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老城地名文化景觀時空演變分析——以交通類地名為例

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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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北京地名受到歷史時期政治因素、經濟風貌、自然風物等的影響，形成了種類豐富且獨具特色的文化資源。北京老城是地名文化資源的高度集聚區，論文首先結合北京城市發展的不同階段，以具有代表性的交通類地名為例，選取1949、1965、1990、2005及2024年5個關鍵時點，對地名進行統計，明確了數量變化。其次，運用GIS核密度估計法，對1949、1965、1990、2024年4個時點的地名核密度進行可視化展示，一定程度上展現了城市更新進程中北京老城地名文化景觀的變化；進一步通過對地名主要用字的歸納和分類，選擇經濟風貌類、生活元素類、政治軍事類、美好寓意類、宗教信仰類5類地名的核密度演變進行展示與分析。結果顯示：北京老城交通地名文化景觀的分布呈現出明顯的時空差異，為理解不同歷史時期北京城市的布局和功能提供了重要線索；不同類別的地名文化景觀在城市空間中的分布格局及演變規律各具特色，存在明顯差異，這些差異不僅反映了城市發展的動態過程，還揭示了社會、經濟與文化的多重變遷。通過系統梳理北京老城交通類地名的時空演變軌跡，不僅為揭示城市歷史空間形態演變規律提供了微觀視角，同時構建了地名文化景觀與城市發展互動的解析框架，凸顯了地名文化景觀作為“活態城市檔案”在文化遺產傳承和空間治理中的雙重價值。

關鍵詞：地名景觀；空間分布；核密度估計；北京老城；交通類

北京自秦代便是軍事要地，隋唐時期已是重要的商業都會和交通中心。自金建中都（1153年）成為首都，一直到現在，北京始終是一個開放包容的大都市。在歷史的風起云涌中，北京這座城，有帝王朝代的更迭，有風流雅士的閑趣，有商賈走卒的遷徙，有尋常百姓的生計，而這一切在地名中都有所體現。地名不僅是關鍵的空間坐標，也是重要的歷史文化風景線，是中國優秀文化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們以獨特的方式講述著歷史的故事，連接著過去與現在，讓城市的文化脈絡得以延續。北京老城作為古都北京的核心區域，集中分布著北京的傳統地名，是研究北京地名文化遺產的寶貴資源庫。隨著城市發展，城市實體空間的變化致使許多歷史地名消失或被更改，而隨著文化遺產保護意識的提高，人們開始深刻認識到地名的保護價值及其所承載的重要意義。2021年3月1日《北京歷史文化名城保護條例》正式實施，明確規定“傳統胡同、歷史街巷和傳統地名均屬于北京歷史文化名城的保護對象”。2024年12月《北京歷史文化遺產保護傳承體系規劃（2023—2035）》正式公布，明確將“傳統胡同、歷史街巷和傳統地名”納入北京遺產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并提出需從“加強地名文化遺產的傳承與管理”等方面著手，加大保護力度。保護和傳承這些地名文化，對于維護北京的歷史風貌、促進文化多樣性和增強民族文化自信具有重要意義。北京老城交通類地名文化景觀作為城市空間布局和交通網絡的主要組成部分，不僅反映了北京老城的歷史變遷和社會經濟發展狀況，還蘊含著豐富的文化記憶。對其時空演變進行研究，是對老城空間格局和歷史肌理的探尋，有助于深刻理解地名與地理環境、人文歷史之間的緊密關聯，揭示城市文化的連續性與變遷規律，進而為保護和傳承文化多樣性提供科學依據和實踐指導。

