們都不那么關注。則諾獎得主的大眾話題，撰者和讀者最感興趣的往往是國籍、家庭背景與求學學校，本文也不例外。

諾貝爾獎是一個世界性的獎項，得主的國際流動性又大，故在推出國籍分布前，就必須先把他們的“國籍”及其確認標準作一界定。

國籍的取舍本來是一個不該成為問題的問題，按原始的、獲獎時登記的國家統計或敘述即可。這該是通例。如美國學者朱克曼在她的《科學界的精英——美國的諾貝爾獎金獲得者》中，就是按獲獎時的國籍考察“1901-1976年諾貝爾科學獎金獲得者” 的。可“國籍”在我們這里卻成了問題，并因此而改變了游戲規則。這得從楊振寧、李政道說起。楊、李1957年12月10日登上斯德哥爾摩音樂大廳領獎臺時，持的是中華民國的護照，理所當然是中國人。1949年后，人民政府承認持民國護照的海外留學生為中國人，并積極爭取他們回國。事實上，盡管楊、李獲獎時大陸做了“冷處理”，但一點卻是一致的，即在有限的報道、陳述中，都把他們當成中國人。如《科學通報》1957年第22期，明確以《我國物理學家李政道、楊振寧獲得今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金》為題予以報道，作者葉英稱“我國留美物理學家李政道和楊振寧……這是我國科學家第一次獲得諾貝爾獎金”。再如，汪世清發表在《物理通報》1959年第7期上的《諾貝爾物理獎金的獲得者(1901-1958)》，也清楚地把李政道、楊振寧寫成中國人。李、楊分別于1962年、1964年加入美國國籍后，對他們的稱謂發生了變化。如《復旦學報》1974年第2期的“學術動態”，都改稱李政道、楊振寧為“美國籍物理學家”，連“華裔”也不提了。改革開放后一般稱他們為“美籍華裔物理學家”或“華人”等。隨著國籍的改變，這些叫法都無可厚非。但問題是，把他們早期獲得的諾貝爾獎也跟著姓美利堅合眾國了。由于1950年代我國政府承認李、楊的情況知者有限，而當今主流媒體尤其是紙質報刊，對他們是“我國科學家第一次獲得諾貝爾獎金”者的事實又諱莫如深。即使楊建鄴主編的、專業的《20世紀諾貝爾獎獲獎者辭典》，也把李、楊都送給美國了。以至當今絕大多數國人不知道李、楊是以中國人的身份獲獎的。這與內地一些城市爭搶西門慶故里大異其趣。前者是政治壓倒一切；后者則經濟遮擋其它。

楊氏劃分的理由是：“獲獎者改變國籍時，其獲獎工作在哪個國家做的，就計入哪個國家，另一國家就不再計入” 。這等于一部分人按國籍統計，另一部分人按做出獲獎工作的國家統計?？蓪ν粚ο蟛扇〔煌臉藴?，這是統計學之大忌。其次，諾貝爾科學獎是對獲得者以往工作的肯定與鼓勵，也是對得主所在國家的付出及其本人對祖國認同的尊重。這一性質與情感，不能因為得主由于工作、生活、身體或家庭等原因的國籍的變動而更改。所以，朱克曼寫《科學界的精英》時，盡管楊振寧、李政道已成為美國公民，但沒有把他們收入美國囊中，而明確注明他們是“中國人，在美國工作” 。第三，按獲獎時的國籍統計，既簡單又精確，且結果始終一致，反之，就會把一部分既成事實看成不確定性的東西了，則即使同一個人在不同階段對同一時期的獲獎者統計，數據可能也會不同，甚至確不準。假設有一天，楊振寧如同李遠哲一樣，放棄美國籍而奔中國(臺灣)，則他又按哪一國計？雙重國籍者改變國籍(內又有多種形式)又如何處理？第四，按楊氏的統計，若無足夠的精力是不易搞準確的。如1983年的物理學獎得主、美籍印度裔錢德拉塞卡其獲獎成果——錢德拉塞卡極限，是作者1930年在由印度赴英國留學的路上發現的，而錢1936年才到美國工作，成為美國公民已是1953年，可楊氏把錢歸入美國，這與他自己的理論是否有沖突？再如，1936年的生理或醫學獎得主羅偉，其獲獎成果——“神經沖動的化學傳遞”，是他1921年在奧地利的格拉茨大學任教時發現的，獲獎時屬德國人，1940年他到美國，并加入了美國籍。若按楊著的標準，這個得主應歸奧地利，然楊氏給了德國。而這種取舍，在楊著中并不是特例。故我認為，“獲獎者改變國籍時，其獲獎工作在哪個國家做的，就計入哪個國家”的方法是值得推敲的。本文則采取朱克曼的標準，一律按獲獎時的國籍統計。

