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路言
2025年,特朗普開啟第二任期后,旋即簽署第14160號行政令,以“填補政策漏洞”“維護公民身份權威性”為由,在行政層面首次對“出生公民權”的核心原則發起沖擊,將新生兒國籍認定與父母居留身份直接掛鉤,標志著“赴美生子”這一傳統移民路徑的重大轉折。
此舉不僅動搖了美國國籍制度長期以來的穩定性,更在憲政領域引發強烈震動,加劇了行政與司法間的權力交鋒,同時在社會層面造成深度撕裂。這項政策的未來走向,不僅將重塑美國的國籍制度,還可能在全球范圍內引發移民政策的連鎖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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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策背景與主要內容
(一)“出生公民權”歷史沿革和改革動因
“出生公民權”作為美國憲法第十四修正案確立的核心制度,自1868年設立以來始終是美國國籍認定制度的基石。該制度賦予任何在美國境內出生的人以公民身份,無論其父母的國籍或身份如何,體現出憲法對平等權利與普遍國籍的保障。但隨著“生育旅游”現象擴張和非法移民數量上升,美國保守主義陣營逐漸將“出生公民權”視為吸引非法入境和濫用福利制度的政策漏洞,要求改革的呼聲不斷上升。2025年1月20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在其第二任期首日簽署行政令,正式啟動限制“出生公民權”的政策進程。此舉不僅旨在打擊非法移民,也標志著美國國籍政策進入更具排他性的調整階段。
(二)行政令對新生兒國籍認定的具體規定
14160號行政令規定,從生效日起,以下兩類新生兒將不再自動獲得美國國籍:一是母親在美國非法居留,且父親在出生時并非美國公民或永久居民;二是母親雖為合法入境者,但僅持臨時身份(如學生、工作、旅游簽證等),而父親亦非公民或綠卡持有者。美國移民局隨后發布配套實施細則,擬定新生兒身份審核機制,包括明確“非法居留”與“臨時合法身份”的判定標準、父母身份認證程序以及新生兒國籍歸屬流程,旨在為政策落地構建技術和程序支持體系。
(三)特朗普政府推進限制“出生公民權”的官方理由
特朗普政府將該行政令定位為“恢復憲法精神”的關鍵舉措,認為“出生公民權”長期被濫用,導致非法移民通過子女身份實現“鏈式合法化”。美國白宮發言人強調,國家有責任捍衛納稅人利益,避免公共醫療與教育資源被無證移民濫用,同時以此遏制“赴美生子”灰色產業鏈,重申美國公民身份的嚴肅性與排他性。
二、政策實施現狀
(一)行政措施與法院審查的拉鋸過程
自行政令簽發以來,美國聯邦政府與司法機構之間的制度對抗持續升級。行政令發布后即設定30天緩沖期,但在生效前便遭遇多地法院凍結。包括新罕布什爾州、馬里蘭州、馬薩諸塞州在內的多個聯邦法院以“嚴重違憲”為由頒布初步禁令,阻止政策執行。原告團體涵蓋22個州檢察長、移民組織以及相關家庭。
隨后,美國最高法院于6月27日以6:3的票數裁定,下級法院不得發布全國性禁令,理由是此類禁令超越了聯邦法院針對個別原告的管轄權限。該裁定未涉及行政令本身的合法性,但事實上削弱了集體訴訟的系統性保護力,使行政令可能在28個未發起訴訟的州生效。這一程序性勝利,被特朗普政府解讀為“階段性推進基礎”的確立。
與此同時,司法體系內部對此裁定也存在嚴重分歧。保守派法官強調“司法克制”,主張行政領域應留有空間;自由派法官則警告該裁定將“剝奪廣泛受影響者的合法保護”,導致政策效果在州際出現割裂執行,制造“公民資格的不確定邊界”。
(二)支持與反對力量交鋒以及社會輿論分化
社會層面對此行政令形成尖銳對立。支持者主要集中在美國共和黨內保守派與部分中西部選民群體,他們認為該政策有助于遏制非法入境、減輕公共負擔并強化國籍制度的穩定性。同時,部分基層執法人員與邊境管控機構表達了對“落實行政令有助于明確操作界限”的期待。
而在反對陣營中,美國民主黨各級政府、移民倡導組織及眾多法律學者一致認為行政令違憲,并可能引發系統性人權問題。亞裔、拉美裔與非洲裔社區表達強烈擔憂,指出該政策將其置于潛在“無國籍”與“身份歧視”的邊緣地帶。與此同時,美國國內外多家主流媒體對政策持批評態度,強調此舉違背美國“移民國家”核心價值,正在破壞國家的制度連續性與道義形象。
(三)各州執行態度不同導致制度割裂
截至目前,行政令的執行面臨“州際分化”格局。共和黨控制的紅州大多傾向執行,民主黨控制的藍州則明確拒絕。這種執行割裂不僅打破了美國聯邦移民制度的統一性,也為今后的法律適用和行政管理留下了巨大不確定性。一些州已提出將通過立法手段保護出生兒童公民權,防止政策在本州落地;另一些州則計劃參照該行政令推動本地移民管控法案,引發聯邦與州權之間的結構性張力。
三、面臨的挑戰與潛在影響
(一)圍繞憲法解釋展開合法性爭論