1 相關研究進展與述評

地名研究和保護在全球范圍內日益受到關注，1967年首屆聯合國地名標準化會議的召開標志著這一領域的正式起步，此后每5年舉辦一次，成為推動地名標準化進程、守護地名文化遺產以及促進國際交流合作的重要平臺。各國學者從不同視角對地名進行研究，不斷為該領域引入新的觀點和思考方式。2000年奈塔利·卡德蒙（Naftali Kadmon）基于在聯合國地名專家組以及聯合國地名標準化會議25年的工作經歷出版了《地名學：地名的知識、規律和語言》一書，從歷史、文化、語言、法律等多個維度探討了地名學的內涵，分析了地名如何反映地域歷史、社會變遷和語言演化的規律，并討論了地名標準化的國際法規與實踐。2004年時任聯合國地名專家組主席海倫·克富特（Helen Kerfoot）全面探討了聯合國范圍內地名學的問題，包括地名的重要性、地名學的動態性、國際標準化進程、多語言環境下的地名使用等。2008年俄羅斯地理學者季庫諾夫（V.S.Tikunov）等研究了信息系統在地名學中的應用，強調了地名在整合地理空間信息、支持決策及促進交流方面的關鍵作用。2011年毛漢英在“世界地理研究回顧與展望：建所70周年世界地理研究成果與發展前景”一文中指出，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著名地名學家劉伉相繼出版的《地名學論稿》《地名學研究文集》《世界地名與民俗漫談》《環球地名初探》等系列著作，極大地豐富了地名學的研究內涵，拓寬了研究視野，為世界地理學科的發展注入了活力與貢獻。2012年奧地利學者彼得·喬丹（Peter Jordan）從文化地理學視角闡釋了地名反映自然特性、塑造文化景觀、支持身份認同的作用，強調地名不僅是地理標識，也是文化記憶和社會關系的重要組成部分。2015年南非學者詹金斯（E.R.Jenkins）從語言學角度，對南非2000—2014年間的注冊地名進行分析，揭示了地名與社會文化、政治發展的緊密聯系。2019年阿根廷學者構建了“地名與記憶”指標體系，旨在推進地名在文化遺產保護與可持續利用中的作用。2020年有研究指出，地名是權力結構的象征，提醒關注地名背后的歷史與文化內涵。2024年有學者針對加拿大北極地區土著地名的問題提出了創新性的解決方案，體現了地名學研究對于促進文化多樣性和社區發展的積極作用。2024年郭舒等以沈陽市為例，從符號學視角討論地名文化融入旅游的意義，推動了地名旅游研究的發展。近幾年，中國學者紀小美等、馬仁峰等、張治弘等、周亞等、Shi等、趙思文等、利用GIS技術，分別深入剖析了南京城市街巷地名、長三角地區地名、太行山鄉村地名、通州運河聚落地名、湖南沅水流域地名、海南島黎語村落地名的空間分布及演變規律，為地名文化景觀研究和保護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論支持。

現代關于北京地區地名的研究，早期作品為多田貞一的《北京地名志》和竹中憲一的《北京歷史漫步》，以細膩的筆觸描繪了北京地名的歷史風貌和文化內涵，為后人的研究奠定了基礎。侯仁之主編的《北京歷史地圖集》和《北京城市歷史地理》等著作，不僅詳細闡述了北京地名的發展演變，還考證論述了北京城的起源與變遷，為溯源北京地名提供了重要的資料。段柄仁主編的《北京胡同志》和王彬等主編的《北京地名典》收錄了當時北京老城區的全部街巷地名，并輯錄了部分近遠郊區縣的鄉鎮所轄地名，地理信息翔實，歷史文化信息豐富。張清常所著《胡同及其他》和楊建國所著《文化語言學視域下的北京地名研究》從語言學角度討論了北京街巷地名的特征，記錄了地名變遷中的語言問題。尹鈞科等所著《北京地名研究》和孫冬所著《北京地名發展史》從多個層面對北京地名進行研究，展現了北京地名文化的多樣性和復雜性。羅桂林從歷史的角度，探討了民國時期北京街巷地名的演變過程及其背后的政治因素。

