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失業催生共產主義實踐？孫玉良：普通人要修“德本財末”精神

文︱孫玉良

網名“劍橋萌叔”的張子萌提出一個觀點，共產主義一定會實現，當AI取代95%人類工作時，也即全社會95%的人都失業時，生產力反而將極大提高，“物質極大豐富”這一共產主義要件將成為現實，屆時就會形成一種“按需分配”機制。那么問題來了，那個時候的人類，道德水平也會相應地“極大提高”嗎？如果道德水平很低，人人是精致利己主義者，即便物質再豐富，也不會進入共產主義社會的。

AI的出現，為我們審視未來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按需分配"的實現，需要打下一個什么樣的社會道德基礎，是我一直考慮的問題。我認為，從現在開始，整個社會都要培育利他精神，培育"德本財末"精神。現在的我們，生活在一個走向共產主義的過渡期，既有AI引發的失業焦慮與社會轉型挑戰，又有以道德提升為前提的人機和諧共存的共產主義美好圖景，從個人到社會都需要未雨綢繆制定多層次應對策略，才會為未來走向共產主義社會打下良好基礎。

除了張子萌，還有劉強東提出類似觀點，他甚至更進一步，大膽預言共產主義在我們這一代人就有可能實現。客觀上來說，當機器人承擔了社會90%以上的生產勞動時，"物質極大豐富”這一共產主義的首要前提將不再遙不可及。劉強東的核心邏輯認為，機器人高效率創造的社會財富將由政府分配給所有人，消除貧富分化。

然而，物質豐裕僅是共產主義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按需分配的實現還需滿足三大核心條件：生產資料公有制、人的全面發展與道德水平提升、以及完善的社會管理體系。當前AI發展主要解決了生產力層面的問題，但生產關系的調整與上層建筑的變革明顯滯后。特別是在全球范圍內，資本主義私有制仍占主導地位，而社會主義國家僅占少數。這種制度差異使得AI創造的財富可能繼續集中在少數科技巨頭手中，而非實現社會共享。因此，在歡呼AI帶來物質豐裕的同時，我們必須清醒認識到：技術本身是中性的，它既可能成為通往共產主義的階梯，也可能淪為資本壟斷的工具。關鍵在于社會制度設計與價值引導——這正是"德本財末"精神在當代的意義所在。

在當前的社會管理制度主導下，如果因為AI的出現，實現了“物質極大豐富”，使工作不再成為生存必需，會出現什么樣的社會景象呢？我認為：缺乏相應道德修養的人群可能陷入兩種極端：要么沉溺于物質享受，滋生懶惰與貪婪；要么因失去勞動價值感而陷入存在主義危機。歷史經驗表明，物質豐裕并不自動導向精神升華，相反可能誘發更多道德危機。看看那些窮奢極欲的富豪們什么德行就知道了，他們何止為富不仁，簡直富到“禽獸不如”的地步了，什么缺德事都能做出來。

“按需分配”機制有效運轉的核心在于社會成員必須具備自我約束與利他主義精神，比制度變革更難的是人心改造。當社會根據每個成員的實際需要分配消費品時，若個體仍保持資本主義時代的占有欲與攀比心理，必然導致需求膨脹與資源浪費。張子萌提出的"德本財末"精神正是針對這一道德困境的解決方案。這一理念主張將道德修養置于物質追求之上，通過培養利他價值觀重構社會倫理基礎。其合理性在于：首先，它回應了共產主義對“人的全面發展”的要求，將道德提升作為社會轉型的軟性基礎設施；其次，它為AI時代的失業焦慮提供了價值出口——當勞動不再是定義人生意義的唯一標準時，道德實踐與精神追求可成為新的價值載體；最后，它契合了東方文化中“重義輕利”的傳統，較易獲得文化認同。

然而，"德本財末"的推廣面臨現實挑戰。在仍以市場經濟為主的當下，物質激勵仍是主要行為驅動力；全球范圍內消費主義文化盛行，將占有與享受等同于幸福；不同文化、宗教對“道德”的理解差異巨大，難以形成普世標準。更復雜的是，AI時代可能出現的社會分層——少數控制AI的精英與依賴分配的普通大眾之間可能產生新的權力不平等。馬斯克預言的“全民基本收入”方案雖能解決物質分配問題，但若無相應道德建設，可能催生一個精神空虛的“無用階層”。

毛主席曾經試圖用發動全民心靈深處鬧革命的方法，改變自私自利那種劣根性，可惜最后失敗了。但那一代人的道德水平，顯然得到了提高，至少要比現在的人們道德水準高。以史為鑒，當代社會的道德建設必須超越簡單說教，構建多層次培育體系：在教育層面，將利他主義與集體意識融入課程體系；在文化層面，通過媒體重塑成功標準，弱化物質崇拜；在制度層面，設計激勵相容的機制，使道德行為獲得社會認可。或許這樣做，“按需分配”才不致淪為烏托邦幻想，而成為可持續的社會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