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丨席強敏：數字時代產業轉移的空間與模式

席強敏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

應用經濟學院區域與城市經濟研究所所長

國家“十四五”規劃明確提出，“優化區域產業鏈布局，引導產業鏈關鍵環節留在國內，強化中西部和東北地區承接產業轉移能力建設”。在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深入發展下，數字化轉型滲透產業發展并驅動生產方式變革，對產業空間布局產生深刻影響，產業轉移呈現系列新特征。

Part.1

產業轉移空間

企業數字化轉型及互聯網平臺的推廣降低了企業內部管理、外部溝通等成本，并催生出新型產業組織形式。這些變化對資源配置方式和空間載體都產生重要影響，逐漸重塑產業集聚形態和產業轉移的空間范圍，產業集聚形態從地理集聚為主逐步轉向虛擬集聚。

隨著交通便捷度提高和物流運輸覆蓋范圍迅速擴張，產品運輸效率持續上升且成本顯著下降，進而支撐產業集聚形態的再造。數字經濟對虛擬集聚的促進作用主要體現在兩方面：一是數字技術融入生產環節。“工業互聯網+智能制造”模式不斷擴張，遠程生產控制與智能生產成為可能，生產環節數字化和智能化構成虛擬集聚的物質基礎，打破地理空間對產業集聚的束縛。二是低門檻、強兼容和社會化的互聯網平臺快速興起并滲透至社會生產和生活的各領域。在提高各環節效率、深化分工和縮減成本等考量下，企業將價值鏈部分環節由線下轉移至線上，并在基于互聯網平臺和企業群體構建的模塊式網絡社區中共享市場信息、先進技術及人才等稀缺資源，實現上下游企業、產品供需方的快速搜尋與精準匹配，逐步形成虛實結合的產業集聚形態。

企業依托互聯網平臺邁上云端，將研發設計、經營管理和銷售服務等環節轉移至線上，構成以數據和信息實時交換為核心的交互模式，并跳出傳統單維度、直線式的競爭或合作關系，逐步形成企業集群和產業生態，在地理集聚之外衍生出虛擬集聚形態。要素資源虛擬化集聚、平臺化運營和網絡化協同是虛擬集聚的重要特征。傳統經濟形態下，資源配置主要在地理空間內進行，上下游企業在地理空間上的集聚是一種典型的空間分布形態。但在數字經濟和“互聯網+”的發展背景下，生產模式和資源配置方式都發生了重大變革，傳統生產要素由成本層面驅動企業集聚的效果趨減，產業地理空間關聯相對弱化。

相比基于地理空間集聚的集群，虛擬產業集群不僅具備前者在提高企業溝通效率、優化分工協作、降低交易費用方面的效用，還在強化供應鏈管理、暢通供需雙方信息交流與反饋，進而提升不同市場主體間的協調性等方面具備獨特優勢，緩解傳統集聚形態下企業交互成本因地理距離擴張而上升的局面。虛擬集聚的悄然出現和興起正逐步改變產業地理空間集聚現狀，數據等新型資源在更廣闊的覆蓋范圍以更精確的供需匹配實現優化配置，進一步推動生產要素合理流動和高效配置。

更為重要的是，產業轉移的空間可達范圍逐漸擴大。傳統產業轉移多為要素成本驅動，呈現明顯的距離衰減特征。以東部沿海經濟發達地區為中心，向中西部遷移的產業隨地理距離拉大而規模逐漸縮小，類型單一化和低端化趨勢明顯，主要原因在于轉移距離增大使得勞動力成本和地租降幅無法對沖交易成本漲幅。產品供需方對接及企業間交流效率隨距離增大而迅速降低，市場信息和技術創新傳播滯后性持續放大，削弱企業的市場占有和擴張能力，形成產業轉移的無形空間邊界。其中，高技術含量和高附加值產業由于對即時信息、先進技術和高素質人才的依賴性較強，交易成本與時間成本漲幅高而較早達到成本閾值，相比勞動密集型制造業等低端產業轉移的可達空間范圍較小。一方面，數字化管理和互聯網平臺普及有效降低企業管理成本和企業間協調成本，通過線上方式優化企業組織管理，強化價值鏈各環節協同，縮小內部溝通交流成本，也扭轉企業間協調成本隨空間距離增加而增長的局面，打破長地理距離下企業游離在產業網絡之外的格局。另一方面，企業網絡社區和新型交互方式破除了因地理距離形成的信息和技術傳輸滯后性，改變接觸式和順梯度擴散路徑，市場信息、科技創新及技術進步經由網絡社區進行跨梯度、點對點式傳播和精準對接，搜尋成本亦隨之下降。