(二)諾貝爾科學獎獲得者國籍分布的特征與趨勢

1.諾貝爾科學獎得主的國籍分布與特征

迄今為止的諾貝爾科學獎獲得者的國籍分布，詳見表1。

表1 1901-2010年諾貝爾自然科學獎獲得者國籍統計

主要資料來源：《諾貝爾獎金獲得者傳》(1-4)，[長沙]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1981-1987年版；楊建鄴主編：《20世紀諾貝爾獎獲得者辭典》，武漢出版社2001年版；[美]里查得·奧爾森主編：《科學家傳記百科全書(引進版)》(上、下冊)，劉文成等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0年版；[美]I·阿西摩夫：《古今科技名人辭典》，[北京]科學出版社1988年版；[美]哈里特·朱克曼著：《科學界的精英——美國的諾貝爾獎金獲得者》，周葉謙等譯，[北京]商務印書店1979年版；互聯網。

說明：統計以獲獎時的國籍為準。其中有4人2次獲獎，每人按2個計；8人有雙重國籍，各按1/2計。

由表1可見，諾貝爾科學獎得主已涉及六大洲的29個國家，可謂廣泛。但細心觀察，545個/次(下不表“/次”)得主在分布上呈兩個高度集中。在地理上，高度集中分布在歐洲與北美洲，即使不包括前蘇聯，這兩大洲也占總數的九成以上。具體到國家，第一名的美國，占總數43.9%；前三名的美國、英國、德國，占總數的70.5%；前十名的國家占總數91%。在經濟上，又集中產生在發達國家。如產生3個以上的16個國家，全部為發達國家。接下來的西班牙、芬蘭、葡萄牙、愛爾蘭、挪威，也是發達國家。兩個匈牙利人獲獎時，這個國家還屬科學較強的國家，人才輩出，且經濟也不弱；1959年的化學獎得主、捷克斯洛伐克的海洛夫斯基的獲獎成果，是在“解放”前取得的，當時的捷克也可算得上工業比較發達的國家。那么，真正屬于發展中國家的，僅剩8席9人(有2人系雙重國籍)了。其中，中國2人、南非、巴基斯坦與埃及（埃/美）各1人，以及1984年獲得生理學或醫學獎的米爾斯坦（阿根廷/英國），計6人，他們的獲獎成果都是在發達國家問世的。則實際上，真正在發展中國做出諾貝爾科學獎成果的，恐怕僅是2個印度人(含美籍印度裔錢德拉塞卡)和2個阿根廷人。另外，1902年生理學或醫學獎獲得者、英國籍的羅斯(出生在印度)，他的獲獎成果也是在印度完成的。這不足百分之一的、看起來可算得上幾個特例的得主及其國家，也有相當的教育背景。印度是亞洲產生近、現代高等教育最早的國家之一，直至20世紀10年代后期，她的高等教育規模還與日本不相上下。1930年獲物理學獎的拉曼，出身于印度的馬德拉斯學院(拉曼的侄兒錢德拉塞卡亦然)。該校建于1857年，是印度歷史最悠久的3所大學之一，其建校之初就以倫敦大學為樣板的。而日本1877年才依照現代學制成立第一所大學——東京大學。故西方學者在亞洲最早做出的諾貝爾科學獎成果、亞洲人在亞洲最早做出的諾貝爾科學獎成果，以及亞洲人在亞洲做出諾貝爾科學獎成果后最早加入西方國家的3宗個案均出自印度，不僅僅是偶然。阿根廷創立高等學府的時間比美國還早。其中，孕育過5個諾貝爾獎獲得者(含2個和平獎)的阿根廷的最高學府——布宜諾斯艾利斯大學創建于1821年，比我國1898年成立的最早的大學——北京大學的前身——京師大學堂還早78年。由此可見，國家經濟發達與大學歷史悠久、著名是產生諾貝爾科學獎得主的充要條件。

2.諾貝爾科學獎得主中心的洲際轉移

二戰前，世界科學的中心在德國和歐洲，諾貝爾科學獎得主的主產地也在德國和歐洲。考慮到科學成果的承認和轉化都有個時間差，則我們以二戰結束的1945年為界，來分析諾貝爾科學獎得主中心的洲際轉移。1945年前，諾貝爾科學獎共產生141個得主。其中，德籍得主36人，占總數的25.5%；英籍得主26人，占總數的18.4%；美籍得主19人，僅占總數的13.5%。這充分說明，二戰前，世界科學和諾貝爾科學獎得主的中心在德國和歐洲。不過，上世紀初，世界教育和科學中心已經出現了美國取代德國和歐洲的趨勢。希特勒上臺后，納粹德國對猶太人及其同情者的迫害，造成了以猶太人為主的、以愛因斯坦為代表的德國、匈牙利、波蘭等國頂尖科學家向美國的逃亡和匯聚；二戰后東歐國家違背教育規律的舉措，又拖了整個歐洲科學進程的后腿，從而大大加速了美國科學中心地位的確立。如1946-2010年，諾貝爾科學獎共評選出404個得主。其中，美籍得主220.5個人，竟超過一半，占本期總數的54.6%，且發展勢頭至今未減。而同一時期的德國僅收獲30枚，只占總數的7.4%；排名已屈居英國之后了。這里，有必要說明：百年諾獎中，不管產生得主的國家怎樣此起彼伏，高產者總是在發達國家輪轉，橫向流動是其“主旋律”。

