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司馬眾志,全球華人尋根拜祖聯合會副會長、世界非遺基金組織文化藝術委員會副主任、中華龍文化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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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中國規(guī)格最高、規(guī)模最大的龍王廟——嘉應觀
引言
2021年12月,在籌備“萬龍歸宗 祈福中華”海峽兩岸黃河尋根祈福活動期間,最初選定的武陟縣嘉應觀,卻因其供奉的主神并非大眾熟知的龍神,使得活動舉辦地不得不臨時變更。這一突發(fā)狀況,如同一顆投入平靜湖面的石子,激起層層漣漪,引發(fā)了我對龍王廟竟不供奉龍神這一奇異現象的深度思考。
近期,嘉應觀景區(qū)負責人提出“嘉應觀不是廟”的言論,更是在社會上掀起了一陣討論的熱潮。長久以來,嘉應觀的屬性認定以及主神供奉問題,一直備受各界關注,這背后實則隱藏著文化遺產保護進程中,歷史真實性與現代闡釋權之間的激烈矛盾。在國家大力推進黃河文化發(fā)展戰(zhàn)略的當下,嘉應觀作為承載黃河文化的重要載體,其保護與發(fā)展的意義不言而喻。基于自身的經歷,本文將從四個維度深入剖析,力求為嘉應觀更好地融入黃河文化戰(zhàn)略提供可行思路。
一、歷史定位:國家祭祀與治河工程的雙重載體
(一)建造初衷的政治隱喻
嘉應觀始建于雍正元年(1723年),彼時黃河武陟段頻繁決口,水患肆虐,嚴重威脅著沿岸百姓的生命財產安全以及國家的穩(wěn)定。雍正帝以皇子身份主持堵口工程時,許下了建廟的宏愿。登基之后,朝廷不惜耗費巨資,依照故宮形制建成了嘉應觀。從宗教文化的視角來看,御制碑文賜予“顯佑通濟昭靈効順黃河之神”的封號,將黃河之神正式納入道教神譜體系,通過官方權威認定進一步強化了其宗教權威性。這一舉措巧妙地將自然崇拜與皇權緊密相連,把黃河治理提升到了關乎國家政治穩(wěn)定的關鍵高度,正所謂“河漲河落維系皇冠頂戴”,成為清代“神道設教”思想的生動實物體現。在黃河文化發(fā)展戰(zhàn)略的大背景下,嘉應觀的建造初衷清晰地展現出黃河文化中政治、宗教與自然元素相互交融的獨特魅力,對于研究封建時期黃河流域的治理理念以及深厚的文化內涵,具有無可估量的價值。
(二)廟衙一體的創(chuàng)新格局
嘉應觀在建筑布局上大膽創(chuàng)新,將河道總督衙署(中央)與道臺衙署(地方)巧妙地融入廟區(qū),形成了別具一格的“左廟右衙”格局,實現了宗教祭祀與行政管理的協(xié)同運作。嘉應觀整體建筑布局嚴格遵循傳統(tǒng)道教宮觀的規(guī)制,采用中軸對稱設計,建筑錯落有致,氣勢恢宏。最初,中大殿莊重地供奉著黃河之神龍王,東西龍王殿則配祀賈讓等歷代治河名臣。這種以龍王為主神,輔以相關神祇和人物的供奉體系,與道教中對水神等神靈的信仰和供奉方式高度契合。在道教信仰體系中,龍王是掌管水域的重要神祇,肩負著興云布雨、司掌水旱等重要職責,嘉應觀對龍王的供奉充分體現了道教對水神的尊崇。歷史上,嘉應觀作為一座道觀,曾舉行過各式各樣的道教儀式和法事活動,諸如道士們虔誠的誦經、祈福、禳災等儀式,其目的在于祈求黃河安瀾、風調雨順,具有濃郁的道教文化特色。嵇曾筠、林則徐等眾多聲名遠揚的治河名臣都曾在此辦公,使得嘉應觀一躍成為黃河中下游地區(qū)治河的核心樞紐。這一廟衙一體的獨特模式,為我們研究古代黃河治理體系的完整性與科學性提供了珍貴實例,有助于深入挖掘治理背后所蘊含的文化脈絡與制度傳承,與黃河文化發(fā)展戰(zhàn)略的要求完美契合。
