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17軍軍長和政委叛變，兩人都活到建國后，還當上了或大或小的官

“1949年秋天，宣城郊外的稻田邊，方步舟壓低聲音對警衛說：‘我這半生折騰得夠多，是時候穩下來干點實事。’”不到十分鐘，他就被安排進新成立的華東軍區接待站，身份從“起義部隊負責人”變成“等待組織審查的干部”。時針撥到此刻，兩個名字——張濤、方步舟——再次被擺上桌面。

人們常以為紅17軍只是紙面上的番號，事實上這支部隊在1933年8月1日確實拉過隊伍、舉過旗，短暫卻真實。成立當天，贛東南山道里仍飄著硝煙，張濤升任軍長，方步舟兼政委，兵力近五千。照理說，紅17軍屬于后來“湘鄂贛紅軍集團”的一環，但由于存在時間不足一年，很多老兵提起它時都要加一句“那是短命部隊”。

木石港一戰把張濤推上風口。1934年1月，他指揮伏擊成功，殲敵千余，一時風頭無兩。驕傲來得太快，他擅自宣布就地休整七天，部下既愜意又迷糊。老戰士回憶：“我們都覺得蹊蹺，可誰敢質疑軍長？”七天未滿，王文驛方向炮聲震天，贛敵三個旅撲來，紅17軍瞬間被釘死在田壟與茶山之間。最終只剩六百余人，連番號也被取消，殘部歸入紅16師。

第五次反“圍剿”失利，中央根據地被迫西移，而張濤則迎來問責。軍職撤銷那天，他拿著公文發呆，筆記本里只寫了四個大字——“何去何從”。副政委葉金波被誣通敵后遭槍決，使張濤恐懼加劇。他唯一能想到的安全出口，就是偷偷轉向對岸。結果，他在江西石城以化名投靠國民黨，只被分配到一個步兵營，軍銜上尉。有人取笑“紅軍軍長，白軍營長”，張濤只好苦笑。日子久了，他把自己當成普通軍官，甚至主動避談過去。

抗戰爆發，張濤混跡山東戰場，既無大功，也無大錯；內戰打到1948年，他干脆借口生病，滯留家鄉南昌。國民黨撤退臺灣時，他留在大陸，自首時說：“我打過紅軍，也打過日軍，現在就想種田。”華東局批準他回鄉務農，同時開展土改，村里缺主事人，張濤憑識字和舊日資歷，成了農業生產互助組組長。幾年下來，村民對他嘀嘀咕咕：“咱村長早前可是紅軍軍長呢。”張濤不再多辯，每日扛鋤上田，閑時帶人修堤、挖渠，1955年被推選為鄉人大代表，算是“官”卻不顯眼。

再看方步舟，這位江西石子崗出生的教書匠，1927年南昌起義后就扔掉教鞭參軍。紅17軍解散后，他接任紅16師政委，與張濤分道。1937年2月豫西遭圍殲，師折損過半，軍政委員會開會檢討，傅秋濤當眾批他“戰術冒進”。爭辯無果的晚上，方步舟記下三句話：“今晚之后，誰還信任我？”意外的是，隔月他收到了撤職、開除黨籍的決定。

屋漏偏逢連夜雨。妻子懷胎五月，途中被國民黨憲兵逮捕。方步舟奔走營救，屢屢碰壁。南京情報處趁機遞話：“帶著部下過來，我們保你全家安全。”在妻子與黨紀的雙重壓力下，他妥協，率警衛連出走。檔案記載，他抵達武漢整編處時，國民黨剛好準備抗戰擴軍，于是給了個“暫編二旅少將參議”的名號，既象征拉攏，又留有距離。

開戰后，他在淞滬、臺兒莊都參過戰。老兵說：“方師長打起小日本真不要命。”國民黨內部因為不抵抗與消極抗戰爭論激烈，他多次頂撞嫡系，1940年甚至被軟禁。那一年，他偷偷掩護幾名被捕的八路軍干部出逃，自己差點丟掉性命。抗戰勝利之后，國共局勢再變，他被調到安徽宿松整訓新兵。眼見國民黨節節敗退，1948年六月，他派人與華東野戰軍接觸，同時疏散家屬。臨起義前夜，他對副官低聲說：“這次絕不回頭。”

接管部隊后，華東軍區對他既欣賞又謹慎。建國初，他被安置在安徽宣城農場任副場長，帶著二百多名復員兵開荒墾植。八年間農場從荒灘變水稻示范區，方步舟得到省里表揚，1957年調南京民政局。最讓他掛懷的是黨員身份，他先后寫過三封申請，組織回復很客氣：“歷史問題重，需考驗更長。”第四封信寫到半截，他停筆自語：“入不了黨，也要干事。”

1960年代初，他在江北巡查災情，腳下一滑跌進堤壩，落水后被救起，高燒不退。臨病危時，他留下遺囑：“別給我立碑，留墳地種麥子。”南京民政局給了集體悼念，檔案里寫：“其歷史復雜，但抗戰貢獻與起義功勞不可抹去。”

張濤比他命長。1977年，江西豐城縣通電喜訊：老村長被評為縣勞動模范。那天公社禮堂里敲鑼打鼓，他抖著手握獎狀，低聲念：“昔日軍長，如今老農，一樣報國。”次年冬天，他因腦溢血去世，享年七十六歲。縣里給了四個字——“立場轉正”。怎奈他的戰爭舊事早被塵封，年輕人只知道“張模范”。

如果把兩個人的軌跡攤開，就像兩條折線：張濤一路下墜再趨平穩，方步舟劇烈震蕩后止于中游。軍事素質、膽識、運氣都不是絕對因素，真正主導命運的，是那一刻的抉擇。王文驛冒進、開除黨籍、家屬被挾，種種節點像推手，把人送到不同岔路。當曲終人散，他們都在共和國土地上走完余生，身份或高或低，卻各自留下一串復雜注腳。有人問，這樣的人該如何評價？檔案管員攤開卷宗，只說一句：“記錄擺在這兒，自己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