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曉聰 | 經筵·帝學·理學——讀《宋代“四書”經筵講義研究》

書名：《宋代“四書”經筵講義研究》

作者：王琦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2023年4月

經筵作為一種以古代帝王為授課對象的特殊文化教育活動，萌芽于漢唐，而成型于宋代。如漢昭帝曾命蔡義講《韓詩》，楊賜在華光殿為漢靈帝講《尚書》等。魏晉南北朝時期出現了“侍讀”“執經”，唐代設置的集賢院侍讀、翰林侍講學士等基本可視為是對漢代經筵的承襲與革新。

雖然不同朝代對帝王教育的形式、內容以及對“經筵官”的稱呼不同，但其旨歸皆是幫助帝王“增德學圣”，繼而更好地成為人君。及至兩宋，作為帝王教育的經筵得到進一步發展，不但經筵講授的內容、經筵官的來源更為廣泛和豐富，而且經筵開講的時間、地點得以固定，儀式儀節也更加規范，從而使得經筵這一帝王教育活動制度化、常規化。

由于“古之講經者，執卷而口說，未嘗有講義也”，至宋神宗元豐年間，隨著陸佃“在經筵始進講義”（王應麟：《困學紀聞》卷8），經筵講義作為一種新的經學體例逐漸盛行開來。經筵官在講學前后往往會撰寫講義作為帝學教材，以供君王課前預習或課后溫習之用。同時，鑒于帝王之學當“學堯舜之道，務知其大指，必可舉而措之天下之民”，非若博士、書生、人臣那樣“析章句，考異同，專記誦，備應對”（范祖禹：《帝學》卷3），這就要求經筵官在解經時不能只拘泥于章句訓詁之學，而是要善于發揮經典中的微言大義、義理要旨，服務于成就君德圣治的需要。經筵中這種以“義理”解經的風尚無疑對宋代學術轉型及理學興產生了重要影響。

雖然近年來，學界對經筵的研究日益重視，但更多關注的是經筵制度的發展與演變，如鄒賀的《宋朝經筵制度研究》、馬元元的《南宋經筵制度及其歷史作用》等。另姜鵬的《北宋經筵與宋學興起》、吳曉榮的《兩宋經筵與學術》等，也敏銳地察覺到經筵與政治、學術之間的互動關系。但相較之下，對經筵講義文本本身的相關研究則門庭冷落，且對講義的文獻整理大于對其文本的詮釋、對“五經”講義的研究大于對“四書”講義的研究。

與“四書”相關的僅有鐘昌信《宋代〈論語〉經筵講義研究》、陳重《簡論陳襄〈中庸講義〉的思想內涵》、郭超《袁甫〈蒙齋中庸講義〉研究》等寥寥數篇論文，未見一本專著。王琦教授的《宋代“四書”經筵講義研究》一書，則以經筵講義作為切入點，首次對《論語》《孟子》《大學》《中庸》等在經筵進講的情況進行了系統梳理，探討了經筵講義與帝學建構、理學官學化之間的內在聯系，展現了士大夫與帝王之間借助經筵所開展的學術與政治的互動，從一個新的視角彌補了學界對現有經筵講義研究的不足，拓展了宋代帝學與理學研究。

一、帝學開新與宋代士大夫政治

關于宋代政治的特點，柳詒徵一語中的地說：“蓋宋之政治，士大夫之政治也。”而“百年未嘗誅殺大臣”亦彰顯了士大夫在宋代政治體系中的獨特地位。宋初確立的抑武尚文的政策，極大地促進了士大夫階層的的崛起及其政治主體意識的提升，激發了他們參政議政的熱情，并最終形成了中國歷史上特有的君臣共治的局面。

毋庸諱言，宋代這種獨特的政治格局早已為學界所關注，其背后的成因成為學人討論的焦點。概而觀之，世人多將其歸結為科舉取士、學校教育以及人才選拔制度等原因。而王琦教授則為該問題提供了一種新的思考方向，即經筵制度的影響。本書從宋代君臣共治的政治格局來反觀經筵，可謂是抓到了宋代政治中的關鍵問題。

王琦教授敏銳地捕捉到，出于重建治道與社會秩序的需要，帝王“無不典學”（《宋史·文苑傳一》）的制度安排，促進了經筵制度發展與完善，為士大夫利用經筵講學中經典詮釋的優先權，以學術影響政治，培養理想帝王，致君堯舜提供了機會與平臺，從而使帝王之學的興起成為了宋代儒學發展的新動態。尤其是程頤在經筵提出的“天下治亂系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河南程氏文集》卷6）的帝學教育理念后，促使了宋代帝王學的重心從之前的富國強兵、駕馭臣民之“術”逐漸轉向了“君德”成就。