(三)中國是發展中國家貢獻諾貝爾科學獎得主最多的國家之一

1.誰誤解了趙紅洲的一個觀點？

英年早逝的趙紅洲先生對中國大陸為何不能獲得諾貝爾科學獎的研究，達到了那個時代可以達到的水平。其中，他的一個關于新興國家多少年內會有人獲諾貝爾獎的論述，至今仍廣為流傳。遺憾的是，人們誤解了趙紅洲的原意。

趙在他的《中國切莫忘了諾貝爾獎》一文中曾指出：“從歷史上看，新興的國家從建國到獲獎其孕育期都沒有超過50年……大量事實表明，任何一個國家，只要科研體制不存在嚴重缺陷，在同一個科學波動周期之內(大約35年)很可能會有人突破諾貝爾獎的‘智國’。中國并不乏科學精英，為什么大陸卻不能實現諾貝爾獎‘零’的突破？”。這里，除了最后一句的感嘆，作者清楚地表達了兩個意思：一是現已獲獎的新興國家的獲獎周期都在50年內；二是所有國家只要搞得不太糟，都有可能約在35年內獲獎。前者是陳述事實，后面是推理出正常情況下，任一國家在35年內 “很可能會”獲獎。趙的描述是否客觀在此不論。但他的推理是合乎邏輯的，因為結論是“可能”而不是“必然”。遺憾的是，不知是何人在何時、何地的何種媒體上把趙的觀點演繹成：“據統計，一般立國30多年便會有一個諾貝爾獎獲得者”。這就把原文已經見到的若干個案當成普遍的現象；把“可能性”變成了“必然性”。這既嚴重地誤解了原文，又背離了客觀事實。我們只要把當今產生過諾貝爾科學獎得主的29個國家與世界上的國家之和比較一下，就可知目前得過諾貝爾科學獎的國家還是極少數。更不要說，諾獎得主的國籍與做出諾獎成果的國家是兩碼事。

2.中國是發展中國家培養諾貝爾科學獎得主最多的國家之一

由上可知，獲諾貝爾科學獎的科學精英屬發展中國家的十分稀少，而獲獎成果在發展中國家問世的更少。且印度、阿根廷這兩個僅有的發展中國家，她們獲獎時的高等教育(指質量)在世界上的地位不太低。而更嚴峻的是，1950年以來，似乎沒有一宗諾貝爾科學獎成就是在發展中國家問世的——諾貝爾科學獎離發展中國家漸行漸遠。同時，另一個趨勢是，即使經濟發達國家培養的科學家，其獲獎成果也經常在更發達尤其是教育更強的大國做出的。如2010年評出的6個科學獎中的2個物理學獎得主——安德烈·海姆與康斯坦丁·諾沃肖洛夫，他們都出生在俄羅斯并在那里接受完整的教育。后海姆加入荷蘭藉，諾沃肖洛夫擁有英國/俄羅斯雙重國籍。但他們的獲獎工作都是在英國做的。另一個是化學獎獲得者日本的根岸榮一，他出生在中國長春，主要在日本接受教育，而在美國取得獲獎成果。

所以，根據發展中國家已收獲的諾貝爾獎的規律，以及世界教育強國、一流大學壟斷諾貝爾科學獎之事實，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要想摘取諾貝爾科學獎之桂冠，比較切實可行的路徑時：選拔優秀的學子去發達國家留學、取經。從中，大概還會出現以下三種情況：入籍發達國家并在那里獲獎；以中國人的身份在他國獲獎；學成歸國，并在中國獲獎。我們當然希望出現第三或第二種情形，但出現第一種情形也是相當難能可貴的，因為，我們與過來的民國教育相比，難堪的或者說落差首先在這里。

據初步統計，諾貝爾科學獎得主在發展中國家接受過比較完整(指大學本科及以上)的教育的僅20人左右。其中，南非4人；印度、阿根廷、中國各3人；巴基斯坦2人；羅馬尼亞、墨西哥、埃及各1人。與其他發展中國家不同的是，還有3個獲獎者在中國接受過高中及以上的教育。所以，我們完全可以說，中國曾是發展中國家中培養諾貝爾科學獎得主最多的國家之一?？蛇z憾的是，這些得主接受過的中國教育與1949年后的大陸無關。為了便利分析華人科學精英在國內接受教育的情況，我們擬增加幾個具有諾貝爾科學獎級的科學家，詳見表2。

