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觀點｜我為什么不是自由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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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五月有一項研究發表，顯示僅僅給人們發錢并不足以讓他們擺脫貧困。研究向至少有一名兒童的家庭每月發放 333 美元。家庭可支配收入確實增加了，這本是好事，但這些兒童與未領取現金的同齡人相比并無更好表現：他們并不更可能提升語言能力或認知發展，也不更可能避免行為問題或發育遲緩。

這一結果并不意外。正如凱爾西·派珀（Kelsey Piper）在《辯論》（The Argument）專欄中指出的，另一項于去年發表的研究向家庭連續兩年每月發放 500 美元，結果發現成年受助者在心理健康和財務安全方面并無顯著改善。還有一項每月發放 1,000 美元的研究，也未帶來健康、職業、教育或睡眠方面的更好結果，甚至沒有讓父母與子女相處更多時間。

早在 1997 年，芝加哥大學的社會學家與行為經濟學家蘇珊·E·梅耶（Susan E. Mayer）出版了《金錢買不到的東西》（What Money Can’t Buy）。她起初相信現金轉移會對人們生活產生重大影響，但最終被證據說服：即使把一個家庭收入翻倍，對其子女的輟學率、青少年懷孕率或其他結果的影響也十分有限。她清楚地寫道：“本書的結果意味著，一旦兒童的基本物質需求得到滿足，決定他們最終成長狀況的，是父母的特質，而不是任何額外金錢能買到的東西。”她還補充說：“父母收入對兒童結果的重要性，并不如許多社會科學家所想的那樣大。”要走出貧困，還需要我們如今稱之為“人力資本”（human capital）的非物質品質，例如技能、勤勉、誠信、健康與可靠性。梅耶總結道：“即便父母收入不高，只要他們具備這些特質，孩子也會表現良好。”

作為一個社會，我們在向窮人轉移資金方面做得相當不錯，但在培養他們擺脫貧困所需要的人力資本方面卻做得并不好。

其結果是，我們在扶持長期貧困人口方面做得尚可，但在幫助他們脫離貧困方面卻做得很差。正如派珀（Piper）在隨后一篇帖子中指出的，我們如今用于對抗貧困的資金比美國1969年全年的國內生產總值還多，然而“那些在收入轉移前就已處于絕對貧困狀態的美國人，其占比幾乎沒有下降。”

派珀的那篇文章在網上掀起了一陣風波。你也許會以為，進步派的反應應該是：我們要繼續給窮人發錢，同時也要關注那些能幫助他們建立體面、獨立生活的人的與行為層面的因素。然而事實并非如此。我所看到的許多進步派反而加倍堅持這樣一個論點：窮人只需要錢。

馬特·布魯尼格（Matt Bruenig）在《辯論》（The Argument）中的看法頗具代表性。他對“把關注點放在人力資本（human capital）上有助于提升社會流動性”這一觀念不以為然。他寫道：“現金是發達世界每個福利國家的關鍵組成部分，對壓低貧困率至關重要。”在他看來，減貧不必被搞得過于復雜，“在政策層面，這些基本上都是已解決的問題”。做法就是直接給人們開支票。

這與我一生中的觀察一致：進步主義思想有一種“唯物主義傾向”（materialist bent），即假定歷史由物質條件而非文化或道德因素驅動。二十多年前，托馬斯·弗蘭克出版《堪薩斯的麻煩出在哪里》（What’s the Matter With Kansas?），困惑于堪薩斯人似乎在“違背自身經濟利益”地投票。難道經濟不是驅動投票行為的核心嗎。進步派常常主張，改善學校主要靠增加投入，犯罪主要是物質匱乏的產物。

誠然，美國的保守主義如今亂作一團。但閱讀保守主義作家，如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塞繆爾·約翰遜（Samuel Johnson）、費奧多爾·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Dostoyevsky）、格特魯德·希梅爾法布（Gertrude Himmelfarb）與詹姆斯·Q·威爾遜（James Q. Wilson），能讓你充分體會非物質力量的作用，包括文化、道德規范、傳統、宗教理想、個人責任與社區凝聚力。這一思想傳統告訴我們，正如伯克所寫，禮俗與德行比法律更重要。對政治應保持有限期待，因為并非所有問題都能靠政策來解。

