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少農村家庭里,妻子進城當“老漂”,丈夫留在老家,這種現象已越來越常見。
隨著城市化加快,大齡流動人口中出現了“單漂”現象。所謂“單漂”,指家中只有一位老人進城打工或幫兒女照顧孩子,另一位則留守老家,守著房子和土地。
據《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統計,全國60歲及以上流動人口約1800萬人,其中800萬人因照顧孫輩而遷移,女性占比超過七成。換句話說,進城的多是女性,男性往往選擇留下。
至于原因,西北農林科技大學教授陳輝在研究大量“老漂族”案例后發現,即便閑著無事,許多老年男性也不愿隨子女進城。離開熟人社會,他們“抽煙不自由、說話不自由,做什么都受拘束”,有人甚至形容那種生活“像坐牢”。
當老伴進城后,這些老年男性如何一個人守著空房子度過漫長日夜?留守老家的生活,究竟是他們口中的自由與安逸,還是另一種形式的孤獨?
留在家鄉的老年男性
清晨五點半,天仍是灰蒙蒙的,文伯卻已獨自醒來。
自從妻子離開老家,去城里幫兒子帶娃一年多,他漸漸習慣了廚房里沒有鍋碗瓢盆的喧鬧,不用被孩子半夜的哭聲吵醒,耳邊沒有人催促嘮叨的生活。文伯煮了一碗清水掛面,下樓打開店門,坐在門口吃了起來。
在重慶西南的村鎮,像文伯這樣的老年留守男性并不罕見。子女們大多在城里安了家,為了照顧孫輩,老伴自愿進城,而不習慣城市生活的他們,逐漸成為農村主要的留守群體之一。
過去,文伯家熱鬧非凡,三四代人住在同一屋檐下。廚房里總能看到岳母、老婆和兒媳進進出出的身影,她們不斷換著花樣做飯燒菜。而文伯只需專心做熟人生意,負責銷售和修理家電。由于擔心孩子們不夠住,他特意打通樓上兩間屋子,將300平的空間裝修成五室兩廳的居民房。
然而,如今這房子卻空了。變化發生在最近一兩年:兒子要創業,兒媳進城上班,夫妻倆在本地城區買了房,順帶接上了文伯的老伴劉姐同住幫忙帶娃。
“即使以后不開店,我也不想搬進城。”文伯說。新家與老家車程不過40分鐘,但自新房交房兩年來,他只去過兩三次,每次只待兩小時。“在城里不認識幾個熟人,沒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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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伯開車去兒子新房裝空調
獨居后,文伯干脆將飯桌搬到店門口。有時,他還會備點酒,翹著二郎腿與鄰居或路人聊上幾句。別人笑他像單身漢一樣,沒人為他煮飯。他卻硬撐著說:“我又不是不會做飯,一個人生活安逸多了。”
很多老人堅信“金窩、銀窩,不如自己的狗窩”。在自家待了大半輩子,文伯不愿搬去別處。村鎮里唯一的小飯館開在他家對面,日均花費約40元,可以解決他的中晚餐。他一頓能喝四瓶酒,與飯館老板夫妻處成了酒友,這家飯館也成了他的“專屬食堂”。
沒人管,也沒有孩子吵鬧,閑暇時打牌、下象棋、放魚捉蝦,文伯的生活看似瀟灑自在。但今年暑假,兒媳帶著孫子去湖北,妻子劉姐一回家就揭開了文伯的“老底”:只要她在城里多待幾周,文伯的瀟灑生活便會全面崩潰。
雖然文伯有一定的經濟來源,但在農村生活并不像城市那樣便利,花錢有時也未必能完全處理穿衣、吃飯、清理房屋等瑣事。每周,劉姐從城里回來,都要做飯、清洗臟衣服、打掃被弄亂的房子,還要購買補齊生活物資。臨走前,她會把文伯一周的食物安排妥當,把家收拾得干凈利索。
這種情況并非個例。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數據顯示,我國空巢和獨居老人已超過1.18億。在60-75歲老年男性中,約80%依賴配偶提供日常照料及情感支持。許多老年男性生活的背后,依然是妻子為家庭擔起了大部分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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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守店的文伯與他的門店
為孩子忍了大半輩子,劉姐常吐槽文伯有些“大男子主義”:家里有洗衣機,他卻懶得用,總把臟衣服亂丟;家里有車,文伯也很少用來接送她;打電話時更是簡短回復一兩句就掛斷。
與不愿進城、只想安穩度日的老伴不同,劉姐曾在鎮上開過家具店和凈水器店,如今54歲的她仍渴望外出打工賺錢。因為需要幫兒子帶娃,她臨時去駕校學開車,每天開老年代步車接送孫子上下學,周末回到老家,過上了“候鳥式生活”。
劉姐說,她們這一代的女性不再被家鄉困住,她不想像老伴那樣一直待在老家,更愿意進城掙錢見世面,為自己而活,把城市當作第二故鄉。
妻子做“老漂”,丈夫守老家
“女進城、男留守”的現象愈發普遍。女性更容易在城市找到立足之地,也愿意適應新環境;而男性則因為生活習慣的不同或就業受限,主動或被動地退出城市生活。
對不少老年男性來說,離開熟悉的鄉土人情,像是失去了生存坐標。城市的生活節奏快、人際關系疏離,他們很難找到歸屬感。隨著年齡增長,不少人的身體機能下降、思維模式固化,加上代際矛盾,使他們更難融入陌生環境。
