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王家衛“錄音門”事件，剖析“代筆”維權的三條路徑與存證關鍵

近日，王家衛導演身陷“錄音門”風波，事件一經曝光便引發輿論海嘯。據當事人“古二”控訴，其在未簽署合約、未獲稿酬的情況下，為王家衛的《繁花》寫了三年劇本，最終卻未獲署名。自2023年起，古二多次公開控訴，卻始終石沉大海。直至2025年8月底至9月初，他以“自爆”形式公布了數段關鍵錄音，才終于點燃了公眾的怒火，將行業潛規則推至臺前。可以說，事件的起因正是代筆潛規則產生的糾紛。
然而，潛規則構筑的剝削高墻并非堅不可摧。我們可以從《著作權法》中至少為代筆者們構建三條行之有效的的維權路徑，捍衛其合法權益：
Part.1 基于勞動關系的職務作品代筆
若代筆者與出品方或其關聯方存在勞動關系，且創作屬于本職工作范疇，則該作品應被認定為“職務作品”。根據《著作權法》規定，職務作品的著作權由作者本人享有，但法人或者非法人組織有權在其業務范圍內優先使用。在作品完成兩年內，未經單位同意，作者不得許可第三人以與單位使用的相同方式使用該作品。這意味著，在此情形下，代筆者依法享有完整的著作權，僅在其行使權利時受到單位的合理限制。
Part.2 基于委托關系的委托作品代筆
若代筆者是基于委托關系（無論口頭或書面）進行創作，則著作權的歸屬首先遵從雙方約定。若未作約定，著作權依法歸屬于作者——即代筆者本人。即便合同約定著作權歸屬于委托方，根據法律規定，署名權、修改權、保護作品完整權等人身權利，依然不可轉讓地仍歸于代筆者。
Part.3 關系不明的代筆創作
若雙方關系模糊，既非明確勞動關系，也非典型委托關系，則可根據具體情況，將此類代筆行為認定為 “版權許可” 或 “委托創作” 。若被認定為前者，代筆者保留全部著作權，被代筆方則應支付相應的許可費用；若被認定為后者，屬于約定不明的委托，著作權同樣應歸屬于實際創作者。

Part.4 存證關鍵
事實上，此類維權的核心難點，往往不在于 “署名權”——因為無論在何種情況下，署名權作為一項人身權利，都天然地、法定地歸屬于創作者。甚至業內“不簽約、不說破”的潛規則，有時反而會成為剝削者的枷鎖：他們不僅無法合法獲得署名權，連復制、發行、改編等財產性權利也可能因其行為不規范而落空。
維權真正的關鍵在于作者身份的認定，在于代筆者如何證明自己是作者。
《著作權法》規定：“創作作品的自然人是作者“，司法解釋規定”底稿、原件、合法出版物、著作權登記證書、認證機構出具的證明、取得權利的合同等，可以作為證據。“具體到本案的情境，古二和秦雯誰能拿出底稿誰就是作者，誰的底稿完成時間更早誰就是作者。如果古二把底稿用微信、郵箱等媒介發給過秦雯，留下發送記錄就可以證明古二是作者。如果沒有，保存好電腦里的原始文件，更保險的做法是每完成一部分工作立即上傳到第三方儲存，網盤、郵箱甚至是文件傳輸助手。
上述存證工作一旦完成，作者的身份就已經通過證據完全鎖定，古二們距離拿回本屬于自己的榮譽，只差一場摧枯拉朽的訴訟。
來源：IPRdaily中文網（iprdaily.cn）
作者：樊云濱 江蘇國頌律師事務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