二、屬性爭議:從“廟”到“非廟”的話語博弈
(一)官方定性的法律依據
2001年,國務院正式將嘉應觀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并明確將其定性為“清代皇家祭祀建筑”。從宗教文化的專業(yè)角度審視,依據《中國文物古跡保護準則》,嘉應觀被歸為具有特殊歷史、藝術價值的宗教建筑,其“廟”的屬性受到《文物保護法》的堅實保護。中國社科院發(fā)布的報告更是稱嘉應觀為“中國古代河神廟的巔峰之作”。嘉應觀不僅僅是一座單純的道教祭祀場所,更承載著極為豐富的黃河文化內涵。黃河,作為中華民族的母親河,在中華民族的歷史發(fā)展進程中占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嘉應觀的存在,深刻體現了人們對黃河的敬畏與感恩之情,通過對黃河之神的虔誠祭祀,表達了對黃河安瀾、農業(yè)豐收的美好祈愿。與此同時,嘉應觀中的各種建筑裝飾、碑刻等,都蘊含著大量豐富的黃河文化元素。例如,殿內獨具滿族風格的龍鳳彩繪,不僅彰顯了皇權對河神信仰的有力掌控,也生動反映了黃河文化與皇家文化相互融合的獨特魅力。從黃河文化發(fā)展戰(zhàn)略的視角出發(fā),堅決維護嘉應觀的官方定性,對于保護黃河文化遺產的真實完整性,確保其在傳承體系中的正統(tǒng)地位,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
(二)“非廟”論的現實考量
持有“嘉應觀不是廟”觀點者,主要基于兩方面的因素。隨著時代的飛速變遷,意識形態(tài)與管理模式發(fā)生了深刻變革,嘉應觀逐漸轉變?yōu)?A級景區(qū)與治河博物館,其原有的宗教祭祀功能也隨之逐步弱化直至消失;東跨院衙署區(qū)被改造用于其他用途,使得祭祀空間大幅縮減。然而,這種觀點實際上混淆了“功能演變”與“本質屬性”的概念。就如同故宮博物院,雖然如今承擔著重要的旅游功能,但這絲毫不會改變其作為皇家宮殿的本質屬性。同樣,嘉應觀也不應僅僅因為現代用途的改變,就被輕易否定其作為廟的本質屬性。其道教文化屬性與黃河文化、皇家祭祀文化相互融合的獨特特質,從未發(fā)生改變。在黃河文化戰(zhàn)略的大框架下,如果錯誤解讀嘉應觀的本質屬性,極有可能導致文化傳承與旅游開發(fā)的定位出現偏差,從而嚴重影響其在黃河文化傳播中核心作用的有效發(fā)揮。
三、主神移位:歷史記憶的斷裂與重構
(一)清代祭祀體系的完整性
據歷史記載,嘉應觀中大殿原本供奉的是黃河之神龍王,殿內精美的65幅滿族風格龍鳳彩繪,淋漓盡致地彰顯了皇權對河神信仰的掌控力度。東西龍王殿配祀賈讓等治河名臣,共同構建起了“人神共治”的完整體系。順治帝之子、首任道長牛鈕,僅僅在西跨院設有紀念塑像,并未進入主神序列。這套完整的清代祭祀體系,歷經歲月沉淀,蘊含著特定時期深厚的黃河文化,完全契合文化遺產原真性保護的嚴格要求,成為傳承黃河流域歷史記憶與文化傳統(tǒng)的重要依托。其中,道教對龍王的供奉傳統(tǒng)以及與皇權、黃河文化相互融合的祭祀體系,構成了這一文化傳承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二)現代闡釋的越界風險