行政令最核心的法律挑戰在于其對美國憲法第十四修正案的重新詮釋。該修正案自1868年確立以來,一直被解釋為“在美國出生即為美國公民”,其目的原為保障解放黑奴后代平等權利。行政令試圖將“受其司法管轄”條款狹義化處理,主張非合法居民的子女不受憲法保護,從而否定其出生公民權。
這一解釋若獲司法認可,將構成對既有美國憲法體系的根本動搖,并打破1898年“黃金德案”確立的司法先例。該案明確指出,只要出生地在美國,便享有完整國籍權利,除非父母為駐外外交人員。因此,如果此次行政令被最終確認為合憲,美國國籍制度將從“出生地原則”向“父母身份原則”發生本質轉變,構成百年來最深層次的制度重構。
(二)政策落地面臨甄別與執法難題
政策落地面臨巨大技術難題。首先是甄別機制問題。在醫療機構、新生登記處、移民執法部門之間,如何準確判定父母是否處于“非法”或“臨時合法”狀態,涉及到跨部門數據整合與實時校驗能力,而目前美國尚無統一身份甄別平臺可供支撐。
其次是執法資源問題。新政策的實施將極大增加地方移民局、醫院與社會服務機構的工作量,尤其在大城市及移民集中地區,將造成行政資源擁堵與程序失序。
此外,若出現身份爭議,如何處理“待定國籍嬰兒”的社會保障問題,目前也無明確法律依據或程序安排。一旦規模化出現此類案例,將可能引發大量訴訟,拉長美國政府行政反應周期,帶來“系統性滯后”風險。
(三)對移民家庭、族裔關系和國際形象嚴重沖擊
該政策的長期影響不可低估。首先,它將導致移民家庭對美國國籍制度的信任崩塌,抑制未來合法移民意愿,并引發更多“灰色移民”行為。其次,美國的教育、醫療、社會服務系統將面臨一批身份不明兒童,其法律地位、受教育權、醫療權等都將陷入模糊地帶,形成制度真空與人道困境。
在社會層面,該政策可能激化美國族裔矛盾。非白人群體、尤其是亞裔與拉美裔社群,將因身份不確定性而遭遇更高頻率的審查、限制與偏見,加劇美國社會結構性種族張力。同時,伴隨紅州與藍州在執行政策方面的高度分裂,美國聯邦國家制度面臨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機與合法性削弱。
在國際層面,該政策也將削弱美國作為移民目的國的吸引力,影響其全球人才競爭力。尤其對中國、墨西哥、印度等主要“赴美生子”輸出國而言,傳統路徑的關閉意味著未來高技能移民將更多依賴EB-5、H-1B等門檻更高、成本更大的通道,移民成本顯著上升。
四、未來走向預測
(一)最高法院裁決的不確定性及可能路徑
盡管美國多個聯邦地區法院已裁定行政令違憲,但是否由美國最高法院介入并最終作出實質性合憲判斷仍具高度不確定性。若保守派占優勢的大法官團認可對“出生地原則”的重新解釋,則將徹底重塑美國公民權架構,標志著美國憲法文本解釋方式向“功能性主義”大幅傾斜,特朗普政府的行政權力將進一步擴大。另一方面,若美國最高法院以“司法克制”為由拒絕受理或回避實體裁決,可能導致該政策長期處于“司法凍結”與“區域推進”的雙重狀態,加劇美國聯邦制度的不對稱運作,進一步撕裂其憲政統一框架。
(二)各州立法與聯邦政策之間的對抗加劇
目前,美國國內圍繞“出生公民權”的制度變革已呈現出鮮明的“州際對抗”格局。在藍州持續推動本地立法捍衛“自動國籍”原則的同時,紅州則加快制定本地執行機制。未來一段時期,政策的執行效力將更多依賴各州政治生態與立法行為,美國國家治理逐步呈現“聯邦—州雙軌制”,這將嚴重挑戰美國聯邦對國籍、身份管理的統一主導權。
(三)“出生公民權”爭議在選舉政治中持續發酵
圍繞“出生公民權”的爭議,已經從技術層面的移民政策爭議,上升為美國選舉政治的核心議題。在總統選舉年及未來國會改選中,美國民主、共和兩黨勢必圍繞“誰有資格成為美國人”展開激烈博弈。對共和黨而言,該議題可有效凝聚保守派基本盤;對民主黨而言,則是維護憲政秩序與少數族群權益的“立場底線”。因此,政策是否推進、如何推進,將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國未來選舉結果所左右。與此同時,美國黨爭型議題的長期化也意味著移民制度改革進入“高度政治化—低效立法化”循環,難以形成跨黨派的穩定共識。
(四)制度變化對全球移民格局和中國的影響
美國“出生公民權”制度的變化將對全球移民趨勢產生外溢效應。短期內,出生旅游與低成本移民通道將大幅收縮,高凈值群體將轉向投資與技術移民路徑。長期看,這一制度調整或促使其他傳統移民國家重新評估本國“出生地原則”的適用邊界,引發全球范圍內的制度模仿或修正潮。
對中國產生的影響亦不容忽視。作為赴美生育的重點國家,中國相關家庭將面臨制度斷點與成本驟升,傳統“低門檻換國籍”路徑趨于終結。此變局或將倒逼中國構建更加系統化、可控化的國際人才流動策略,以吸引原本流出型群體留在本國發展,形成逆向激勵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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