隨著北京城市的快速擴張和更新，大量具有歷史意義和文化價值的地名消失，其承載的文化脈絡也受到沖擊，這引發了學者們對地名文化遺產保護和研究的關注。2006年趙世瑜等較早從遺產學角度提出保護北京地名，闡述了地名文化遺產保護的意義。2007年，周尚意等提出城市實體空間的變化不應必然導致傳統地名的消失，應當根據變化的程度采取不同的地名保護措施。2011年，岳升陽等提出通過建立評價體系對地名進行評價和分級保護，并對北京西城區的地名進行了評定分級。2021—2022年，朱永杰等圍繞地名文化遺產保護，從遺產價值挖掘、管理機制改革、監管方式創新等方面提出了保護對策。2023年，孫冬虎以京杭運河沿線地名為研究對象，探討了地名的形成過程及其背后的文化、歷史和地理意義，揭示了京杭運河沿線地名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重要價值及保護意義。

綜上所述，地名研究呈現多維度交叉的特點，既有語言學、歷史學、地理學、社會學的深度挖掘，亦融入現代技術與管理學的創新應用。這些研究不僅深化了對北京地名文化的理解，還為地名文化保護提供了有力的理論基礎和實踐指導。自1949年以來，隨著北京城市功能的轉變和現代化建設，北京老城地名數量減少的問題引起廣泛關注，地名文化景觀經歷了巨大的變遷。然而遺憾的是，目前針對北京老城地名的研究多停留在靜態的文字描述層面，缺乏對地名空間分布的動態變化分析和可視化呈現。為了填補這一空白，本文以交通類地名為例，結合北京城市發展的關鍵時點，利用核密度分析法，展示北京老城地名文化景觀的變遷，并探討這些變化背后的社會文化含義。

2 數據來源與研究方法

2.1 研究區概況

研究區為北京老城，即明清時期北京城護城河及其遺址（含護城河及其遺址）以內的區域，涵蓋東城區和西城區的大部分區域，屬于北京市的核心區域。現代交通規劃上，北京老城是北京二環道路以內的區域，總體呈“凸”字形，面積62.5km2。北京老城自元代起作為全國的政治中心，歷經明、清兩代的發展，形成了嚴謹規整、東西對稱的城市布局，中軸線貫穿南北，長安街橫貫東西，展現出高度的秩序感與和諧美。規整的城市布局下，宮城、皇城、內城、外城層次分明，不僅孕育了富含皇家韻味的諸多地名，也保留了充滿生活氣息的街巷名稱，共同織就了北京老城豐富多彩、底蘊深厚的地名文化資源。民國時期，北京老城雖經歷了一定程度的社會變革與城市發展，出現了一些新的建筑和街區，但地名資源仍然大體保持明清時期特色。1949年以來，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北京經歷了快速而深遠的城市化進程，隨著大規模的城市建設與更新，新地名不斷出現，大量傳統地名伴隨城市發展而消失。北京老城地名的變遷，不僅映射出北京城市空間的擴展與功能的演變，也深層次地反映了社會結構、經濟形態乃至文化觀念的變化。

2.2 交通類地名的地位與代表性

交通類地名在北京地名資源中具有基礎性、動態性與文化傳承性的三重價值。

（1）基礎性。首先，交通類地名是北京城市空間結構的重要標識，直接關聯城市交通網絡，是空間組織的基礎單元，也是北京老城地名體系中數量最龐大、分布最密集的類型。其次，元大都規劃確立了“大街—街—胡同”三級道路體系，胡同作為居住區的基本單元，構成了城市肌理的基本骨架。

（2）動態性。首先，交通類地名隨城市功能調整而不斷更新，地名的形成、更迭和保留過程反映了城市交通格局的變遷。其次，交通類地名往往歷史悠久，許多地名歷經朝代更迭得以保留或進行雅化更名，比自然實體、名勝古跡、居民點等地名具有更豐富的歷史層積特征。

（3）文化傳承性。交通類地名往往與特定的歷史事件、人物、社會活動、文化觀念等相關聯，這些地名不僅是空間標識，也是思想觀念、居民生活、經濟活動、文化記憶等的載體，承載了豐富的歷史記憶和社會價值。

