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西漢,很多人先想到漢武帝打匈奴、張騫通西域,卻少有人知道,這個大一統王朝早已搭建起橫跨歐亞、輻射南北的外貿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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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北方草原的 “關市” 到西域的 “絲綢之路”,從南方番禺的海上商船到東北的人參貿易,西漢人的外貿玩法,遠比我們想象中豐富。
漢初剛建立時,國力凋敝,連皇帝的馬車都湊不齊四匹同色馬,面對匈奴的騎兵更是沒轍。
漢高祖劉邦被圍白登后,只好搞 “和親”,把宗室女嫁給單于,順帶開放邊境 “關市”。
這可不是簡單的買賣,而是用經濟手段穩住匈奴。
匈奴人雖然能打,卻扛不住對中原好物的向往,“嗜漢財物” 到了依賴的地步。
漢地的絲綢是硬通貨,匈奴貴族穿著漢式錦緞出席儀式,蒙古諾彥烏拉匈奴墓里,至今能看到印著 “萬事如意” 的西漢絲綢。
漆器更是稀罕物,匈奴沒有制作技術,貴族用的耳杯、食盤全靠從漢地買。
作為交換,匈奴的戰馬成了西漢的剛需,漢初缺馬,連騎兵都難組建,正是靠關市輸入的蒙古馬,為后來漢武帝的軍事擴張打下基礎。
到了漢武帝時期,西漢國力翻番,太倉里的糧食堆到腐爛,街上的馬多到成群。
這時候,外貿就不再是 “維穩工具”,而是拓展版圖的助力。張騫兩次出使西域,表面是找盟友打匈奴,實則摸清了西域的貿易底牌。
大宛有汗血馬,大夏是中亞貿易樞紐,連遠在阿富汗的商人都在賣蜀地的絲綢。
漢武帝立刻行動,先派霍去病拿下河西走廊,設四郡兩關,打通絲綢之路主線;又不惜發動 “伐大宛之戰”,哪怕耗費上萬兵力,也要逼著大宛交出汗血馬。
這不僅是為了改良馬種,更是要確立漢朝在西域的貿易等方面的話語權。
絲綢之路打通后,東西方物資開始大規模流動。
西漢的絲綢、漆器順著北道(玉門關→龜茲→大宛)和南道(陽關→于闐→大夏)往西走,安息商人再轉手賣到西亞、埃及,賺得盆滿缽滿。
西域的好東西也源源不斷涌入中原:大宛汗血馬成了漢武帝的 “天馬”,烏孫馬用來組建騎兵;葡萄、苜蓿被種在上林苑,石榴、核桃從此成為中原作物。
于闐的和田玉更是受寵,滿城漢墓里的金縷玉衣,不少玉片就來自西域。
漢宣帝時設 “西域都護府”,不僅管軍事,還負責商道安全,征收關稅,連漢商和西域商人的糾紛都管,絲綢之路從此進入 “制度化運營” 階段。
北方和西方熱鬧,南方的外貿也沒落下。當時嶺南有個南越國,都城番禺(今廣州)是南方最大的貿易港。
漢初時,南越國表面臣服,實則割據,高后呂雉曾禁止賣鐵器給他們,結果南越王趙佗直接稱帝,還攻打長沙邊境;漢文帝一恢復關市,趙佗立馬低頭認錯 ,可見外貿對南越的重要性。
漢武帝滅南越后,番禺成了西漢的海上貿易中心,商船從這里出發,帶著絲綢、黃金,穿越南海到東南亞,帶回象牙、犀角、翡翠。
史書記載,當時南海每年向朝廷進貢的珠寶香料,價值 “每歲巨萬”。
西南方向也藏著一條 “秘密商道”。蜀地商人早就在和西南夷做生意,把蜀錦、鐵器賣到滇國(今云南)、夜郎(今貴州),再換回筰馬、牦牛,甚至通過緬甸轉賣到印度。
張騫在大夏看到蜀地的竹杖和布匹時,才恍然大悟:原來早就有一條 “西南絲綢之路”。
漢武帝后來在西南設郡,派工匠教當地人冶鐵,這條商道漸漸繁榮起來,滇國國王還曾向西漢進貢寶石,換回大量絲綢。
東北的貿易同樣有特色。朝鮮半島的衛氏朝鮮,靠著和遼東郡的關市,把人參、貂皮賣給中原,換回鐵器和農具。
漢武帝滅朝鮮后設四郡,樂浪郡(今平壤)成了東北貿易樞紐,連日本的 “倭國” 都派人來,用奴隸、珠璣換西漢的絲綢。
北方的烏桓人更直接,歸漢后被安置在塞內,他們養的戰馬成了西漢邊軍的重要補給,烏桓貴族為了換絲綢,常常趕著牛羊去關市,民間貿易熱鬧得很。
西漢的外貿,從來不是單純的 “做生意”。對匈奴,用關市減少沖突;對西域,用貿易綁定諸國;對南方和東北,用物資交流鞏固統治。
絲綢、鐵器、戰馬、玉石,這些商品背后,是一個王朝的戰略智慧。
正是靠著這樣的多元貿易網絡,西漢不僅鞏固了大一統,還讓中原文明和草原文明、西域文明、海洋文明有了深度碰撞 。
這份外貿遺產,直到今天仍在影響著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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