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老達子
本文共1320字,閱讀時長大約3分鐘
前言
“賀蘭山下古冢稠,高下有如浮水漚” ——明代安塞王朱秩炅的《古家謠》
古詩里的古冢是歷史的標點:那時賀蘭山的風里還飄著黨項人的牧歌,興慶府的市集上有來自西域的琉璃盞。可當蒙古人的箭雨射穿興慶府的城墻,這個存續近兩百年的王朝,最終像詩里的浮漚一樣,在歷史的浪濤里散成了泡沫。
這首四百多年前的古詩,成了連接今人與西夏的一根絲線:當我們念起“賀蘭山下古冢稠”,眼前浮現的不只是荒草里的封土,更是一個民族曾有的熱血與掙扎,一個王朝從崛起到覆滅的蒼涼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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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老達子就來跟大家一起聊聊這個“謎一樣的王朝”,如何在宋遼之間殺出一條生路,又如何在蒙古鐵蹄下走向終結。
西夏:從草原孤狼到大白高國的逆襲
要講西夏,得先從一群逐水草而居的牧人說起——黨項族,這個原本扎根青藏高原東部的古老民族,最早的記憶里滿是吐蕃人的刀光。
公元7世紀,松贊干布統一吐蕃后,黨項人的牧場被占、部落被屠,無奈之下向唐朝求援。唐太宗李世民大手一揮:“遷到陜北去吧,那里有黃河水,有草原。”于是黨項人在銀州(今陜西米脂)、夏州(今陜西靖邊)一帶扎下根。
到了五代十國,天下亂成了一鍋粥,黨項人反而得了機會。那時中原的皇帝換得比走馬燈還快,誰都想拉攏這股西北的勢力。黨項首領李彝興聰明得很:后周強大,他就送戰馬;北宋建立,他就上表稱臣。就這么著,黨項人當上了定難軍節度使,管著銀、夏、綏、宥、靜五州,成了陜北的土皇帝。
可宋朝不樂意了——宋太宗趙光義覺得,“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于是下詔讓黨項首領李繼捧帶著族人遷到開封,交出五州之地。李繼捧怕了,乖乖去了開封,可他的弟弟李繼遷不干:“我們的祖先埋在這五州的土里,憑啥給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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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年李繼剛才二十歲,帶著幾十個親信躲進了陜北的沙漠。他像草原上的孤狼,白天躲在沙柳叢里,晚上出來襲擾宋軍的糧道;他娶了遼國的公主,跟遼國結盟。他游說黨項各部落:“宋朝要斷我們的根,跟著我,奪回我們的地!”
慢慢的,越來越多的黨項人聚集在他身邊,終于在公元997年,把五州之地又奪了回來。等李繼遷死的時候,黨項人已經有了自己的軍隊、地盤,還有了和宋朝叫板的資本。
接下來上場的是李繼遷的兒子李德明——這是個老狐貍,比他爹更會算計。他一邊向宋朝求和,接受西平王的封號,一邊向遼國稱臣,娶了遼國的公主。他不打硬仗,而是悶頭搞建設:把都城從夏州搬到了靈州(今寧夏靈武),后來又搬到了興慶府(今寧夏銀川)。
這地方簡直是“天選之地”:賀蘭山當屏障,黃河水澆田地,既能養馬,又能種糧;他還派商隊去西域、中原做買賣,駱駝隊帶著黨項的皮毛、馬具,換回中原的絲綢、茶葉,西域的琉璃、香料,賺得盆滿缽滿。等李德明死的時候,黨項人的地盤已經擴展到了河西走廊,實力比他爹那會強了十倍。
公元1038年,李德明的兒子李元昊終于忍不住了——他已經等了太久,要當真正的皇帝!
這年十月,興慶府的皇宮里張燈結彩,李元昊穿著自己設計的“白錦袍”(黨項人崇尚白色,認為白色是“天的顏色”),戴著“金冠”,對著滿朝文武宣布:“我們黨項人有自己的土地、自己的文字、自己的風俗,今天我要建立‘大白高國’(西夏的正式國號),我就是‘始文英武興法建禮仁孝皇帝’!”