總之，北京老城交通類地名是老城地名體系中數量最龐大、分布最密集的類型，其發展變化映射了城市形態擴展與功能轉型，承載了社會文化、政治經濟及民族融合等多維度歷史記憶。

2.3 數據選擇與來源

1949年以來，北京進行了一系列的城市規劃和建設活動。1965年北京地名改造，大量胡同合并，地名數量出現第一次驟降。這個時期除了地名數量的變化，地名名稱上也有較大變動，許多地名經歷了雅化處理或直接改名。1978年改革開放后，北京老城迎來前所未有的快速發展階段。這一時期，為了適應城市現代化的需求，提升城市功能和形象，北京老城開展了大規模的城市更新與改造活動。這些活動涉及大量拆遷、重建，及基礎設施的升級和完善。改造過程中，伴隨著地名的大量消失。至2004年編制《北京城市總體規劃（2004年—2020年）》，城市發展思路開始轉變，從大規模的拆除重建逐漸轉變為以保護、修繕和更新為主。2017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對《北京城市總體規劃（2016年—2035年）》的批復中明確指出“老城不能再拆”，此后北京老城風貌得到有效保護，地名數量基本無變化。圖1為北京城市發展階段與地名密度變化關系示意圖。

基于以上發展階段，下文選取1949、1965、1990、2005、2024年共5個時段的北京老城交通地名作為研究樣本。其中1949年地名數據以《北京胡同志》所載地名為藍本，統計得到地名數量為3064個。1965年地名數據綜合《北京胡同志》、《北京地名典》記載的1965年地名整頓記錄，統計出合并及改名的地名，最終得出地名及其數量為2674個。1990年地名數據以《北京市東城區地名志》、《北京市西城區地名志》、《北京市崇文區地名志》、《北京市宣武區地名志》所載地名為標準，統計得到地名數量共2317個。2005年地名數據綜合《北京胡同志》、《北京地名典》記載的20世紀90年代至2004年地名拆除情況，統計得到地名數量為1815個。2024年地名采用高德地圖API（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公開數據庫，以“交通地名”“地名地址信息”“門牌信息”為分類在北京老城區域內分區進行窮舉搜索，得到地名數量進行清洗后又與《北京胡同志》所載地名進行核對與補充，最終得到2024年地名為1783個。

2.4 研究方法

2024年地名坐標數據來自高德坐標，并進行WGS-84坐標轉換。其他歷史地名坐標根據文獻所載的具體位置，在高德地圖進行坐標復原，并進行WGS-84坐標轉換。最后將所有地名及坐標數據導入ArcGIS中，得到每個地名的空間分布位置，利用GIS中的核密度估計法（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KDE），計算得到北京老城地名核密度分布圖，分析北京老城地名文化景觀的空間分布特征。核密度分析法（KDE）是一種用于估計數據分布的非參數統計方法，在地理學和空間分析中有著廣泛應用，能夠客觀地反映地名的分布密度和變化趨勢。這種客觀的分析方法，有助于揭示地名分布背后的真實規律和特征。核密度分布圖則能直觀地展示北京老城地名的空間分布特征，清晰地看到地名在空間上的聚集、分散以及熱點區域，有助于深入理解城市地名的空間布局。這種可視化的分析方式，使復雜的地名數據變得易于理解和解釋，可以為城市規劃管理和文化遺產保護工作提供參考。