即便有意去城市工作,他們也發現自己的選擇寥寥。相比老年女性進城后常從事的“月嫂”“育兒嫂”等相對高薪的崗位,老年男性能選擇的工種要少得多,最常見的是當保安。
在一線城市,這個看似門檻較低的崗位,也有年齡限制,雇主很少愿意雇用50歲以上的男性。極少數愿意招老年男性的保安崗位,月薪通常不足3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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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崗薪資能到4000-600元區間,基本都會要求50歲以下
年輕人常調侃“當保安是少走20年彎路”,但對進城打工的老年男性來說,工作環境遠沒有想象中那么寬松與舒適。從拖欠工資到高溫下的長時間工作,許多人在城市找不到合適的工作,最終只能回到養育自己的土地,在熟悉的老家繼續生活。
這一趨勢在數據上有所體現。據農業農村部固定觀察點顯示,2024年約有140-150萬60歲以上農民工返鄉,其中男性占比約75%,因年齡或健康原因返鄉的比例超過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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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亞在農村的日常生活
吳亞曾在城里當磚匠,因使用切割機時不小心傷了腳,加上長期腰肌勞損,不得不提前退休回到老家。與文伯一樣,他的老伴也選擇進城為女兒帶娃,但習慣了吃自家種的有機農作物、低成本農村生活的他,已難以適應城市的生活。
吳亞的女兒和女婿在城市工作,表面上“朝八晚五”,但日常加班成了常態。因為心疼女兒,吳亞的老伴和女兒婆家商量,兩家老人輪流進城帶娃。小外孫已經6歲,今年吳亞的老伴“輪休”,才終于回到老家。
隨著收入驟降、積蓄快速消耗,像吳亞這樣的留守老年男性,家庭地位也從“頂梁柱”和“決策者”,逐漸退至邊緣,存在感越來越弱。
湖南師范大學副教授谷玉良研究發現,這些老年男性在家族事務中的建議采納率不足15%,超過八成子女將其意見視為“過時觀念”其中44% 的受訪者日均與子女交流不足1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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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亞自己在家養的雞
在老伴回家之前,63歲的吳亞獨自一人洗衣做飯,平日里務農種些苞谷蔬菜,喂養雞鴨。傍晚閑來無事,他常與同村的幾位老友聚在村頭岔路口,七嘴八舌地聊著“國家大事”。每當他們發表自己與眾不同的見解時,常常伴隨著幾場“臉紅脖子粗”的激烈爭論。人群中聊得最起勁、聲音最大的,通常是吳亞。直到天完全黑了,他也不肯離開。
盡管白天有朋友相伴,夜晚獨守空房的孤獨與情感上的折磨,才是吳亞最難忍受的困境,常常讓他感到心力交瘁。
據中國老齡科學研究中心的數據顯示,農村空巢老人中約45% 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問題,而老年男性的自殺率是女性的 2.3 倍。53.6% 的獨居老年男性經常感到孤獨,7.5% 曾產生過自殺念頭。
吳亞與老伴雖然經由相親認識,但攜手相伴半生,他們依然非常重視彼此的陪伴。在老伴進城帶娃期間,兩人幾乎每天都會視頻通話,聊聊家長里短,有時也相互傾訴獨居或帶娃的辛苦。
然而,手機屏幕那頭傳來的聲音和影像,終究無法完全替代真實的陪伴,無聊時,吳亞便在家中養了一只黑灰條紋的貍花貓,平時常與它說話解悶,成為生活中的微小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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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亞一個人在家養的貍花貓
他們的老家距離主城區約270公里。女兒懷孕時,吳亞曾帶著村里的土雞蛋坐高鐵去探望,白天女兒女婿都要上班,吳亞只能待在家做飯、拖地,偶爾去公園走走,時間被無聲地消磨。
城市比老家炎熱,生活開銷又大,連日常飲水都要花錢,這讓習慣省錢的吳亞覺得很不劃算。平時他在農村種菜自給自足,從不用農藥,但有次在城里洗菜時,發現菜心里夾雜著農藥的殘留顆粒,讓他更不習慣這里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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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伴回來后,吳亞拍攝的自家飯桌
每逢過年或放假,女兒會帶著外孫一家回來看望他,次數不算多。好在今年老伴回到身邊,吳亞的臉上多了笑容,生活質量也明顯得到了改善。從前他一個人做飯,只炒一道菜,晚上繼續吃前一頓的冷飯剩菜。如今老伴在身邊,他每餐甚至能多吃上兩道菜。