多年前，我讀到一項能清楚展示文化力量的研究。研究者尼瑪·薩南達吉（Nima Sanandaji）測算了具有瑞典血統的美國人的貧困率，為 6.7%。他還按照美國的貧困標準計算了瑞典國內的貧困率，結果同樣是 6.7%。政治制度不同，結果卻相同。

隨后，新保守主義出現，把保守主義洞見應用于政策制定。盡管在伊拉克戰爭期間“新保守主義者”一詞的用法被扭曲得與本意相反，這一思潮最初卻是在民主黨內部興起，用以糾正“大社會”（Great Society）項目的政策失敗。歐文·克里斯托（Irving Kristol）與內森·格雷澤（Nathan Glazer）等思想家都出身貧寒的移民家庭，他們愿意為反貧困投入資金，但希望項目能培育那些他們親眼見證過、能幫助人們向上流動的價值觀：勤奮工作、家庭與社區凝聚、可靠性，以及對教育的強烈投入。這些價值往往先在社區層面扎根，然后才傳遞給個人。相比之下，進步派更快談到金錢，卻較少討論價值面向。部分原因出于善意，他們不愿“指責受害者”，也不愿助長“窮是因為懶”的謬見。

但更深層的原因在于，進步主義源自另一條思想譜系。卡爾·馬克思（Karl Marx）影響了許多并不自認馬克思主義者的人，他以物質決定論（material determinism）的視角看世界，認為人們的意識由其物質條件塑造。自一個多世紀前的進步主義運動肇始以來，左翼愈發技術官僚化。早期的進步主義者試圖把社會治理科學化，并依科學原則施政。如今，社會科學幾乎成了所有人類知識若要影響政策必須通過的“狹窄入口”。大家都在呼喚“需要研究證明”。社會科學當然重要，我自己也經常使用。但當量化取向過強時，它可能歪曲現實：它只看見可量化的事物，只看見能夠匯總成表格的數據群體，而看不見獨特的個人。

正如圣母大學（University of Notre Dame）社會學家克里斯蒂安·史密斯（Christian Smith）幾十年來所論，社會科學常常抹去了被研究者的主觀經驗。如果把研究對象簡化為一堆可相關的變量，人類能動性就會消失。過度依賴社會科學知識的人，往往會聚焦“金錢”，因為錢比文化更容易被計量；依賴政府解決問題的人，往往會高估金錢的力量，因為那是政府最容易調配的資源。

這種唯物傾向會導致各式各樣的錯誤判斷。比如，喬·拜登及其團隊只有一個核心任務，就是確保唐納德·特朗普不再踏入白宮。他們選擇以自己最熟悉的方式推進此事：向問題“砸錢”。新增的拜登政府開支絕大部分流向“紅州”，用于雇用沒有大學學位的工人。從政治效果看，這個項目徹底失敗。民粹主義的核心并非經濟，而在于尊重、價值觀、國家認同以及許多其他因素。這些花費并未贏得人心。

今天，我們的大多數問題，比起經濟層面，更是道德、人際與精神層面的危機：疏離加劇、社會信任崩塌、對制度的信心喪失、白宮層面的道德規范被破壞，以及全球不講道義的黑幫式作派抬頭。過去十年我逐漸遠離右翼，但我也不能加入左翼，因為我不認為那一路思想能夠全面把握現實。我希望左右雙方都能接受一個更復雜卻更貼近真實的判斷，即新保守派民主黨人丹尼爾·帕特里克·莫伊尼漢（Daniel Patrick Moynihan）的名言：“最核心的保守派真理在于，決定一個社會成敗的是文化，而非政治；最核心的自由派真理在于，政治能夠改變文化，并把文化從自身的問題中拯救出來。”如果你能找到一些既愿意花錢抗擊貧困、又愿意提倡能幫助人們向上流動的傳統價值與實踐的左翼人士，請把我也算進這場“革命”。

大衛·布魯克斯（David Brooks）是《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的觀點專欄作家，撰寫政治、社會與文化趨勢相關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