3 結果與分析

3.1 地名分類統計

3.1.1 地名通名統計

對1949、1965、1990、2005、2024年5個時段的地名進行通名分析，得到胡同、街、路、條、巷、里地名數量（圖2）。由數據分析可知：①“胡同”的數量下降最為明顯，1949—2024年減少了550個。這與城市化進程、城市規劃變更及社會經濟發展等多方面因素有關。城市化改造進程中，為了優化城市空間布局、提升城市功能和效率，大量的胡同被拆除或重建，以適應新的城市需求。②“街”的數量也呈現出下降趨勢，但相對胡同而言減少幅度較小，一些街道在城市化進程中被拓寬或重建，但整體上仍保留了較多的街道。③“路”的數量相對穩定，體現了其作為現代地名在城市規劃中的重要地位。隨著城市發展，新的道路不斷被建設，同時原有的道路也在盡量維護和提升。④“條”和“巷”的數量變化呈現出一定的波動性。1949—1965年間，隨著城市規劃和地名改造，一些新的巷道被開辟出來，數量有所增加。而隨著城市的進一步發展，一些較小的巷道被拆除或合并，條和巷的數量不斷減少。⑤“里”作為居住區地名類型，本身所占比例較小，因此減少幅度較小。整體而言，地名數量變化映射了城市化、街區改造、道路建設及政策導向的綜合影響。

3.1.2 地名主要用字統計

借鑒已有研究中地名用字統計分類方法，結合北京地名用字的特征，對地名主要用字進行分類（表1），可以分為自然景觀類和人文景觀類兩大類。自然景觀類地名中，如“海”“樹”“雨”等字，反映了北京老城與自然的緊密聯系，體現了古人對自然環境的敬畏和依賴。文化景觀類地名則更加豐富，如“宮”“坊”“廟”等字，不僅展示了北京作為古都的歷史地位，還反映了不同歷史時期的社會風貌和文化特色。在文化景觀類地名中，生活元素類地名也占據了相當比例，如“豆腐”“手帕”“芝麻”等地名與民眾的生活習俗和日常生活緊密相關，蘊含著濃厚的地方特色和生活氣息。這些地名用簡單質樸的辭藻卻能讓人過耳不忘，是北京地名獨有的妙趣。

3.2 地名時空演變分析

3.2.1 地名總體演變分析

通過北京老城交通類地名資源核密度演變圖（圖3）可知：其一，北京老城地名資源最密集的區域一直位于大柵欄街道，即東起前門大街，西至南新華街，南起珠市口西大街，北至前門西大街的區域。自元代始，這一區域便形成聚落，明永樂年間開始形成商業街區，清代時大柵欄地區已經成為百業俱全、商賈云集的地方。商業服務業和多種手工業的興盛，成為街巷命名的重要來源，同時，經濟發展帶來的眾多標志性建筑、寺廟庵觀及居民姓氏的聚集與繁榮，也豐富了地名的來源與文化內涵。其二，北京南城地名密度高于北城，這是受到清代北京南北城功能分區的影響，清代時旗人居北城，漢人居南城，“內外分城”與“旗民分居”，南城百姓居多，城市管理相對而言較為松散，自發形成眾多小街小巷，因此地名密度明顯高于北城。這些影響不僅發生在清代，直至民國初年，仍有其作用。其三，北京城的營建嚴格按照《周禮·考工記》所載“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的營建制度，城市內部道路呈現規整的棋盤式格局，整體而言，主要道路周邊地帶開闊，地名密度較小，遠離主要道路的區域街巷密集，地名密度高。其四，北京主要道路基本保持穩定的棋盤式格局，通過對1949—2024年消失地名的統計，消失的地名多數為小街巷。首次地名密度顯著降低源于1965年地名整頓，這一時期將大量小街小巷合并，如校尉胡同，將冰碴胡同、二十四間房、西夾道并入，統稱“校尉胡同”；煤市街，將紙巷子和靴子胡同并入，統稱“煤市街”，諸如此類，不一而足。其后地名密度降低源自北京城市化進程中的道路拓寬、商貿設施建設、居民區建設等。總體而言，北京老城改造中消失的胡同以長度短、布局曲折的居多，一定程度上考慮到城市街巷的原始布局。