表2華裔科學精英在中國接受教育等情況統計

姓 名 祖 籍 家庭背景 國內教育 時 間 備 注

Ⅰ Ⅱ Ⅲ

楊振寧 合 肥 書 香 研究生 1957 35 12

李政道 蘇 州 書 香* 大學程度 1957 31 11

丁肇中 日 照 書 香* 大學肄業 1976 40 20

李遠哲 新 竹 書 香 研究生 1986 50 24

朱棣文 太 倉 書 香* 家庭教育 1997 49 -

崔 琦 寶 豐 母系書香 高 中 1998 59 40

錢永健 杭 州 書 香* 家庭教育 2008 56 -

高 琨 金 山 書 香* 大學預科 2009 76 55

陳省身 嘉 興 書 香 研究生 1946 35 12 纖維叢理論

丘成桐 汕 頭 書 香 大 學 1983 34 14 菲爾茲獎

陶哲軒 香 港 知識分子 家庭教育 2006 31 - 菲爾茲獎

吳健雄 太 倉 書 香* 大 學 1957 45 21 β衰變實驗

錢學森 杭 州 書 香 大學 1954 43 19 工程控制論

說明：①接受的國內教育包括臺灣（丁肇中、李遠哲）和香港(崔琦、高琨、丘成桐)的教育。②時間欄的“Ⅰ”指獲得代表性成果時的年份；“Ⅱ”指獲得代表性成果時的年齡；“Ⅲ”指留學開始到獲得代表性成果時的年數。按：陳省身1934年去德國留學，1937回國，在清華大學任教，1943年赴美。③除了崔琦，均出身于書香和知識分子家庭(帶*的是父系、母系雙方均為書香家庭)，也基本上是中產者家庭，而錢學森、高琨算得上富豪之家了。按：崔琦的父親是農民，但其母親出自大戶人家，他的幾個舅舅是知識分子，仨姐姐也均為1949年前的大學生，故從母系的角度講，崔琦出身也是書香。④楊振寧、朱棣文、丘成桐的父親是教授，丁肇中的父母均是教授，李遠哲的父親是畫家。⑤有7人的祖籍屬清代科舉發達的州縣。

這13個世界一流的華裔科學家，有10人在國內接受過從高中到研究生的教育，可以說，他們中的多數人主要接受的是中華教育。然而，令人難以啟齒的是，他們所受的不是民國教育，就是此后的港、臺教育，沒有1個人在1949年后的大陸上過一天學！也沒有1個人從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門直接走向世界的！

(四)“真問題”的提出

首先聲明，本文“真問題”的提出，并不是說以前討論的是“假問題”，而是指目前討論中提出的問題都比較模糊，很難“對號入座”。迄今為止的提問可概括為“中國人為何不能獲得諾貝爾科學獎？”、“中國大陸本土何時出現諾貝爾科學獎獲得者？”兩類，這兩個提問既不能解釋以往，也難概括未來。如“中國人為何不能獲得諾貝爾科學獎？”，是指“國籍”還是指獲獎成果在國內做的？如果指前者，楊振寧、李政道就是“我國科學家第一次獲得諾貝爾獎金”者；若按后者取舍，則當今國內眾多的“諾貝爾科學獎的國籍統計”幾乎都要推倒重來。因為作為“零突破”的南非、巴基斯坦與埃及的得主的獲獎成果也都不是在本國完成的，而這種情況(包括“互換角色”)在發達國家更多。之于“中國大陸本土何時出現諾貝爾科學獎獲得者？”，答案至少有兩種：第一種情況是中國人在大陸做出諾獎成果，那當然算是。第二種情況是以中國人的身份在他國完成工作而獲獎，這算不算？按國際慣例，應算；而按“本土”衡量，則又確不準了。

此外，若今后中國海外的臺灣、香港、澳門人獲獎，而獲獎的形式又會重復上面幾種，則又如何去定位？他們接受的教育和工作經歷既可能與大陸有關，也可能無關，那么，怎樣反映中國的科教水平？

因此，本文不按“傳統”的方式提出問題。

由上可知，由于中華民國已培養出諾貝爾科學獎、沃爾夫數學獎得主等世界一流的科學家；1949年后的臺灣、香港也輸送和孕育了諾貝爾科學獎、菲爾茲獎得主等世界頂尖的科學家。

那么，擺在我們面前非常殘酷的現實是：大陸企盼的不僅僅是諾貝爾科學獎在本土“零”的突破，渴望的也不僅僅是菲爾茲獎等其他一流科研成果花落華夏，而首先期待的是世界一流的華人科學家曾在大陸接受過教育，哪怕是上過一天學——也是一種突破！

又由于，改革開放后在百萬留學大軍里、在不回來的數十萬文化精英中也出不了大師！也就是說，不僅“為什么我們的學?？偸桥囵B不出杰出人才？”，問題的嚴重性還在于——“為什么我們的人叫其他國家的學校去培養也是出不了杰出人才？”

因此，本文提出的問題是：新中國為何出不了諾貝爾自然科學獎級的科學家？這里有三層含義：第一，今后，只要在中國大陸出身的中國人，不論在中國是否接受教育，不管他（她）的今后國籍如何，只要能獲獎，都有中國的貢獻。第二，只要在中國大陸接受過大學本科及以上教育的中國人(含臺、港、澳)，不管他（她）今后的國籍如何？也不論何地工作而諾獎，都屬新中國培養的，是新中國的教育成就！第三，如果我們培養的人才能在大陸本土做出諾獎級的成果，那就可一舉超越了。

反之，若今后偶然出現由他國接受教育并取得成果，卻獲諾獎級的稱號前加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那么，這種獎項不能反映中國的水平。甚或，即使今后海外的臺灣、香港、澳門人，他（她）在本地接受教育，并因在本地工作而獲諾獎，那么，這種獎項也不能等同中國大陸的教育水平和科研成果。