餐桌前,老兩口的生活逐漸回歸正軌。熟悉的家常味、飯桌上的閑話,讓他們找回了久違的踏實感。
然而,這樣的平靜并不長久,隨時可能被照料下一代的需求打破。
離開或留下,都是為了家
CCTV央視網曾播出一部聚焦“老漂族”的紀錄片《老漂的老鴛鴦》,講述一對老夫妻因分別照顧兩個外孫而相隔千里的故事。紀錄片中,四年的漂泊生活逐漸讓兩位老人產生了埋怨 。
與紀錄片中的故事相似,來自福建的喬大爺與他的老伴也因照顧孫輩,一南一北長期分居兩地。他們的相聚與離別,都發生在北京一家不起眼的小吃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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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大爺家的小吃店
這家開了十多年的老店,歷經兩代人。喬大爺原本計劃將店交給兒子兒媳,自己和老伴回福建安享退休生活,但隨著孫子孫女的成長,孩子異地上學成了難題——3歲孫女可以就讀公私合辦的幼兒園,而13歲的孫子則需要跟隨喬大爺回老家上學。
每年暑假,喬大爺都會帶著孫子從福建小縣城“遷徙”至北京西北的城區,一家六口人擠進兩間僅十八平方米的出租房。在福建照顧孫子六年多,他早已習慣了每年這樣重復往返的生活。
許多不善表達的老年男性一樣,喬大爺很少主動聊自己的事。每年回北京時,熟客進店看到他,總會感嘆他在老家瘦了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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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大爺一家在北京住的十八平方米出租房內部
老一代中國家庭長期遵循“男主外女主內”的模式,但隨著城市化進程加快,家庭重心正在發生轉移。老年女性多跟隨子女進城“隨遷”,而老年男性的傳統“家長”角色淡化,更容易陷入價值感的空白。
為了適應新身份,不少老年男性開始轉型為家庭的輔助支持者。調查顯示,63%的受訪老年男性認為“不得不學新技能”。
以喬大爺為例,他自認沒有什么獨門廚藝,做飯只是把肉和菜炒熟。他笑稱:“我們那邊的男人什么都會做,只是平時比較懶。”
過去,他除了旅游幾乎沒什么愛好,曾與朋友多次組團游遍國內各地。自從回到老家照顧孫子,他的生活節奏明顯慢了下來,不再四處組團出游。如今,他一手包辦孫子的吃穿住行,閑時與朋友喝茶聊天,偶爾在土地邊角開墾一塊荒地,種些新鮮的瓜果蔬菜。
據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社會發展研究所發布的《隔代照料對家庭代際關系的影響》調查,近年來,老年男性參與孫輩照料的比例已提升至42%。雖然主要照料者仍多為老年女性,但爺爺和姥爺們也開始參與日常育兒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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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大爺一家在北京租住的小區
回到北京的小飯館時,喬大爺會幫忙備菜、炒菜,為老伴和兒子打下手,但不習慣吹冷空調的他,一有空就坐在門外抽煙,一天能抽完一整包,這是他北漂開店時養成的習慣。
錯過店里的用餐高峰,他們家的飯點通常較晚,在下午兩點半和晚上八點半。喬大爺說,他依然喝不慣北方加了味精和胡椒粉的羊湯粉條。再加上北京的餐食動輒三五十元,對他而言不僅味道不合,吃不完還覺得浪費,不如家里的包子、饅頭實在。
如今喬大爺的身體還算硬朗,能夠堅持奔波的生活。但這樣的日子還能維持多久?他心里也沒有底。
許多留守農村的老年人都面臨慢性病困擾,當老年男性患病后,31.9% 選擇不就醫,“小病扛、大病挨”成了他們的普遍心態。這也導致了他們突發疾病時,夜間無人察覺的風險高達58%,致殘率為女性的1.7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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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吃店對面的文化墻
漂泊了大半輩子,喬大爺又回到了店門口,心里盤算著孫子初中開學的日子。
北京難得安靜的夜晚,他更喜歡陪著3歲的小孫女玩耍,握著孫女的小手,一遍遍教她唱起那些老掉牙的情歌:
“讓我留在你身邊多一天 / 雙手捧著你的相片 / 你是我放不下的人”;
“我在遙遠的南方 / 思念北方的你”;
“夜已沉默 / 心事向誰說 / 每當孤獨回首 / 你的愛總在不遠地方等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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