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里莫、古道爾與邵然：三種命運，一種追問

當埃萊娜·格里莫的指尖落在巴赫《恰空舞曲》的琴鍵上，低音區的厚重琴音里，總摻著一絲若有若無的野性——那是紐約郊外林地的晨霧氣息，是母狼阿拉瓦的鼻尖蹭過她手背時，帶著草木清香的溫度。

1991年的那個深秋，她剛結束一場爆滿的獨奏會，卻驅車三小時趕到動物救助站。當時才22歲的格里莫，與野外的一只母狼邂逅，在好奇心驅使下，格里莫大膽地迎了上去。

她伸出雙手與野狼無拘無束地親近，由此開始了一段女人與野狼的傳奇經歷。

彼時阿拉瓦剛從偷獵者的捕獸夾中獲救，左前爪還纏著繃帶，見到人就縮在鐵籠角落，喉嚨里發出低沉的嗚咽。格里莫沒敢靠近，只是從琴盒里取出迷你鍵盤，坐在籠外輕輕彈奏。

當第一個C大調琶音響起時，原本焦躁的阿拉瓦突然靜了下來，琥珀色的眼睛慢慢抬起來，與她的目光撞個正著。那一瞬間，格里莫忽然想起童年時被同學堵在走廊里叫“怪胎”的午后——同樣的孤獨，同樣的渴望被理解，在跨越物種的對視里，找到了共鳴。

她在自傳中寫道：“音樂改變了我的信仰，母狼解放了我的野性。”因為母狼，她還愛上了“行者”的生活，四處游走，遍嘗世間的風土人情，并且將這些感受寄于文字。

她說：“我格外享受探索未知世界的期待感，好奇是我的本性。”

而在半個世紀前的非洲大陸，1960年7月的坦桑尼亞貢貝河保護區，26歲的珍·古道爾正裹著沾滿露水的帆布帳篷，在一棵猴面包樹下啃干硬的餅干。連續三周，她每天天不亮就鉆進叢林，躲在藤蔓后面觀察黑猩猩，可那些毛茸茸的生靈總在她靠近前就消失在密林中。

直到某個清晨，晨霧還沒散盡，一頭背上沾著白霜的黑猩猩突然停在不遠處的白蟻丘旁——是她后來命名為“灰胡子大衛”的年長雄性。她屏住呼吸，看著大衛折下一根長草，用指腹小心翼翼剝去葉子，再將光禿禿的草莖插進白蟻洞。幾秒鐘后，它緩緩抽出草莖，舌尖輕巧地舔食著上面的白蟻。

這是人類第一次親眼見證黑猩猩使用工具，那個被學界奉為圭臬的“人類獨能造工具”的定論，在這一刻碎成了林間的晨霧。她后來在日記里寫：“那一刻我忽然明白，我們與它們之間，從來沒有一道不可逾越的墻。”

在中國南方某海洋館的后臺，2012年的某個冬夜，邵然正蹲在池邊，給白鯨蘇菲喂最后一條多春魚。水溫低得刺骨，她的潛水服袖口還在滴水，蘇菲卻用吻部輕輕蹭著她的手背，像在撒嬌。那時的她，是海洋館里最耀眼的“華南第一女訓鯨師”，廣告海報上，她站在蘇菲光滑的背上，笑容燦爛得能驅散寒冬。

可只有她知道，每次表演前，為了讓蘇菲保持“活躍”，同事會往池子里加少量興奮劑；為了練會“頂球接圈”，蘇菲曾連續三天沒吃飽飯，尾鰭上磨出的血泡在水里泛著淡紅色。

她不是沒懷疑過，直到2013年那個下午——那天她剛結束訓練，準備下班，里氏海豚花花突然沖過來，用身體反復撞她的腿。平時總是怯生生的花花，那天格外執著，甚至試圖把她往池中心拖。