二、中國近世出學術大家的規律

(一)對以往工作的回顧

本文在直面問題前，覺得仍有必要對以往的相關研究作一簡要的回顧。

較早提出中國人為何不能獲得諾貝爾科學獎問題的，是閻康年發表在《現代物理知識》1993年第2期上的《諾貝爾獎對中國人應該會有緣》一文。兩年后，趙紅洲的《中國切莫忘了諾貝爾獎》問世。此后，這一課題長盛不衰。總結十幾年來的研究論著，關于新中國為何出不了諾貝爾自然科學獎得主之探討的原因，大致可歸納如下。

1.文化影響——受包括思維形式、研究方法、價值取向、語言因素、官本位等在內的傳統文化的束縛；

2.經濟制約——經費投入不足，實驗設備不良，科學家收入不高；

3.時間因素——知識積累欠缺、工作時間不夠、科學家群體還未形成；

4.政治運動——思想改造、“反右”、“文革”等政治運動對教育、科學及知識分子的傷害；

5.教育原因——急功近利的理念和應試教育的苦果；

6.學術環境——學風浮躁，申請經費的潛規則和學術評價的不公平，人才流動、課題選擇、時間支配的不自由。

以上所舉，難免遺漏。但大的、主要的方面應已包攬。

下面，我們對上述六大問題，逐一分析。

首先，關于傳統文化。在對待傳統文化上，當今有一大悖論：一方面，我們把民族、甚至世界的未來寄托在中華文化的復興上?？闪硪环矫?，大家又異口同聲地把我們未獲諾貝爾科學獎等的原因，都歸結為傳統文化及其核心的實用主義，似乎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直接從傳統社會走過來的，完全忽略了當中還有一個中華民國。當然，如果民國政府沒有培養出諾貝爾自然科學獎獲得者等學術大師，把主要原因歸結為傳統也無妨。問題是，民國政府及其1949年后的臺灣和香港地區，不僅培養了楊振寧、李政道，而且培養了十來個“楊振寧”、“李政道”級別的科學家，那與傳統的負面因素還有多大、多直接的關系呢？顯然，是我們自己愧對前人，卻要把當代人的罪過叫祖先去承受，這是不科學、不負責任的，也是不道德的。

由于同樣的道理，第二、三方面的經濟制約和時間因素，也不是主要原因。

第四方面的政治運動，的確是很重要的原因。思想改造、“反右”、“文革”等政治運動，使知識分子斯文掃地，學術研究幾度停歇，對教育、科學及知識分子的傷害與摧殘，既是造成建國后前三十年諾獎沒有“零”的突破的重要原因，也是改革開放后鮮有出現世界級的科學領軍人物之不可推御的責任。但以往研究者討論的幾乎都是對“前三十年”的影響，對政治運動的后遺癥沒有多大考慮，更遑論提到理論的高度。對此的詳細分析，容筆者后面展開。

第五方面的教育原因。60年間，主政教育者有將近一半的時間是急功近利的，尤其是最近十余年。但另一半時間，特別是“文革”前幾年和粉碎“四人幫”后的十余年內，教育和學術還是比較踏實的。在這些區間，出一些重大成果也是可能的。如1965年，陳景潤完成了哥德巴赫猜想研究上具有里程碑式的論文——《表達偶數為一個素數及一個不超過兩個素數的乘積之和》（簡稱“1+2”），以及袁隆平的《水稻的雄性不孕性》(《科學通報》1966年第4期)，就是例子。至于應試教育，主要是近二十年的事。大家認為，當今中國學生的“高分低能”是相對于國外教育強國的“低分高能”而言，認為許多世界著名的科學家他們在學生時代的考試成績不這么樣。其實，這是一個很大的誤區。無論是諾貝爾科學獎得主還是中國現代科學家，他們中的多數人是從高分到高分，從名校到名校，是“高分高能”的代表。故我們不能把自己培養的人才的“低能”歸結為“高分”所致。如果我們不采取以考試為主選拔人才的方式，中國的社會將是怎樣一個生態？“文革”就是答案！問題是考什么？怎樣考？如在碩士生入學考試中，把靠死記硬背而得分的政治考試的權重，大致等同于一門專業主課，這種考試科學嗎？明知不科學，由于涉及到“至高無上”的“政治”，又有誰敢去碰“高壓線”——改變它呢？再如，公務員考試中把十幾年的寒窗凝聚的理論考，等同于幾分鐘、且有貓膩的面試，這合理嗎？許多優秀的寒門子弟，就是在“面試”中被“官二代”、“富二代”擠出局的。這種傷透民心、影響未來的事，上層知道的有幾許？抑或裝聾作??？由于考試設計的不科學，再把因此而造成的人才埋沒強加給考試，能走出“應試教育”的怪圈嗎？除了高考，其它公正的考試還存幾許的現實下，多數中小學生怎能不圍繞高考這根“指揮棒”轉呢？“應試教育”又怎能不從中學上溯到小學乃至幼兒園呢？