3.2.2 經濟風貌類地名演變分析

經濟風貌類地名是北京老城傳統經濟布局的生動寫照，此類地名南北城分布不均（圖4），南城核密度高于北城。究其原因，是受到清代“旗民分居”布局的影響，由于南城聚集了眾多百姓，形成了繁華的市井生活區，各種商鋪、手工作坊林立，經濟活動頻繁，逐漸發展成為商業活動和手工業生產的中心，形成了獨特的地名文化景觀。如“菜市口”“香廠路”“打磨廠”等，見證了南城的繁榮與喧囂，反映了清代北京城獨特的社會結構和經濟風貌。在歷史變遷中，1965年經濟風貌類地名在珠市口東南、東便門西南兩個區域密度明顯上升（圖4），是因為在地名改造中一些重名或拗口的地名被改造，改造后的地名承襲了周邊經典地名元素。如東便門西南的“頭條胡同”改為“花市上頭條”“中條胡同”改為“花市上中條”“下條胡同”改為“花市上下條”“上二條胡同”改為“花市上二條”等。“花市”源自清代時此地匯集了北京大部分的制花作坊，形成了京城紙、絹、絨花的生產基地，得名“花市大街”，后衍生出東花市大街、西花市大街、南花市大街、北花市大街、東花市東街、東花市北街等“花市”系列地名。

隨著城市發展，經濟風貌類地名至今已明顯減少。上述提及的花市上頭條、花市上中條、花市上二條等胡同現已拆除，東便門西南的高密度區消失。其他，如天橋地區（天橋市場東街、西街、斜街、北街、中街、后街、東街一巷、東街二巷、東街三巷等）、椿樹地區（前鐵廠、后鐵廠、前青廠、后青廠等）、陶然亭地區（黑窯廠東頭條、東二條、東三條、東四條、西頭條、西二條等）多條經濟風貌類胡同被拆除，顯現出明顯的密度降低趨勢。

3.2.3 政治軍事類地名演變分析

政治軍事類地名是北京古都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們不僅彰顯了北京作為千年古都的皇家氣派，更蘊含了深刻的城市管理智慧與資源保障體系內涵。總體而言，皇城外圍及城門周邊作為古時權力的核心區域，集中了大量政治軍事類地名（圖5）。這些地名往往與朝廷機構、皇家禁軍駐地等相關，如“戶部街”“兵部洼”“五道營”“磁器庫”等地名，揭示了該區域內曾經存在的政治軍事設施或皇家資源儲備，體現了封建王朝對城市安全及資源調度的高度集權管理，反映出深厚的古都文化特色和卓越的城市建設智慧。

隨著城市功能轉型，政治軍事類地名逐漸蛻變為單純的空間標識，在城市發展中其承載的集體記憶轉化為城市文化的基因。以宣武門為例，這座明代為加強軍事防御而命名的城門，其周邊路網的演變深刻反映了這一現象。1965年宣武門城樓被拆除，“宣武門”衍生地名減少，但1990年以后，宣武門內外大街等拓寬工程不僅重塑了空間格局，同時衍生出以“宣武門”命名的系列輔路、商圈和社區等，“宣武門”成為一種文化符號。而與此同時，廣渠門區域，則折射出城市更新中歷史文脈保護的深層困境。廣渠門區域作為東二環的重要節點，在交通改造中經歷多次功能轉換。90年代，東二環路全線貫通時，廣渠門立交橋的建設帶來周邊街巷格局的重組，傳統地名存續空間被嚴重壓縮。2000年后，廣渠門外南街改造等項目，再次成為地名流失的轉折點。這一流失也揭示了城市化進程中如何平衡新舊更替與文化傳承的重要課題。

3.2.4 生活元素類地名演變分析

生活元素類地名主要在北京皇城以外，用字活潑，生活中的常見元素成為地名命名的來源，不僅反映了老北京人對生活的熱愛與細膩觀察，也體現了這座古都質樸的民俗風情，使得北京地名充滿了生命力和故事性。1965年地名整頓，對一些生活元素類地名進行了雅化，諸如“流血路”雅化為“留學路”，“母豬胡同”雅化為“梅竹胡同”等，這種雅化不是簡單的文字變更，而是對城市空間進行符號重構的文化實踐，一些生活元素類地名成為美好寓意的載體。此后城市改造過程中，生活元素類地名不斷減少，保留至今的主要在西城區（圖6）。這些生活元素類地名是北京城市記憶的DNA片段，既承載著傳統居住形態的物質遺產，也凝結著“京腔京韻”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精神內核。