Part.2

產業轉移模式

整體搬遷是傳統產業轉移的主要形式。轉移對象多為產業鏈中低端的勞動密集型企業和高污染、高能耗企業，當遷出地與遷入地的要素成本差異過大時便誘發企業整體搬遷。總部與分機構分離的主要推動力為要素空間分布的差異和要素流動的高成本，總部側重的高素質勞動力和即時市場信息等要素與分機構更需要的廉價土地和一般勞動力等要素在空間分布上往往呈現分離格局，且難以跨區域流動，進而推動企業價值鏈跨區域布局。總部與分機構的分離雖有助于提高生產效率并降低生產成本，但客觀上增加了組織、管理和協調成本，企業將面臨生產成本與組織協調成本的權衡。

數字經濟發展有效降低總部與分機構跨區域布局的管理成本和協調成本。智能化生產、數字化管理、網絡化協同深入推進，企業生產和組織管理模式深度變革，進一步提升“總部—分機構”跨區域布局的可操作性。智能化生產方面，我國工業領域數字化步伐加快，通過工業互聯網和人工智能技術在傳統工業設備中加載數字控制、智能分析、數字通信等設備，實現生產的數字化感知、分析和決策輔助，互聯網監測平臺連接至關鍵生產設備實現全方位、全時段的自動化監測預警和運行維護，智能化生產奠定了“總部—分機構”分離的物質基礎。數字化管理方面，線上辦公、線上招聘等無接觸管理模式逐步推廣，企業內部網絡社區創新員工溝通方式，企業組織和管理扁平化，逐步實現高效且低成本的組織管理與內部交流。網絡化協同方面，企業依托互聯網社區進行線上交互，虛擬集聚形態強化企業外遷分機構的動力，推動總部向經濟核心區靠攏。在工業互聯網和新一代信息通信技術的支撐下，人、機、物全面聯網的生產體系逐漸成形。企業傾向于采用保留總部、外遷分機構的轉移形式，以較低成本使用經濟核心區的便利市場信息、科技優勢和人才資源，同時最大幅度縮小地價、環境污染等要素成本上升對利潤空間的擠壓。

數字經濟梯度與傳統產業梯度并不完全一致。東部沿海地區依托扎實的經濟基礎、科技創新能力及高端產業結構，集中優勢資源推進數字經濟發展，在整體規模和產業形態多樣化方面優勢突出，北京、上海、天津、福建、浙江、廣東等地數字經濟占GDP比重均超過50%。中西部地區數字經濟發展相對滯后，整體規模較小，但部分省份在政策扶持、承接東部地區技術擴散及產業轉移的基礎上，充分利用能源、氣候等自然條件優勢，在數字經濟特定產業和形態上取得顯著進展。貴州、重慶、廣西和山西等地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收入增長迅速，河南信息服務業及陜西集成電路產業集群相繼進入國家第一批戰略性新興產業集群名單，中西部地區的發展優勢逐漸顯現，一定程度上縮小了東西部地區的梯度差距。此外，在東數西算工程支持下，西部地區能源和基礎設施優勢進一步顯現。東部算力基礎設施與數據處理、存儲需求存在較大缺口，中西部地區算力和能源資源豐富，能夠滿足時延要求較低的數據計算與存儲。2022年2月，多部門聯合發文同意成渝、內蒙古、貴州、甘肅、寧夏等地建設國家算力樞紐節點，并在中西部地區相應布局6個國家數據中心集群，引導東部算力需求流向西部并在全國范圍內合理配置，深化東西部數字產業協調發展。

數字經濟背景下產業轉移的轉出地與承接地梯度差異縮小，區際產業轉移多向推進，形成多樣化的產業轉移新路徑。傳統產業轉移以要素成本差異為核心驅動力，由東部沿海經濟發達地區向中西部要素成本洼地梯度轉移和集聚。隨著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逐步融合，智能制造規模不斷壯大，降低了用工依賴和用地需求。提高效率和優化分工協作成為利潤增長的新突破口，人力資本、技術資源和科技創新能力對于產業轉移和產業結構調整的作用更為突出。產業轉移驅動力變化推動產業轉移路徑轉向，部分制造業逐漸回流至東部沿海地區以充分利用技術創新提高制造能力和生產效率。

文章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微信編輯：張菁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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