至于第六方面的學術環境，無疑也是成材的一大要素，但對此要作具體的分析。當代中國，學風浮躁空前，然這主要發生在最近十余年，加上“大躍進”和“文革”時代，也無非是近30年光景，未構成主體?！吧暾埥涃M的潛規則和學術評價的不公平”所經歷的過程更短，它的負面主要是今后而不是往昔?！叭瞬帕鲃印⒄n題選擇、時間支配的不自由”，其影響主要是“前三十年”。在“后三十年”，這種“不自由”在人文科學方面繼續有所存在，但對自然科學和自然科學家的影響不大，除非科學家主動去迎合。如熱衷于“文山會?！薄?/p>

綜上所述，目前的探討基本上不涉及本質；指出的問題在邏輯上均不周延，都不足以闡述中國大陸學者為何至今仍不能獲得諾貝爾科學獎的根本原因。

也許，還存一個模模糊糊、時隱時現，說不清、道不明的原因——體制。討論“體制”的客觀條件還不成熟，本文對此的態度一般是回避。但是，必須指出的是，即使放開討論，出不了大師與體制也無必然的關系。因為，一方面，蘇聯時期的科學研究也曾達到相當高的水準，若干領域世界領先。另一方面，也是更直接的是，改革開放已有三十多年，留學生走出國門也與此同步，且出去的又大多未歸。與體制有關的政治運動、學術環境、學術自由、人才流動、課題選擇、時間支配、官本位等因素，在他們身上似乎都不存在了；是否教授治校、民主管理、“自然人”還是“社會人”，也無關緊要了。但這些留學生或華裔在國外同樣沒有問鼎諾貝爾科學獎、菲爾茲獎。讓我們與“表2”中的民國、港臺培養的科學家對照一下，即使從“科學的春天”來臨后出去的一代留學生(不論他們是否回國)算起，也應該是成批獲獎的時候了，可我們仍顆粒無收。坊間盛傳的所謂中國人在國內“不這么樣”到了國外 “就這樣”了的說法，若特指學術大師而言，混淆了民國學人、港臺學人與1949年后的大陸學人的界限。事實上，大陸學人到了國外仍在“不這么樣”，至少還不能與頂尖的民國學人、港臺學人比肩。政治折騰后果的嚴重性就在這里。

然而，任何事物都是兩方面的。一個大國在一個甲子內的教育與世界頂尖的科學家毫無關系；培養的高端人才與推翻的前朝不屬同一檔次，這的確使人尷尬。然而，既然在同樣的土地上、在十分艱苦的條件下也曾孕育過一批一流的科學家，且這是一個“在歐美傳統主流之外，具有能與歐美一流同輩同行進行學術競爭實力的唯一群體” ，說明這個民族的智商不低；既然同根同脈、彈丸之地的港臺文化也能培養諾貝爾科學獎、菲爾茲獎得主，說明傳統文化、國民性格等負面因素，不該是我們前進的主要包袱。本文將從此切入，尋找答案。

(二)明清出學術大家的規律

詮釋出人才的原因，既簡單，又復雜。簡單地說，無非是主體(觀)與客體(觀)、內因與外因。筆者對我國宋以降，尤其是明清的專家學者研究中發現了兩個規律性的東西。一是明清的專家學者集中產生在教育(科舉)發達的地區，這就是客體、外因，即環境。而這種環境，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個縣級以上的科舉發達地區的形成，一般需要上百年以上的積累。一個地區在文化上升過程中，出的人才類型也有一定的順序。通常是科舉人才→仕宦人物(與之并列的是文學或書畫人才)→學者。幾乎沒有倒過來的。所以，一個地區從教育勃興到著名學者的產生往往需要幾百年的時間。如吉水之羅洪先、晉江之李贄、上海之徐光啟、余姚之黃宗羲、鄞縣之范斯同、昆山之顧炎武、桐城之方以智、侯官之林則徐、湘潭之王闿運、南海之康有為，莫不如此。另是明清學者一般產生在具有中產階層及以上經濟水平的仕宦、書香之家，或這類家庭的破落戶。一個貧寒之家出人頭地的經歷通常是：一代或幾代力農或經商致富→一代或幾代讀書→做官。此后，有的能富貴幾代，有的就迅即破落了，更多的是漸漸下行。“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基本如此。學者一般產生在前人已為他創造了條件的書香、富貴或破落之家，幾乎沒有其它家庭。在這里，家庭或家族相對于社會條件是內因，相對于學者本人來講，又成了外因。無數的案例表明，一個學者需要一個家庭或家族數代人的接力。這種接力，既是經濟的積累，更是文化的薪傳；既是先天、遺傳的，更是后天營造的，包括人脈的構建。在中國封建社會，一個赤貧之家的男孩，通過他本人的努力可以致富，也有可能成為軍事家、文學家、藝術家、政治家，甚或謀求霸業。唯獨很難成為學者尤其是著名的學者?！耙淮茈y成為學者”，是本人對中國歷史上的著名學者30年觀察的結論，也是提出和解決本課題的理論來源和史料支撐。