3.2.5 美好寓意類地名演變分析

美好寓意類地名體現了人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和祝愿，對吉祥如意、幸福安康的期盼，對家庭和睦、社會安定的渴望。1949年“福”“祿”“壽”“喜”“樂”“安”等吉祥字眼的地名，不僅數量眾多，而且分布廣泛（圖7）。1965年地名整頓后，此類地名數量顯著上升，體現了政府對地名文化的重視與規范、城市文化的傳承與創新以及社會和諧與穩定的良好氛圍。美好寓意類地名不僅豐富了城市的文化內涵，也提升了城市居民的生活品質和幸福感。隨著城市的發展和改造，尤其是1990年以后，一些富含美好寓意的地名因地理實體的變化或消失而不再使用，至今，此類地名密度顯著降低。

3.2.6 宗教信仰類地名演變分析

宗教信仰類地名1949年廣泛存在，1965年地名整頓后數量銳減，此后此類地名數量雖然有所減少，但保持了相對的穩定（圖8）。1949年，地名體系傳承自前朝，地名中頻繁出現“寺”“觀”“壇”等宗教信仰類詞匯，反映了人們對超自然力量的敬畏與祈求，宗教在民眾生活中占據重要地位。1965年整頓地名時，對帶有濃厚宗教色彩、可能引發誤解的宗教類地名，進行了大量的更改或簡化，如“碧峰寺”改為“碧峰胡同”，“火神廟”改為“春雨胡同”，反映了社會文化的轉型和民眾思想觀念的更新。1965年至今，宗教信仰類地名隨著城市改造的進行持續減少。當前隆福寺、白塔寺等街區的活化實踐表明，宗教類地名的保護需要超越簡單的符號留存，轉而構建“動態延續”的文化生態系統，讓宗教的文化符號與城市日常生活緊密相連，通過可體驗的文化場景，持續滋養市民心靈。如此，宗教信仰類地名才能真正成為連接傳統與現代的文化紐帶。

4 結論與討論

4.1 主要結論

本文選取1949、1965、1990、2005及2024年5個關鍵時點，對北京老城交通類地名數量進行系統統計。其中1949年地名3064個，1965年地名2674個，1990年地名2317個，2005年地名1815個，2024年地名1783個。在快速城市化階段，大量胡同街巷因城市改造而消失，導致交通類地名資源顯著減少。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文化遺產保護意識的增強，尤其是2004年以后，北京歷史文化名城保護工作逐步實現從“點狀保護”到系統性文化生態保護與傳承的轉變，地名資源得到有效保護。這一現象反映了現代化進程中文化遺產保護與城市發展之間的矛盾與平衡。

通過核密度圖可以看到，1949—2024年地名核密度最高的區域一直位于大柵欄周邊，得益于大柵欄地區文化底蘊深厚、城市發展與更新得當、商業活動持續繁榮等共同作用，地名資源得以保留和傳承。清代“內外分城”與“旗民分居”的城市治理方式深刻影響了北京城的地名分布格局，使得南城地名密度明顯高于北城，不僅體現了清代社會結構的復雜性與特殊性，也塑造了北京城獨特的地名文化景觀。1949年，北京進入城市更新和改造階段后，大量的小街小巷經歷了合并、取直乃至拆除的過程。由于清代及民國時期南城小街巷分布更為密集，因此在這一過程中，南城地名密度的下降相較于北城而言顯得更為顯著。