邵然不耐煩地推開它：“別鬧了，我明天再陪你玩。”她沒看到，花花在她轉身時，尾鰭無力地拍了拍水面，眼里的光一點點暗下去。

第二天清晨，她剛進館就聞到刺鼻的消毒水味，同事指著池子中央：“花花沉底了，救上來時已經沒氣了。”她跳進水里，摸到花花冰冷的身體時，眼淚奔騰。

獸醫后來告訴她，花花是自己關閉了呼吸系統——鯨豚類動物的自殺，從來都是絕望到極致的選擇。

格里莫的人生，似乎總在與 “規訓”對抗。童年時，她因多動癥和強迫癥被老師要求坐在教室最后一排，課桌下永遠藏著一本畫滿琴鍵的筆記本。

11歲那年，鄰居家的鋼琴讓她第一次感受到“被接納”——指尖按下琴鍵的瞬間，那些混亂的思緒突然變得清晰，“就像有人在我腦子里鋪了一條干凈的路”。

13歲，被破格錄取巴黎音樂學院時，她帶著一箱子巴赫樂譜，卻在第一堂專業課上就與老師爭執。老師讓她按照“標準分句”彈莫扎特，她卻固執地加重某個音符：“B大調應該是深海的藍色，這里要慢一點，像水流過石頭。”

15歲錄制拉赫瑪尼諾夫專輯時，制作人嫌她的演奏“太情緒化”，要求刪掉“多余的顫音”，她直接抱著母帶摔門而去，輾轉找到一家獨立唱片公司。專輯發行后，她在法國年度唱片獎的領獎臺上說：“音樂不是數學題，不需要標準答案。”

可就在事業如日中天時，她卻突然減少了商業演出 ——為了給阿拉瓦建一個真正的家。她用演出收入在紐約州買下一片林地，建起了“狼群保護中心”。有人勸她：“你是國際著名鋼琴家，不該把時間浪費在狼身上。”她卻笑著帶對方去看阿拉瓦：那頭曾經膽怯的母狼，此刻正帶著幼崽在草地上奔跑，陽光灑在它們的皮毛上，像鍍了一層金。

格里莫說：“你看，鋼琴給了我靈魂的自由，而它們，讓我懂得自由的真正意義——不是獨自閃耀，而是讓每個生命都能活成自己的樣子。”

古道爾的堅持，始于童年時母親種下的一顆種子。 1934年，5歲的她為了觀察小雞下蛋，躲在雞舍里整整四個小時。昏暗的雞舍里，稻草的氣味混著陽光的味道，她盯著母雞的翅膀，看著它一次次輕輕抖動，直到一個溫熱的雞蛋落在草堆里。

當母親萬妮找到她時，她的襪子沾滿泥土，卻舉著雞蛋跑出來，聲音里滿是興奮： “媽媽，小雞下蛋時會害怕嗎？它的腿在發抖。”萬妮沒有責罵，反而蹲下來，幫她擦掉臉上的泥：“你能注意到它的害怕，說明你比別人更懂生命。”

后來，母親送給她一本《杜立德醫生的故事》，書里那個能與動物對話的醫生，讓她許下心愿：“我要去非洲，和動物做朋友。”

這個心愿，她用了 23年才實現。1957年抵達肯尼亞后，她因沒有大學文憑，只能在古人類學家路易斯·利基的辦公室做秘書。每天下班后，她都會去野外觀察猴子，把看到的一切記在筆記本上——猴子如何互相梳理毛發，如何教幼崽爬樹，甚至如何為了一顆果實爭執。利基被她的執著打動，給了她去貢貝的機會。

初到貢貝時，她住的帳篷漏雨，晚上常被豹子的叫聲驚醒，卻從未想過放棄。直到 “灰胡子大衛”放下戒備，直到她能叫出每一頭黑猩猩的名字，直到她記錄下黑猩猩群體的“四年戰爭”——那些曾經被認為“溫和”的生靈，也會為了領地廝殺，卻在同伴受傷時，主動舔舐傷口。

這些發現，讓她在劍橋大學攻讀博士時，一次次與學界爭論： “我們不能用人類的標準評判動物，它們有自己的情感和社會，這就夠了。”晚年的她，聽力漸漸下降，卻仍每年奔波300天。