也就是說，中國封建社會后期的學者具體產生在哪些地區、哪一家庭不能預測，但集中產生在哪些地區、哪類家庭，既可以歸類，也基本上能預見(事實上，前面討論的13個世界一流的華裔科學家的籍貫與家世，與封建社會后期的學者仍無多大的變化)若打破了這些規律，學者難以產生。

(三)民國大師輩出的幾個條件

朱學勤先生曾感嘆：“1905年驟然廢除科舉……按照常理，1300年的教育體系被廢除，沒有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混亂，是難以過渡到現代教育體系的，但是民國時期做到了”。在“一代人的時間內，中國人在沿海地帶構建了一套全新的教育體系和科研體系，這是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跡”。也是民國大師輩出的前提。但是，這個教育奇跡的出現，也是有前提的；教育成功地轉化為人才，則是遵循了古今中外的成材規律。

1.廢科舉前，我國教育重心已完成了由農村和縣城向大中城市的轉移

受知識結構的制約，現代歐美的學者不管出生在何處？他接受的主要教育一般在城市(含市郊)，人才的主要活動地也在城市。因為著名的大學大多在那里。故把教育的重心扎在城市，是構建現代教育體系的一個硬件；把“讀書種子”吸引到城市，是其成為現代學者的重要一步。

傳統社會中國的文化、教育城鄉一體化，文化的重心在農村，教育與人才重鎮多在地方州縣。但以清雍正王朝遍建省級書院為標志的書院城市化運動，導致文教重心逐漸向大城市傾斜，至遲到19世紀下葉，教育的城鄉差距已經拉大，傳統學術精英或新型知識分子的造就幾乎都已離不開城市。即廢科舉前，我國教育重心已完成了由農村和縣城向大中城市尤其是沿海大城市的轉移。教育布局的空間結構與學生來源的社會結構（詳后）——可能引起社會動蕩的兩大因子基本上未變，這就為“構建了一套全新的教育體系和科研體系”創造了一個條件。也可以說，中國的現代教育在空間布局上一開始就與世界接軌了，這對一個經濟、文化落后而人口眾多、發展不平衡的大國來講尤顯得重要。

2.廢科舉后有產階層與書香之家的文化傳遞沒有中斷

廢科舉導致了中國傳統文化的斷裂。可近幾年，一些學者進而演繹出廢科舉造成了近代中國文化的斷裂，或曰“導致中國歷史上傳統文化資源與新時代的價值之間的最重大的一次文化斷裂”。前者模糊了“中國傳統文化”與“中國文化”的界限；后者則混淆了“之乎者也”與“聲光化電”的區別。“傳統文化資源”與“新時代的價值之間”本來就不那么關聯，它們之間何謂斷裂？辨析這些概念，并非做文字游戲。這涉及到對廢科舉必要性、及時性與和實踐結果的認識，也是影響到對20世紀中國教育開局的盱衡。

看一個國家或民族文化是否斷裂？我們認為主要觀察以下兩方面。第一，文化的內容與載體是枯渴了還是豐盛了？在某一坐標中，文化是發展了還是倒退了？第二，從事文化的人是少了還是多了，文化人的工作距離時代水平是近了還是遠了？事實證明，水到渠成的廢科舉，使中國的文化形式日益增多，課堂內容豐富多彩，西化的教育體系、科研體系、新聞出版體系等迅速構建，知識分子，無論數量還是層次都有較大的發展，不僅現代意義上的文史哲大師輩出，更重要的是一些自然科學家站到了世界的前沿。正如姚蜀平贊嘆的：“在中國人從世界科學舞臺銷聲匿跡了幾個世紀后，又重新以自己的勤奮與智慧換來的成就，向世界表明了中國人具有從事近代科學研究的能力”。如果不是廢科舉，這些成就是無法想象的。故廢科舉與其說中國文化的斷裂，不如說中國文化的轉型。要不是可恨的日本侵略者阻礙了中國現代化的進程，這次轉型的成效將更為突出。

廢科舉后中國文化之所以能成功轉型，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有產階層與書香之家的文化傳遞沒有中斷。20世紀上葉的中國，若用一個字來概括，這個字就是“亂”?？闪钊诵牢康氖?，盡管兵荒馬亂相繼，政權更迭頻繁，但與傳統中國一樣，文化界、教育界、學術界社會流動的“主旋律”依然是橫向流動；數千年進化、遺傳的“讀書種子”還主要通過家族或家庭的傳遞得以保留?？婆e結束后，第一代大規模接受新學的知識分子以科舉人物為主。正如桑兵所說，廢科舉后掀起的興新學的熱潮中，"學生由士人脫胎而來，小學以童生為主，中高等則生員居多"，又在秀才中挑選比較好的送出去留學。隨之而來的北洋政府，沒有把科舉時代過來的知識分子及其后人“這么樣”；南京政治也沒有跟舊時的和北洋時期成長的讀書人“過不去”，更沒有叫他們“斷子絕孫”?？梢杂^照，民國時期的讀書人，知識結構換了，謀生的職業變了，但文人來源的社會結構沒有變，書香之家的文化傳遞沒有中斷。如成名或活躍于20世紀上葉的國學大師如康有為、王國維、辜鴻銘、梁啟超、章太炎、蔡元培、胡適、魯迅、陳寅恪、顧頡剛、梁漱溟、錢穆、馮友蘭等基本上是書香后代，而無一來自無產者之家。正是一代一代地善待哪怕被暴力推翻了的“前朝”留下的文化人及其子女，才使華夏文化歷經千年而不至于中斷；也正是廢科舉后有產階層與書香之家的文化傳遞沒有中斷，使民國的精英文化大放異彩成為可能——“在學術思想界、文化教育界，產生了許多前所未有的代表人物和代表著作，呈現出空前繁榮的景象”。