李元昊可不是“空口說白話”:他早就做好了準備:
- 造文字:他讓大臣野利仁榮創制西夏文,這文字像漢字,但筆畫更復雜,比如“國”字寫成“”,“人”字寫成“”,像“方塊字里的密碼”;
- 改風俗:他規定黨項人必須“禿發”(把頭頂的頭發剃光,留兩邊的),穿“窄袖短衣”,誰敢學漢族的“束發”“寬衣”,就砍頭;
- 建都城:他把興慶府打造成了一座繁華的都城——皇宮里有“昊王殿”,大街上有“西域坊”,賣著從波斯來的琉璃盞、從印度來的香料,還有黨項人自己做的“奶酪餅”;
- 擴地盤:他派兵攻占了河西走廊的甘州、涼州,把絲綢之路的咽喉捏在了手里。
就這樣,西夏王朝正式建立了——這個從青藏高原遷來的民族,經過幾百年的掙扎、奮斗,終于在宋遼之間殺出了一條生路,建立了自己的國家。賀蘭山的風里,終于飄起了“大白高國”的旗幟;興慶府的鐘聲里,終于響起了黨項人的朝會禮樂;黨項人的孩子,終于可以學自己的文字,讀自己的歷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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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誰也沒想到,這個曾經無比輝煌的王朝,最終會被蒙古鐵騎踏碎,會被歷史的塵埃掩埋——就像賀蘭山腳下的古冢,只剩下封土堆,訴說著曾經的榮耀與滄桑。
李元昊在興慶府稱帝時,龍椅旁擺著兩樣東西:一樣是仿照宋朝樣式刻的“傳國玉璽”,一樣是用西夏文寫的“大白高國”國號詔書。
這兩個細節像一把鑰匙,能打開西夏制度與文化的“密碼箱”——這個王朝從不是“中原的復制版”,而是把草原的狼性、中原的制度、西域的風情,揉成了獨一份的“黨項味道”。
騎在馬背上的官僚體系
黨項人是馬背上的民族,可當他們拿下興慶府、河西走廊這樣的農耕區后,光靠部落首領說了算肯定不行。李元昊的解決方案是搞一套“蕃漢雙軌制”:既要讓黨項貴族覺得“還是自己人管自己”,又要讓漢族地主、西域商人能“看懂規則”。
先說中央官制:表面上看,西夏有“中書省”(管行政)、“樞密院”(管軍事)、“三司”(管財政),完全是宋朝的“復刻版”。但李元昊偷偷加了個“蕃官系統”——比如“寧令”(黨項語“大王”,管部落)、“謨寧令”(“天大王”,比“寧令”高一級)、“昂星”(相當于樞密使,管軍隊)。
這些“蕃語官名”不是擺設:野利仁榮(創制西夏文的大臣)當過“謨寧令”,既要管黨項部落的牛羊,也要管興慶府的官印;沒藏訛龐(李元昊的國丈)當過“樞密使”(漢官),也當過“寧令”(蕃官),既能和宋朝使臣談判,也能鎮住草原上鬧事的部落。
再看地方制度:西夏的地盤像條“長蛇”——從陜北的米脂到西域的敦煌,綿延幾千里,既有種麥子的平原,也有跑馬的草原,還有守邊關的要塞。李元昊想了個“監軍司”的招兒,把全國分成12個監軍司(后來擴到18個),比如“左廂神勇軍司”(駐陜西榆林,防宋朝)、“甘州監軍司”(駐甘肅張掖,管河西走廊)。每個監軍司有幾千到幾萬人,既是邊防軍,也是地方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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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別小看這些監軍司,它們才是西夏的生存根基:正是靠著這些軍鎮,西夏才能守住賀蘭山的屏障,掐住絲綢之路的咽喉,在宋遼之間左右逢源。
刻在方塊字里的黨項魂
西夏最謎的地方,是它的文化:明明用方塊字,可筆畫繞得像迷宮;明明信佛教,可還保留著草原的禿發風俗;明明穿錦袍,可最愛白顏色。這些矛盾,恰恰是黨項人既要保持自我,又要融入世界的掙扎。
第一是文字:這是黨項人的文化身份證。
李元昊讓野利仁榮創制西夏文時,說了句狠話:“沒有自己的文字,我們永遠是中原的‘夷狄’!”西夏文的樣子,像把漢字“拆了再拼”——比如“人”是“”。西夏文的筆畫特別多,比如“佛”字有16畫,“法”字有18畫,可黨項人不在乎。他們要的就是和漢字不一樣,要讓自己的文字成為民族的符號。
第二是宗教:從拜狼神到信佛祖的轉向。
黨項人原來信薩滿教,崇拜狼神、山神、河神——獵人打獵前要殺羊祭狼神,牧民搬家前要向山神磕頭。可等他們搬到興慶府后,發現只拜狼神管不住這么大的地盤——得找個全民都信的宗教。于是佛教成了“國教”。
李元昊的皇后沒藏氏,是個佛教狂:她掌權后,用了5年時間建承天寺塔(現在銀川還有),塔高64米,里面藏了“佛頂骨舍利”,還請了中原的高僧來開壇講法。后來的西夏皇帝更卷:
- 諒祚(李元昊的兒子)讓人在賀蘭山刻了100卷西夏文佛經,刻滿了整面山壁;
- 乾順(諒祚的兒子)用黃金鑄了“西夏文大藏經”,把漢文、藏文的佛經全翻譯成西夏文——比中原的“漢文大藏經”還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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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對西夏的影響,滲透到了骨頭里:法律《天盛改舊新定律令》規定,偷寺廟里的東西要判“死刑”;黨項人的名字里,很多帶“佛”“法”,比如“李佛輔”“野利法榮”;連打仗前都要“拜佛祖”——李元昊打好水川時,先讓士兵對著佛塔磕頭,說“佛祖會保佑我們贏”。
今天我們就先聊到這吧,下一篇,我們將走進西夏的最后時光——看看這個蕃漢混搭的王朝,如何在蒙古鐵蹄下,演繹雖死猶榮的悲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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