進一步選擇經濟風貌類、生活元素類、政治軍事類、美好祝愿類及宗教信仰類5大類地名，分析其核密度演變情況。發現不同類型的地名在城市空間中的分布和演變規律存在差異。如經濟風貌類地名多集中在南城，亦是受到清代“旗民分居”布局的影響，清代南城各種商鋪、手工作坊林立，經濟活動頻繁，形成了獨特的經濟類地名文化景觀。政治軍事類地名主要集中在皇城周邊與內外城各城門周邊，體現了自古以來北京城在政治控制、軍事防御以及資源配置方面的深遠考量。生活元素類地名主要在皇城以外的區域，西城密度明顯高于東城。美好寓意類地名在1965年地名整頓后有明顯增加，體現了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和祝愿及政府對地名文化的重視與規范。宗教信仰類地名1949年廣泛存在，1965年地名整頓后數量銳減，反映了社會文化的轉型和民眾思想觀念的更新。

總之，北京老城交通地名文化景觀的分布及其演變，是歷史、文化、社會、經濟等多重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不僅構成了北京城市空間的文化肌理，也是北京城市的歷史脈絡、空間布局、社會結構以及文化傳承的實證。隨著時代的進步與城市的發展，保護和傳承這些地名文化景觀，對于維護北京城市的文化特色與歷史記憶，促進文化多樣性與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4.2 討論

近年來關于北京地名相關研究日益增多，學者們從地名的命名規律、文化內涵、傳承價值等角度對北京地名進行了深入探討。然而，現有研究在探討北京地名文化景觀的時空演變方面，尤其是結合GIS技術進行可視化展示的研究相對較少。本文在研究內容上，結合北京城市發展的不同階段，以交通類地名為例，選取關鍵時點，分析交通類地名數量、分布與核密度的時空分異規律，將傳統文獻考證與空間量化分析相結合，彌補了早期定性研究在動態演變追蹤上的不足。在研究視角上，早期的工作多集中于宏觀層面分析地名分布及其變化趨勢，較少通過具體案例，詳細剖析不同歷史時期、不同類別地名隨城市功能的變化趨勢，本文選取經濟風貌類、生活元素類、政治軍事類、美好寓意類、宗教信仰類5大類別，分別對其核密度演變進行展示與分析，從微觀層面探討了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從傳統城市到智慧城市變遷中地名與城市規劃之間的關系，揭示了城市功能轉型的文化映射。在研究方法上，引入了核密度估計法，能夠直觀且細致地揭示出地名分布中的熱點區域及其演變趨勢，研究結果更具科學性，且更加直觀、易于理解。在理論構建上，采用“功能—文化”雙重屬性分析框架，“功能”維度關注地名如何反映城市空間的功能性變化，“文化”維度則著眼于地名背后蘊含的歷史記憶、社會價值觀和地方文化等，不僅能夠描繪出地名隨時間推移的空間分布變化，還能夠深入探討這些變化背后的文化驅動因素和社會意義，推動地名研究從“描述性”向“解釋性”轉型，深化對地名文化內涵的認識。因此，本文不僅豐富了地名學和文化地理學的理論體系，也為其他城市和區域的地名文化遺產價值識別和演化分析提供了可借鑒的方法和思路。

盡管本文在研究視角、內容等方面有一定創新，但仍存在一些不足：其一，選取5個關鍵時點進行地名數量及分布的統計，但受文獻記載缺失、歷史變遷等客觀因素的影響，最終統計出的地名數量難以確保為全部的數量，未來研究可以進一步擴展數據獲取來源，提高地名數據的完整性，并嘗試增加更多的時間截面。其二，受數據獲取的限制，以北京老城交通類地名為例進行分析，雖然具有較強的代表性和典型性，但北京地名文化資源豐富多樣，尤其城市化進程中新增眾多商業中心、居民區、公共服務設施等地名，未來研究可以進一步拓展研究范圍，對不同類型的地名文化景觀進行綜合分析，以便更全面地分析地名文化景觀隨時間推移的變化特征。

作者：范文靜，吳雨農，霍斯佳

來源：《地理科學進展》2025年第8期

選稿：耿 曈

編輯：王玉鳳

校對：宋柄燃

審訂：歐陽莉艷

責編：耿 曈

（由于版面有限,文章注釋內容請參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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