2012年,嘉應觀在修繕過程中,相關人員依據民間傳說,貿然將牛鈕塑像移至中大殿并尊為主神,這一行為引發(fā)了諸多弊端。首先,其違反了《文物保護法》中“不改變文物原狀”的基本原則,極大地破壞了嘉應觀的歷史真實性。牛鈕“皇叔”的傳說僅僅屬于民間敘事范疇,根本無法替代國家祭祀體系以及道教正統(tǒng)祭祀體系中以龍王為主神所具有的神圣性。將牛鈕立為主神,造成了文化符號錯位,擾亂了原本清晰的文化脈絡。嘉應觀本質上是一座道觀,而牛鈕并非傳統(tǒng)道教神祇,供奉他嚴重破壞了黃河流域信眾心中“河神安瀾”的集體記憶以及當地的傳統(tǒng)信仰。在黃河文化發(fā)展戰(zhàn)略的大背景下,這種主神移位的行為與文化遺產保護傳承的理念背道而馳。倘若長此以往,必將對嘉應觀的歷史價值與文化影響力造成難以挽回的損害,使其獨特魅力大打折扣。
四、現代管理:在保護中創(chuàng)新發(fā)展
(一)分層保護與活化利用
嘉應觀在現代管理過程中,應當高度注重保護、傳承與創(chuàng)新的有機結合。在核心保護區(qū),可以借鑒國內其他地區(qū)的成功案例,堅決恢復黃河之神的主神位,維持祭祀空間的原狀,傳承源遠流長的河神崇拜文化,嚴格遵守文化遺產核心保護的各項要求,這同時也是對嘉應觀道教文化與黃河文化融合特色的有力保護。在東跨院衙署區(qū),充分借助先進的數字技術,精心打造“牛鈕治河功績展”,在確保不破壞文物原狀的前提下,進一步拓展文化展示的維度,讓游客能夠更加深入地了解治河歷史,滿足遺產利用創(chuàng)新的實際需求。在體驗創(chuàng)新區(qū),積極舉辦“黃河祈福大典”等沉浸式項目,讓游客親身參與傳統(tǒng)祭祀活動,欣賞精彩的黃河傳說表演,親身體驗傳統(tǒng)手工藝制作,實現文化與旅游的深度融合,有效提升嘉應觀的知名度與影響力。其中,在傳統(tǒng)祭祀環(huán)節(jié),可以適當恢復部分道教儀式的內容,充分展現其獨特的宗教文化魅力。
(二)構建多元共治機制
為推動嘉應觀的保護與發(fā)展,應當積極構建多元共治機制。首先,組建專業(yè)的專家顧問委員會,其中宗教文化專家能夠為道教文化的保護傳承提供專業(yè)、權威的意見,為決策提供有力輔助。通過召開聽證會、發(fā)放問卷等方式,廣泛收集信眾和游客的意見建議,力求在保護與開發(fā)之間找到最佳平衡點,兼顧民眾的精神文化需求與旅游經濟發(fā)展的現實訴求。此外,將嘉應觀納入“一帶一路”跨國項目,借助國際合作的力量,提升其國際影響力,激發(fā)內在活力,向世界全方位展現道教文化與黃河文化融合的獨特魅力。
嘉應觀在屬性與主神認定方面存在的爭議,本質上凸顯了傳統(tǒng)文化在現代社會所面臨的認同困境。其“廟衙一體”的獨特建筑格局,充分彰顯了清代的治國智慧,堪稱文化遺產保護的典范之作,對于黃河文化戰(zhàn)略的推進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意義。當務之急,應當以《文物保護法》為根本依據,緊密結合傳統(tǒng)風俗與歷史事實,盡快恢復黃河之神的主神位,修繕祭祀設施,深入挖掘其文化內涵,通過豐富多彩的文化活動,廣泛普及其文化價值,重塑信眾的文化記憶。唯有在歷史真實性與現代闡釋權之間找到完美平衡,穩(wěn)固主神地位,才能切實守護好嘉應觀這一珍貴的文化遺產,傳承博大精深的治河精神,為推動黃河文化的繁榮發(fā)展貢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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