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博物院|?這件三彩器，提供了“年代標尺”

作者：卜丁

西安博物院舉辦的“探長安——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30年考古成果展”眾多珍貴文物齊聚一堂，不僅有罕見的元青花、透影杯等瑰寶，還有一些來自普通墓葬卻蘊含重要藝術和科學價值的文物，其中唐韋萬夫婦墓出土的三彩杯尤為引人注目，該杯以其復雜的制作工藝和精美的外觀，令觀眾喜愛。

工藝復雜吸引眼球

在西安博物院展廳內柔和的燈光下，一件造型獨特的三彩杯身上“繁復”的紋飾，吸引了較多觀眾圍著它進行拍照。它整體呈半球體，口部四曲內收，宛如盛開的海棠花，兩耳外折，與杯口渾然一體，耳面四孔，外側有七個尖狀凸棱，外壁模印樹葉紋，似乎連葉脈紋路都清晰可見。色彩上，外壁、雙耳及杯口施黃釉，內壁則巧妙地運用了黃、綠、白三色釉，對比鮮明。

唐韋萬夫婦墓出土三彩杯

展牌標識它出土于西安市雁塔區(qū)繆家寨唐韋萬夫婦墓。據(jù)發(fā)掘報告顯示，這件三彩杯制作工藝比較復雜，同類完整器除此件外，僅在鞏義芝田中出土1件，是比較少見的器物。這種杯的模具見于鞏義黃冶窯，屬杯體與雙耳分體模制。這件三彩杯，其復雜的制作工藝為這類器物的制作和流通提供了年代標尺。

三彩杯正面和背面

展廳中，與三彩杯并肩而立的是一件同樣出土于唐韋萬夫婦墓的三彩香爐，以其綠釉斑駁的外表和腹部鼓起的形態(tài)，同樣吸引著觀眾眼球。綠釉在歲月的洗禮下顯得斑駁陸離，仿佛是大自然親手點綴的時間印記，讓香爐的每一寸都散發(fā)著歷史的厚重感。

三彩香爐

香爐的腹部圓潤而鼓起，顯得沉穩(wěn)而莊重，而最引人注目的，莫過于那三只獸蹄形足，五爪穩(wěn)穩(wěn)地支撐著香爐的身體，這些細節(jié)承載了唐代工匠對于形態(tài)美的獨特理解和追求，不僅賦予了香爐一種不容忽視的力量感，也透露出一種靈動而神秘的氣息，似乎在訴說著一個關于力量、美學的故事。

器主曾任郊社“齋郎”

這些精美的器物，不僅讓觀眾對唐代的陶瓷藝術贊嘆不已，更激發(fā)了人們對這些器物主人的好奇。據(jù)唐韋萬夫婦墓發(fā)掘領隊，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研究館員郭永淇介紹，正因為韋萬夫婦墓出土器物年代明確、工藝精美，故而被選參加“30年考古成果展”。

郭永淇介紹，韋萬夫婦墓屬于配合工程基建隨工清理時發(fā)現(xiàn)，作為發(fā)掘領隊，他承擔規(guī)劃、指揮、安全管理、團隊協(xié)調和文物保護等多重角色。他回憶該墓發(fā)掘時，隨著探鏟緩緩深入地下，土樣不斷提取，發(fā)現(xiàn)該墓保存很完整，沒有遭受破壞，出土器物豐富，特別是出土了帶有身份信息的墓志紀年，明確記錄了墓主韋萬及其夫人薛氏的相關信息，是十分重要的研究內容。

唐韋萬夫婦墓出土墓志蓋拓片

據(jù)墓志記載，墓主人叫韋萬，字崇節(jié)，京兆杜陵人，出身于京兆韋氏逍遙公房，曾擔任神岳齋郎和武騎尉。韋萬的高祖韋夐，曾祖韋世約，祖父克己，父親遙光，均在各自的時代擔任過重要官職。韋萬自幼聰惠，風儀朗秀，16歲時被選為“齋郎”，后因表現(xiàn)出色，被加封為武騎尉。然而，韋萬英年早逝，僅18歲便因病去世，令人唏噓。

