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育外賣，這盤“新菜”怎么吃？

文/馮玲玲

只需輕點屏幕定下時間地點，專業教練便會攜帶器械上門提供定制化的訓練服務。

近期，一種名為“體育外賣”的新型服務形式逐漸走紅。這種“時間地點靈活、器械計劃定制”的創新模式，正成為體育消費市場的新興力量。“體育外賣”因何走紅？這盤“新菜”該如何吃好？

破解傳統培訓痛點

周六上午9點，家住南京的李美琪打開手機APP，下單了一節1對1的兒童輪滑課。半小時后，持有專業證書的教練戴著護具、輪滑鞋等裝備，準時抵達小區廣場。

“之前帶孩子去線下機構學輪滑，單程要40多分鐘，趕上堵車更麻煩。現在教練上門，在小區廣場就能上課，省了不少時間。”李美琪感慨。

工信部信息通信經濟專家委員會委員盤和林表示，當前體育培訓需求呈現雙向增長，家長重視子女運動習慣培養，成年人因健康、減壓以及技能提升產生消費需求。同時，市場競爭加劇促使體育培訓行業創新升級，這些都為“體育外賣”發展提供了基礎條件。

“與傳統體育培訓相比，這種新模式打破了時間與地域的束縛，解決了個性化需求的痛點，從而激活了龐大的潛在消費群體。”盤和林說。

如今，“體育外賣”正在各地由零星嘗試轉向遍地開花，發展前景廣闊。僅從青少年體育培訓需求情況，即可看出“體育外賣”市場潛力之大。

由宇博智業發布的《2024—2029年中國體育培訓行業市場深度研究與戰略咨詢分析報告》指出，現階段青少年體育培訓潛在人口規模達1.3億人，該群體體育消費潛在市場規模約2350億元，屬于高成長性行業。

在此背景下，“體育外賣”市場增長態勢明顯。據媒體報道，今年暑期南京多家提供“上門送課”的體育機構訂單量同比翻一倍，教練日均授課可達4節。

新興業態藏“暗礁”

在靈活與便捷的表象之下，缺乏標準與監管等隱患，也讓這個新興業態面臨信任考驗。

在江蘇淮安，一位家長通過某二手交易平臺為孩子找了一名教練學跳繩。在第三次課時，家長發現教練連基礎的發力技巧都無法清晰講解。事后家長投訴至平臺并要求退課，但問題遲遲未能解決。

“‘體育外賣’目前沒有統一的服務標準，服務質量參差不齊是最突出的短板。”黑龍江孟繁旭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孟廣遠說，一些教練僅持基礎健身證或未經專業培訓即上崗，甚至出現非體育專業學生冒充教練的情況。

什么樣的人能從事“體育外賣”行業？

國家體育總局發布的《課外體育培訓行為規范》明確，體育培訓人員應具有相應資質，至少持有以下一種證書：體育教練員職稱證書、社會體育指導員職業資格證書、全國性單項體育協會頒發的體育技能等級證書、體育教師資格證書等。

比資質問題更令人擔憂的是安全隱患。孟廣遠指出，“體育外賣”課程多在小區廣場、公園等非專業場地開展，環境復雜，潛藏安全風險。教練自帶的器材質量參差不齊，一旦發生運動損傷，責任難以界定。

更深層次的挑戰在于監管缺位。孟廣遠分析，“體育外賣”橫跨了實物配送、專業培訓與場地運營等多個領域，形成了監管交叉地帶，而現有監管主要以線下場館為核心，對上門服務的跨界監管存在空白。

體育外賣如何規范發展？

面對“體育外賣”這一新興業態，如何引導其規范發展，成為業內關注的焦點。

要守好準入與監管的防線，這是首要任務。孟廣遠建議，通過體育、市監等部門聯合出臺專項條例，明確教練資質、器材安全與場地要求，構建起針對性的監管框架。

要應壓實平臺主體責任。“平臺不能只做信息中介，而要承擔起相應的安全保障義務。”盤和林強調，平臺要嚴格審核教練資質，建立服務全過程記錄機制和高效的糾紛處理通道。

要強化行業自律，這點至關重要。孟廣遠進一步建議，可由行業協會牽頭制定服務公約，建立教練服務評級與黑名單制度，形成行業內部的凈化機制。

引入商業保險機制也被視為分散風險的有效手段。目前已有保險公司開始研發針對上門體育服務的專屬責任險。

“體育外賣”的走紅折射出中國體育消費市場的多元化需求。如何在創新與規范之間找到平衡，讓這個新興業態惠及更多消費者，仍需平臺、監管部門和消費者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