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自忠(1891年8月11日—1940年5月16日),字藎臣,后改藎忱,漢族,山東臨清人;犧牲時任第五戰區右翼兵團總指揮兼第三十三集團軍總司令,中國國民黨上將銜陸軍中將,追授二級上將銜,抗日名將、民族英雄。抗日戰爭中不畏強敵,不懼個人安危,率部積極參戰,1937年至1940年先后參與臨沂保衛戰、徐州會戰、武漢會戰、隨棗會戰與棗宜會戰等,1940年在襄陽與日軍戰斗中親臨一線指揮,不幸中彈犧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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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追認張自忠將軍為革命烈士 ,2009年被評為“100位為新中國成立作出突出貢獻的英雄模范人物”。
2014年9月, 張自忠將軍名列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體名錄。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再次領兵上戰場的張自忠身為高級將領,逢戰皆以不懼個人生死姿態,親臨前沿一線指揮戰斗。每次出征戰斗,張自忠都會立下遺囑并親臨前線指導。以至于在戰斗中有要求指揮官靠前指揮的蘇聯軍事顧問都一再的警告他:“歐洲的軍隊從未見過指揮官待在大炮射程之內。作為高級將領,你是在冒險。”對此,李宗仁也在多次規勸他,但張自忠從未改變自己的做法。1940年最終在襄陽犧牲,就是因為親自帶領突擊部隊在前線作戰,壯烈犧牲。
很多朋友要問,張自忠將軍為什么要這樣呢?這里的確有一段曲折的歷史。
“九一八事變后”,蔣介石認為“攘外必先安內”,堅定執行:先剿滅紅軍而后做好準備再與日本作戰奪回國土。1933年5月31日,蔣介石政府和日軍簽訂了塘沽協議,放棄了大片華北國土。29軍只能撤退,而張自忠將軍在此等危難之際,選擇留下來與日軍周旋。初衷是好的,但是這樣風險極大。在與日軍的周旋中如果處置不當,就是沒當漢奸也很難說清楚。再加上日本人煽風點火愚弄輿情,結局很可能是百口莫辯。
在此期間,他曾任察哈爾省長和天津市市長。七七事變后,他繼續留在北平支持抗日努力。日軍一直試圖拉攏他,并制造輿論逼迫他投降,成為真正的漢奸。1937年,北平和天津相繼失守,張自忠留在華北已經無意義。他喬裝躲過日偽層層盤查,逃出北平后,經過多次周轉,最終返回南京請罪。這一段故事在姜文的電影《邪不壓正》中有藝術化的反映。
在北平失守后,全國人民抗日情緒高漲,他就成為了出氣筒,認為他是“華北頭號漢奸”,當時的報紙報道他時都使用了“張逆”這樣的稱呼。
面對全國這樣的滔滔輿情,一個堅貞的愛國主義者,如何能夠忍受?他唯一能夠為自己洗刷冤屈的方法就是在戰場上打敗日軍,甚至為此犧牲自己的生命來證明的清白。
回到南京后,張自忠的情感混雜著悲痛和憤怒,雖然他一直向蔣介石申請再次率軍出征。蔣介石就是一個投機政客而已,絕對不可能幫助他解決當前的困局,以他的“聲譽不良”作為理由,不立即給出回應,甚至還要落井下石打算對他進行“調查”。
經馮玉祥將軍親自在蔣介石那里調解之后,張自忠在1937年底獲得蔣介石的準許,出任了59軍代理軍長。
1940年5月1日,棗宜會戰打響,這是武漢會戰后,日軍對正面戰場發動的規模最大的一次攻勢作戰。
戰前,張自忠親自寫信告諭官兵:“國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為其死,毫無其他辦法。更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決心,我們國家及我五千年歷史之民族,決不至亡于區區三島倭奴之手。為國家民族死之決心,海不清,石不爛,決不半點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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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棗宜會戰前線,張自忠又給部下第33集團軍副總司令馮治安寫下一封親筆信:“仰之吾弟如晤:現已決定于今晚往襄河東岸進發,不顧一切,向北進之敵死拼。無論作好作壞,一定求良心得到安慰。由現在起,以后或暫別、永離,不得而知。專此布達。”
張自忠將軍犧牲后,了解他的朋友都說:他這是以死來證明自己的清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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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任中共中央南方局書記周恩來稱贊:“其忠義之志,壯烈之氣,直可以為中國抗戰軍人之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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