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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黨俯首帖耳,法院步調緩慢。民主黨還能振作起來嗎?
若說有一種政治理念在美國建國頭 250 年里始終把人們連結在一起,那便是“一個人說了算是錯誤的”。大多數美國人還認同另一件事:聯邦政府緩慢而無能。這兩點合在一起,本應使得某個人不可能在白宮發號施令、一言而決。然而這正是當下這位總統在做的事:出動軍隊、加征關稅、宣示對央行的控制權、入股企業、以恐嚇迫使公民就范。
其效果壓迫感十足,卻并不討喜。特朗普總統的凈支持率為負 14 個百分點。那也只比喬·拜登去年那場糟糕辯論后的水平好一點,而當時沒人擔心拜登權力過大。這就形成了一個謎題。多數美國人不贊成特朗普,但他似乎處處遂其所愿。為什么?
一個答案是,他的行動速度遠快于那些本應制約他的笨重力量。他就像 TikTok 的算法,先抓住注意力,等對手還沒搞清發生了什么,他已奔向下一個議題。最高法院至今尚未審理他在六月向洛杉磯派兵是否合法。在法官們慢條斯理地審理之際,總統或許很快會在芝加哥照搬這一套。對其關稅合法性的裁決也可能要幾個月后才會出臺。迄今為止,總統遵守了最高法院的判決,但一條法律路徑被封,他就會改走另一條,時間表隨之歸零重啟。
另一個答案是,共和黨總會讓他得逞。問題不只是他對黨內的壓倒性支配,其在共和黨人中的支持率接近 90%。更在于,這個政黨的組織性基本理念已經變成了“特朗普先生永遠是對的”,哪怕他前后自相矛盾。政策辯論淪為神學辯論,各方糾纏于他話語“真正含義”為何。
獨立機構、企業、大學或新聞組織本可對抗他。但它們陷于協調難題。指出這一點容易,解決卻難,因為彼此競爭的組織需要協作。對哈佛大學不利的事,未必對其競爭者也不利。若某一家律師事務所被“各個擊破”,它的業務也許會流向競爭對手。
所有這些背后,潛伏著特朗普先生報復與威嚇的丑陋現實。以往總統會受獨立思考的專家與內閣掣肘。如今橢圓形辦公室里,“專家”的新定義就是同意老板的人。帶來壞消息的人被撤職,讓他難堪的共和黨人會在黨內初選中遭到挑戰,商界領袖遭到懲罰,政治對手被發起調查。對每一類人而言,理性反應往往是先道歉、再和解,然后寄望別人去做正確的事。可看過“代價”為何之后,那個別人也許更愿意選擇平靜生活。
從政治層面看,因而對抗的主要任務便落到民主黨頭上。委婉地說,他們正處于混亂之中。該不該學加文·紐森那樣,用全大寫帖文與特朗普硬碰硬?還是像佐赫蘭·曼達尼那樣,靠“精心營造的真實感”取勝?要不要左轉?要不要占據中間地帶?抑或問題只是傳播話術,只要活動人士別再把女性稱作“生育者”(birthing people)就能解決?
民主黨既不能約束特朗普、也說不清自己在說什么,這讓其基本盤憤怒不已。特朗普的支持度不高,但他比民主黨更受歡迎。這并非因為共和黨人和獨立選民不喜歡民主黨(盡管確實如此),而是因為民主黨人自己就不喜歡自己的政黨。
短期看,這種自我厭惡或許過了頭。中期選舉一年后才到來。在本世紀 12 次眾議院選舉中,有 10 次選民會轉而反對執政黨。再加上“選區劃分操縱”將把眾議院中本就不多的競爭性選區進一步壓縮至幾乎為零,即便是一位如此不受歡迎的總統,也不太可能在 2026 年遭遇選舉慘敗。不過,若眾議院落到民主黨手中,掌握傳票權將成為遏制總統腐敗與無能的關鍵制衡。
但從長遠看,這恐怕只是虛假的安慰。民主黨的“品牌”已受損。在醫療、環境與民主這些議題上,選民更信任民主黨。然而在許多選民更在意的問題上,包括犯罪與移民,他們更傾向共和黨。2024 年選舉中,卡馬拉·哈里斯被視為比特朗普更“極端”。指責選民“錯了”或“性別歧視”并無助益。
人口結構已不再偏愛民主黨。在特朗普任內,共和黨在非白人和年輕選民中的表現有所進展。民主黨則流失了白人藍領階層。盡管受教育程度最高的選民偏愛民主黨,但在 25 歲及以上的美國人中,只有 40% 擁有大學學歷。上述變化意味著,民主黨長期講給自己聽的那個故事——他們代表“真正的多數”,只是被共和黨的機關算盡擋在權力門外——如今已不再成立,或許從未成立過。如今較低的投票率反倒對他們有利。
特朗普時代已滿十年,民主黨仍在低估他。他為民主黨設局的本領非同一般。以國會即將進行的提高聯邦債務上限投票為例:民主黨得在進一步削減對外援助與政府停擺之間二選一。再比如以“打擊犯罪”為名向城市派兵。民主黨譴責行政越權,特朗普卻讓他們看起來像是站在罪犯與危險一邊。又比如對涉嫌毒品走私者實施無人機打擊。若要反對這種做法缺乏正當程序,不免讓人聽上去像在為暴力團伙辯護。
只有他們自己能解決
民主黨可以選擇是否走進這些陷阱。許多人(并非沒有道理地)認為,特朗普確實威脅著國家的民主價值,于是便推論說,這一點本身就足以讓他對多數選民而言是“政治毒藥”。可惜并非如此。民主黨真正需要不斷自問的問題是:為什么選民會覺得“極端”的是他們,而不是那個試圖建立“一人統治”的家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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