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滴血”預測阿爾茨海默病，是跑在前面的希望，還是吹過頭的風口？在給爸媽預約前，這篇深度分析值得你花10分鐘讀完

最近，你可能在各種新聞和廣告里看到過一個讓人無比心動的技術：通過一次簡單的抽血，就能檢測一個人是否患有阿爾茨海默病，也就是我們常說的“老年癡呆”。

這項技術聽起來簡直是醫學界的“革命性突破” 。想象一下，不再需要昂貴且復雜的PET掃描，也不用做讓人有點害怕的腰椎穿刺抽腦脊液 ，只要像常規體檢一樣抽一管血，就能揭示大腦的秘密。對于那些正在為家中老人記憶力衰退而憂心忡忡的子女來說，這聽起來就像是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

我的鄰居張阿姨最近就為這事兒特別焦慮。她的老伴兒王叔叔今年68歲，退休前是位中學物理老師，邏輯清晰，記憶力超群。可最近一年，王叔叔變得越來越健忘，常常話到嘴邊就忘了要說什么，有時甚至會重復問同一個問題。張阿姨和孩子們看在眼里，急在心里。當他們看到一則關于“阿爾茨海病血液檢測”的廣告時，立刻就想帶王叔叔去試試。

“早發現，早干預嘛！”這是他們最樸素的想法。

然而，一項新技術的普及，真的像廣告里說得那么簡單嗎？在“早知道”和“過得更好”之間，我們能直接畫上等號嗎？

就在2025年8月，一群來自荷蘭、英國和美國的頂尖學者，包括阿姆斯特丹大學醫學中心的威廉·范·古爾（Willem A. Van Gool）教授在內，在國際頂級醫學期刊《英國醫學雜志》（BMJ）上發表了一篇重磅分析文章，為這股熱潮踩了一腳“剎車” 。他們想告訴全世界：等一等，關于這項檢測，我們還有太多不知道的事情，尤其是那個最關鍵的問題——它到底能不能給患者和家屬帶來真正的好處？

今天，我想帶你一起，深入淺出地讀懂這篇專業論文，看看科學家們到底在擔心什么。

風口浪尖上的“驗血測癡呆”，它到底是什么？

在聊科學家的擔憂之前，我們得先明白這項技術為什么這么火。

過去，要診斷阿爾茨海默病，過程相當復雜。醫生主要依賴和家人深入交談，以及對患者進行一系列記憶、認知、行為和情緒的臨床評估 。為了排除其他可能性，可能還會做些常規血液檢查和腦部影像學檢查 。在一些大型學術中心，醫生可能會建議做PET掃描或腦脊液檢查，來尋找大腦中是否存在阿爾茨海默病的典型病理特征——也就是β-淀粉樣蛋白斑塊和Tau蛋白纏結 。

這些方法，要么不夠精確，要么就是又貴又麻煩，還有一定的創傷性 。

而血液生物標志物檢測的出現，似乎徹底改變了游戲規則。科學家們開發出了超靈敏的檢測技術，可以直接在血液中測量與阿爾茨海默病相關的幾種關鍵蛋白，比如β-淀粉樣蛋白、Tau蛋白、膠質纖維酸性蛋白（GFAP）和神經絲輕鏈（NfL） 。

抽血的便捷性，讓這項研究在短短幾年內呈現出井噴式的增長。媒體和一些宣傳將其譽為“診斷革命”、“精準醫療之路” 。甚至在2025年5月，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已經批準了首個用于診斷阿爾茨海默病的血液檢測 。一些新的診斷標準草案，也開始明確承認血液標志物的潛力 。