3.民國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并未出現重大的失誤

教育的主舞臺搬到了城市，“讀書種子”留給了這個民族，接下來要看執政者如何管理教育了。

民國是一個內亂外患，戰事頻繁，經濟困難，民不聊生，腐敗不堪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印象中，民國政績不但乏善可陳，而且，在1949年后的相當長的時間內，“民國”一詞一度成為反動、腐朽、愚昧、落后的代名詞，甚或是“敏感詞”。

可不知從什么時候始，朝野發現，與當代中國鮮有大師形成極大反差的是，民國學人風流，群星閃爍；大家輩出，爭奇斗艷。民國教育已經與世界接軌，西南聯大辦成了世界準一流的大學。民國學術與高等教育的輝煌，雖不是本文解讀的重點，但它畢竟是共和國的前身，離我們最近。如果說，古今中外凡是好的、優秀的東西都值得我們學習，那么，民國成功的教育經驗，學人真正以民族崛起為己任的抱負與風骨也沒有理由排斥。民國時期，教育界似乎沒有說如何向世界接軌、也沒有向世界一流大學挑戰的底氣，更沒有把“改革”、“創新”等動聽的名詞掛在嘴邊，他們采取的基本上是“拿來主義”，從辦學體制（公/私立）到課程設置、從學校管理到聘師招生、從大學規模到發展速度，大都老老實實、死心塌地(胡適語)地向西方發達國家學習，并無別出心裁的東西和開創新局面的壯舉。即使有成績，恐怕也不善、不便抑或是不屑表達。蔣介石一再聲稱他的辦學是失敗的，即使在他敗退臺灣時期，還在反復“檢討所得的結果，認為我們最大的失敗就是教育與文化”（按：盡管這里的“教育”不僅指純教育，但蔣的反思是真心的，誠如熊明安所說“蔣介石對其統治時期教育失敗的分析中，指出了教育的種種弊端，還是比較中肯的”）。民國教育普通、常規、平淡的很。要不是當代中國出了個“錢學森之問？”，沒有多少人會對民國教育回眸。但正因為拿來、老實、普通、常規、平淡，使民國教育尤其是在高等教育決策上并未出現重大的失誤，避免了大的挫折。這就夠了。因為教育有一大特征：好的決策需要執行的連續性來保障，實施過程中存在不確定因素，教學效果也并不能立竿見影。如抗戰時期，國民政府的“戰時應作平時看”的教育方針是非常有遠見的，但且不說這種方針是否在以后得到了延續，就是其示范性成果——西南聯大的辦學成效，主要也是在新中國及50年代后的海外學人身上顯示出來的。而壞的決策和舉措倒可立竿見影，且影響深遠。如“文革”初期停止高校招生的決定，同年夏天那場學生對教師打倒在地、又踏上一腳的鬧劇，使中國高校旋即癱瘓，且后遺癥至今未愈。故我們認為，在教育中排除錯誤的決策遠比做出正確的決策來得重要。當然，“錯誤”與“正確”有時是視角轉換而已。如抗戰時期選擇“戰時應作平時看”的正確決策，也可以說，排除了將各級學校辦成“戰時短期訓練班”的錯誤主張。

民國政府對教育的無為而治，執政黨及其教育部長們拿教授沒轍，恰恰促使了民國高等教育按部就班地進行，因而取得了比較豐碩的回報。而此絕非偶然成功的特例。初覽20世紀，尤其是二戰后的世界高等教育發展史，凡是搞得比較好的國家，一般都是循序漸進的而不是相反。

站在教育與成材的角度，當代中國出不了大師與民國大師輩出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它們之間的不同之處很多，但根本的區別是前面揭示的兩點：民國時代保持了清季留下來的“讀書種子”的自然延續；民國政府在教育決策上沒有犯重大的、低級的、常識性錯誤。而1949年后的大陸正好相反：對被推翻的統治階級和有產階層及其后代在文化教育上采取歧視的、剝奪的、甚至 “斷子絕孫”的政策，這等于篩掉了本國、本民族中最優秀的學術種子，勢必會造成學術天才的斷層；在教育決策上屢犯重大的、低級的、常識性錯誤（詳后）。且這些決策是政府行為而非教育工作者所能左右的，故責任在執政者。

*本文實際討論的是新中國為何難出學術大師？考慮到當今大師滿天飛，為了不混淆此大師與彼大師，就用這標題。我覺得，諾貝爾科學獎的存在對中國來說最大的意義之一，就是讓我們不得不去反思。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