2024年底，90歲的她來到中國，在一所小學里，她握著一個孩子的手，努力湊近耳朵聽：“奶奶，黑猩猩會想媽媽嗎？”她笑著點頭，眼里泛起淚光：“會的，它們和我們一樣，都愛自己的家人。”

邵然的救贖，是從直面自己的 “罪”開始的。花花死后，她開始偷偷調查鯨豚的來源——那些海洋館里的“明星”，大多是被漁民從大海里捕獲的幼崽。她在一份走私記錄里看到：為了抓一頭幼年白鯨，漁民會用炸藥炸魚群，每抓一頭活的，背后至少有七頭鯨豚死亡。

而那些被抓來的幼崽，大多活不過第一年 ——有的因為思念家人絕食，有的因為環境不適生病。她開始嘗試改變：給海洋館提建議，希望降低表演難度，給鯨豚更多的活動空間，卻被領導罵“多管閑事”；看到同事用目標棒打海獅，她沖上去阻攔，卻被反諷“假慈悲”。

2015年的那場表演，成了壓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那天她和蘇菲表演“水下共舞”，剛下水，蘇菲突然咬住她的腳，瘋狂地把她往水下拽。她嗆了好幾口水，意識漸漸模糊時，卻感覺到蘇菲的動作突然變輕——那頭曾經被她訓練過無數次的白鯨，用額隆輕輕頂著她的身體，慢慢把她送上岸。

她趴在池邊喘氣時，看到蘇菲在水里打轉，半睜的眼睛里流出透明的分泌物——有人說那是鯨豚的眼淚，也有人說只是生理現象，可邵然知道，那是蘇菲的求救。

表演結束后，觀眾的掌聲像潮水一樣涌來，她卻突然對著話筒說：“對不起。”聲音不大，卻讓全場安靜下來。

2016年，她毅然決然地離開了海洋館，成立“然愛同聲”社群。最初的日子很艱難：沒有收入，靠積蓄維持；被海洋館威脅“敢說出去就讓你在行業里混不下去”；去學校演講時，有家長質疑她“耽誤孩子學習”。可當她看到一個孩子聽完故事后，說“以后再也不去海洋館了”，她就覺得這樣做很值得。

2023年，她接到海洋館的電話：蘇菲死了，只活了20多歲——野生白鯨能活80年。她在微博上寫下：“回家吧，蘇菲，那里有海風，有你的家人，沒有水泥池。”

如今，格里莫的最新專輯《給克拉拉》里，藏著一段狼嚎的采樣 ——那是阿拉瓦的孩子在林間的叫聲。她在演奏會的返場環節，總會彈一首自己改編的《狼之歌》，琴音與狼嚎交織時，臺下總有觀眾落淚。

古道爾雖然已經離世，卻留下了遍布 130多個國家的“根與芽”小組——中國的孩子們在校園里種下樹苗，觀察小鳥筑巢，把古道爾的故事講給爸爸媽媽聽。

如今邵然仍在各地演講，她的包里永遠裝著一張花花的照片，照片里的海豚睜著圓圓的眼睛，像在期待什么。

這三位女性，從未想過成為 “英雄”。格里莫只是想讓狼擁有自由，古道爾只是想聽懂黑猩猩的語言，邵然只是想彌補曾經的過錯。可正是這些“小小的愿望”，讓她們 成了 生命的守護者。

她們的故事告訴我們：尊重生命從來不是一句口號，而是看到花花絕望時的伸手，是聽到阿拉瓦嗚咽時的彈奏，是蹲在白蟻丘旁等待大衛的耐心。

當格里莫的琴音再次響起，當古道爾的筆記被一遍遍翻閱，當邵然的聲音傳到更多的校園，我們終于明白：人類與自然，從來不是征服與被征服的關系，而是彼此依偎的同伴。

那些跨越物種的溫柔，那些對抗不公的勇氣，那些永不放棄的堅持，終將化作生命的回響，在地球的每一個角落，輕輕蕩漾。

No.6572 原創首發文章｜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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