更激進的觀點甚至認為，單憑血液中Tau蛋白水平升高，就足以診斷阿爾茨海默病，哪怕患者還沒有表現出任何臨床癥狀 。

這一切聽起來都非常美好，但范·古爾教授和他的同事們，卻從這片繁榮的景象中，看到了一個巨大且令人不安的“證據缺口” 。

研究的海洋，為何撈不起“患者獲益”這根針？

為了搞清楚研究現狀，范·古爾教授的團隊分析了從2020年到2024年間發表的885篇相關論文 。當他們把這些研究分門別類后，一幅極度不平衡的圖景出現了。

我們可以把關于一項新診斷技術的研究，粗略地分為五個層次，就像打游戲升級一樣，一層比一層高級，也一層比一層更接近我們普通人最關心的實際問題：

第一層：技術能力研究。這個階段主要是在實驗室里鼓搗，看這個檢測準不準、穩不穩定，今天測和明天測結果一樣嗎？ 哪些因素會影響結果，比如年齡、性別、睡眠、腎病等？

第二層：診斷準確性研究。這個階段是看檢測結果和“金標準”符不符合。比如，血液檢測結果和PET掃描或腦脊液分析的結果能不能對得上？

第三層：診斷影響研究。這個階段要看，用了這個新檢測后，對醫生的診斷過程有沒有幫助？比如，是不是讓醫生對自己的診斷更有信心了？

第四層：治療影響研究。這個階段要看，檢測結果出來后，是不是改變了醫生的治療方案？比如，本來不打算用藥的，現在決定用了 。

第五層：患者結局研究。這是最頂層，也是最核心的一層。它回答的是終極問題：做了這個檢測后，患者的生活質量、日常功能有沒有改善？照顧者的負擔有沒有減輕？

那么，這885篇研究是怎么分布的呢？結果令人震驚。超過500篇，都集中在第一層“技術能力”上 。這說明，我們已經基本搞清楚了怎么穩定、可靠地測量血液里的這些蛋白。

一百多篇，在研究第二層“診斷準確性” 。這些研究發現，血液標志物的表現“似乎相當準確” 。但這里有個巨大的陷阱：所謂的“準確”，很多時候是拿血液檢測的結果去和PET或腦脊液這些“替代指標”做比較，而不是和最終的臨床診斷去比較 。

這就好比，你想知道天氣預報準不準，結果不是看第二天是不是真的下雨了，而是看它和另一家天氣預報說的是不是一樣。這顯然是不夠的。

更重要的是，大腦里有病理改變，不等于一個人就一定會出現癡呆癥狀。一項基于社區的尸檢研究發現，在超過80歲的人群中，大約30%的人大腦里有高度的淀粉樣蛋白沉積，但他們直到去世都沒有表現出癡呆癥狀 。所以，一個“陽性”的血液檢測結果，究竟意味著什么？這是一個巨大的問號。

最讓人擔憂的是后面三層。研究“診斷影響”的，只有區區7篇 。而且這些研究大多是在頂尖的學術中心做的，關注的也只是醫生“感覺”自己的診斷信心是不是增強了這類主觀指標，并沒有評估血液檢測相比傳統的問診、認知測試，到底增加了多少額外的診斷價值。

研究“治療影響”的，僅有1篇！ 它也只是觀察到檢測結果和醫生開藥行為之間存在關聯，并沒有追蹤這些患者后來的情況怎么樣了 。

而處于金字塔頂端的，我們最最關心的“患者結局研究”，也就是做了檢測后患者和家人是不是真的過得更好了——一篇都沒有！零！

這就像我們造了一艘無比先進、能探測到海底最微小信號的船，但我們從來沒有研究過，利用這些信號去救人，是不是比傳統方法更有效，甚至，會不會因為信號的誤讀，反而導致了救援的混亂和傷害。

如果王叔叔做了檢測，可能會發生什么？

讓我們回到王叔叔的案例。如果張阿姨帶他去做了這個血液檢測，可能會面臨幾種情況，而每一種情況，都可能帶來意想不到的后果。

情況一：結果“陽性”，但王叔叔癥狀很輕微。

這個“陽性”結果，在醫學上可能只是說明他大腦內存在病理變化的“風險”增加了，但它并不能準確預測王叔叔會不會在短期內發展成嚴重的癡呆，或者他的病情會以多快的速度進展 。但這個標簽一旦貼上，對一個家庭來說可能就是一場風暴。