墓志中提到的“齋郎”，是唐代貴族子弟門蔭入仕的重要途徑，即從品級較高的官員子弟中選取，考滿后可釋褐做官。齋郎分太廟齋郎和郊社齋郎，選取時有嚴格的要求，必須是六品以上清官的孩子，“凡齋郎，太廟以五品以上子孫及六品職事并清官子為之，六考而滿；郊社以六品職事官子為之，八考而滿。皆讀兩經(jīng)粗通，限年十五以上、二十以下，擇儀狀端正無疾者。”

據(jù)郭永淇考證“則天證圣元年，將有事于嵩山，先遣使致祭以祈福助，下制，號嵩山為神岳”可知，韋萬被選為齋郎時應按郊社的條件，他16歲恰在15至25歲之間。后韋萬任武騎尉，視從七品上，因韋萬英年早逝，故雖出身名門，所任官職卻不高。

唐韋萬夫婦墓出土墓志文拓片

“當時發(fā)掘時，發(fā)現(xiàn)了一個令人不解的現(xiàn)象，”郭永淇表示，該墓葬采用品官墓中不常見的豎井斜坡式墓道。一般認為，“豎井墓道是唐代庶人墓常用的形式，大約從開元之際出現(xiàn)在品官墓中。而韋萬為從七品上的武騎尉，其夫妻合葬墓于神龍初年就使用豎井斜坡墓道，這種現(xiàn)象在當時的品官墓中比較少見。”

郭永淇通過對比，發(fā)現(xiàn)該墓與西安西郊棗園M12、陜西鳳翔豆腐村BT2M2形制相似，他分析韋萬夫婦合葬墓下葬年代為神龍二年（706年），正是唐中宗復位后的第二年。

揭示主人生活細節(jié)

除了展覽中展出的三彩杯和三彩爐，韋萬夫婦墓還出土了眾多文物，如鎮(zhèn)墓獸、瑞獸葡萄鏡、銅釵、貝殼、陶硯、陶俑、陶動物、陶罐等，其中有兩面銅鏡令郭永淇印象深刻。

出土陶俑

“當時在墓室內發(fā)現(xiàn)了兩具已朽的木棺痕跡，其中東棺尺寸較大，出土器物豐富，有銀盒、三彩盒等10件器物。西棺尺寸較小，出土器物較少，僅銅釵、銅鏡、貝殼各1件。兩棺內，都發(fā)現(xiàn)有一面銅鏡，兩件銅鏡皆放置于墓主頭部附近。”郭永淇介紹。

郭永淇對兩面銅鏡的大小和重量進行對比后發(fā)現(xiàn)，兩件銅鏡雖均為瑞獸葡萄鏡，但差異明顯。“一面小巧精致，鏡背葡萄藤間有四只瑞獸嬉戲，周圍環(huán)繞著八串葡萄，顯得生動可愛。另一面則更為大氣，直徑更大，瑞獸間有七串葡萄，外圈還有飛鳥和蜻蜓，邊緣裝飾著云朵般的小花，顯得華麗而精致。綜合推測，東棺所葬應為韋萬，西棺所葬為其夫人薛氏。”

出土銅鏡

他分析“墓葬中出土的瑞獸葡萄鏡，其時代特征差異明顯，恰與韋萬夫婦二人卒葬時間相差10年基本吻合。這一細節(jié)不僅為研究唐代銅鏡制作提供了技術發(fā)展和風格變化的線索，也反映了長安地區(qū)唐墓在中宗復位初期的顯著變化。”

此外，在該墓中發(fā)現(xiàn)了圓形銀盒，銀盒表面鏨刻著精美的禽鳥與萱草圖案，流云其間，如同一幅生動的畫卷。這種圖案結構與凱波長尾鳥萱草紋銀盒十分相似，而魚子紋的襯底裝飾工藝，也在韋美美墓（733 年）出土的鴛鴦紋圓形與蛤形銀盒中得以窺見。這些銀盒的流行，見證了8世紀中葉之前唐代金銀工藝的繁榮與發(fā)展。

出土銀盒的正面、側面、背面圖

郭永淇提到，除了采用考古學、歷史學、文獻學來研究文物本身，還會采用科技手段來分析文物附帶的歷史信息。比如在銀盒內部就有了驚喜發(fā)現(xiàn)，“經(jīng)科技檢測分析揭示出，銀盒內殘留物竟是古代醫(yī)藥、化妝品的遺存。”這些細微的殘留物，穿越了千年的時光，向觀眾展示了韋萬夫婦生前的生活細節(ji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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