巨大的心理負擔：王叔叔和家人可能會陷入無盡的焦慮和恐懼中。每一次小小的健忘，都可能被解讀為“病情加重”的信號，生活從此被陰影籠罩 。

社會性傷害：這個結果會不會影響王叔叔的駕駛執照？會不會在購買商業保險時遇到障礙？這些都是非常現實的問題 。

過度的醫療壓力：他們可能會感到“必須做點什么”，從而被迫去尋求各種治療，甚至包括一些價格昂貴、效果不確定、還可能帶來嚴重副作用的療法 。

錯誤的生命決策：在恐慌之下，他們可能會做出一些不成熟的預立醫療指示，比如“放棄搶救”的決定 。

情況二：結果是“假陽性”。

沒有任何檢測是100%準確的。如果王叔叔的檢測結果是假陽性，那么整個家庭將要白白承受上述所有的心理和社會壓力，這無疑是一種巨大的傷害 。

這就是科學家們最大的擔憂：在沒有充分證據證明一項檢測能帶來明確好處之前，貿然推廣，其潛在的壞處可能遠遠大于好處 。正如篩查界的古老格言所說：“所有的篩查都會帶來傷害；其中一些同時會帶來好處；而在這些篩查中，又只有一部分是利大于弊的。” 對于在普通人群中篩查阿爾茨海默病，這句警告尤其重要 。

熱潮背后，是什么在推動？

看到這里你可能會問，既然有這么多問題，為什么這項技術還被炒得這么熱呢？論文的作者們也指出了兩個深層次的原因。

首先，是監管體系的差異。一種新藥的上市，需要經過極其嚴格的臨床試驗，反復權衡其療效、副作用和成本 。但一個體外診斷測試（比如血液檢測）的上市門檻，在歐美等國家要低得多 。監管機構通常只要求公司證明其“診斷準確性”，而不需要提供證據來證明這項檢測能改善患者的健康結局 。

這意味著，開發這些測試的生物技術公司，并沒有足夠的需求或動力，去投入巨資開展那些耗時漫長、真正關注患者獲益的臨床研究 。這個重要的任務，就落到了經費有限的、非營利的學術研究者身上 。

其次，是商業利益的驅動。論文中提到一個細節：一個發布了血液標志物臨床使用建議共識聲明的工作組，其34名成員中，有27位是營銷相關檢測的生物技術公司的雇員、股東或付費顧問，或者存在其他形式的利益沖突 。當政策的制定受到商業利益的深刻影響時，我們聽到的聲音，可能就不再是純粹的科學了 。

我們需要什么樣的醫學進步？

讀到這里，請不要誤會。范·古爾教授和他的同事們，以及今天這篇文章，都不是為了全盤否定血液檢測技術。這項技術本身是中立的，它無疑代表了科學的巨大進步，能夠可靠地測量我們過去無法輕易窺探的大腦變化。

但科學的進步，和真正能造福人類的醫學實踐之間，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

這篇文章的核心，是一個懇切的呼吁：讓我們把研究的焦點，從“我們能測出什么”，轉移到“這個檢測對誰有益，對誰有害”上來。

在考慮將這項技術廣泛應用于臨床實踐或大眾篩查之前，我們需要嚴謹的隨機對照試驗，來明確回答以下問題 ：

與傳統的診斷方法相比，血液檢測能否帶來更準確的診斷，并改善患者的健康狀況？

它能否減輕照顧者的負擔？

對于那些尚未出現癥狀，但檢測結果“陽性”的人，提前告知風險，是利是弊？

在這些問題有了明確的答案之前，對于像王叔叔和張阿姨這樣的家庭來說，最理性的選擇，仍然是尋求專業醫生的全面評估。與醫生充分溝通，得到的不僅是一個診斷標簽，更重要的是一個綜合的、人性化的治療和照護計劃，這才是對患者和家庭最有價值的幫助 。

醫學的初心，是為了幫助人，而不僅僅是發現指標。在面對任何一項被譽為“革命性”的新技術時，我們或許都應該多一份審慎，多問一句：誰，會因此而真正受益？這個問題的答案，比技術本身更重要。

參考資料：Van Gool WA, Siebrand JAF, Brayne C, Larson EB, Richard E. Evidence gap in blood biomarkers for Alzheimer's disease. BMJ. 2025 Aug 5;390:e084781. doi: 10.1136/bmj-2025-084781. PMID: 407639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