宋儒紛紛從士大夫的立場出發，力圖以儒家思想為主導，以成就君德為根本，以堯舜圣王為榜樣，建構一種可以指導帝王為學修身、治國平天下的儒家新帝學。王琦教授通過對史料的全面梳理，勾勒了宋代儒家新帝學興起、發展的內在邏輯脈絡，以及朱熹以道學建構帝學的理論貢獻，展現了宋代帝王學的新特色，指出帝學理論的不斷發展與豐富，實質就是帝王理想“角色”不斷被士大夫“期待”與“塑造”，以道統規范治統的過程。

呂中《大事記講義》曰：“人君起居動息之地，曰內朝，曰外朝，曰經筵，三者而已。”將經筵與內、外朝并列，無疑凸顯了經筵在宋廷的地位。王琦教授通過對文獻的梳理與具體的案例，認為經筵為帝王與士大夫之間提供了特殊的政治空間，是一個學術與政治互動的平臺。一方面，士大夫經由經筵進講間接參政議政，并力求以儒家經旨義理影響帝王及當世政治，從而建構起異于漢唐的新帝學，另一方面，帝王通過經筵中的君臣問答、經筵留身后的政治交流，可以拓展信息渠道，傾聽經筵官們對時政的看法，從而更好地進行政治決策。從某種程度而言，經筵為宋代君臣共治天下的政治格局的形成提供平臺與契機。

無論是新帝學的興起，還是君臣共治的政治格局的形成，其背后皆指向由士大夫所主導的經筵，這也正是本書的可貴之處，視角多樣宏大，但所凸顯的問題清晰集中。

二、“四書”經筵講義與新經典體系的形成

陳寅恪先生曾指出：華夏民族之文化造極于趙宋之世。而宋代文化之所以能達到登峰造極之境，不僅是因為宋朝實施了崇文尊儒的治國方略，而且以士大夫階層為主導的學術變革亦是其重要因素之一。在宋代的學術轉型中，“四書”這一新經典體系的形成無疑是標志性事件，而本書選擇以“四書”經筵講義作為核心文本進行研究，無疑是抓住了宋代學術轉型之要害。

宋代四書學研究無疑是當今學界的顯學，無論是對四書學著述的文本詮釋，還是探究“四書”經典化歷程，皆已產生了頗具規模的成果。然而，王琦教授則慧眼獨到地從經筵講義這一視角來審視四書學在宋代經典化的歷程。在《詩》《書》《禮》《易》《春秋》等“五經”講義在經筵進講的同時，《大學》《中庸》《論語》《孟子》也逐漸進入帝王的視線，并且成為經筵講讀的重要經典。無論是仁宗時開始以《大學》《中庸》間賜新科進士，還是孟子升格運動，亦或是高宗時以孔孟為師來平息學術爭論等，其背后均折射著“四書”在經筵進讀的影子。

王琦教授通過對《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等經典在經筵向帝王講授情況的全面梳理，勾勒了宋代士大夫們是如何通過經筵講學，將經過他們重新挖掘的儒家思想資源與價值理念向統治層傳遞，且以“講義”的形式呈現，并在與君王的學術、政治互動中，逐漸贏得了統治階層對其思想價值的認同，從而推動了“四書”新經典體系的形成與理學官學化、社會化。王琦教授指出經筵進講是四書經典化過程中的關鍵環節。這一論斷無疑使我們的目光重新聚焦于經筵及經筵講義本身，并促使我們從另一個角度重新思考，以“四書”為核心的新經典體系何以形成。

三、多種方法的運用與視域的拓展

為了使《宋代“四書”經筵講義研究》的思想觀點與論證說理建立在扎實的文獻基礎之上，王琦教授對“經筵講義”文獻進行了全面的搜集與整理。此前許多未被及時整理出來的經筵講義的原始文獻得以挖掘與詮釋，不僅為其研究打下堅實的文獻基礎，亦為后人研究宋代理學與帝學提供了新材料。

雖然本書的研究對象是“四書”經筵講義，但是作者并未僅僅就講義而說講義，而是將“經筵講義”作為“阿里阿德涅之線”，從思想史、政治史、文化史、社會史的多重視域中，綜合運用義理與考據、中國古代經典詮釋與現代詮釋學相結合的方法，堅持歷史與邏輯的統一，將經筵講義興起發展的過程與當時的歷史背景，理學興盛及帝學興起等學術思潮等緊密聯系起來，不僅從宏觀層面勾勒了經筵講義發展演變的內在邏輯與義理特色，而且指出了經筵講義是推動帝學建構與理學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從而使得本書既有理論深度，又有厚重的歷史感。

同時，作者還通過對朱熹、陳傅良、程俱、真德秀、徐元杰等經筵講義的個案研究，展現宋代士大夫們以致君堯舜為旨歸的經筵解經活動與思想體系建構，凸顯了他們力圖以道統規范治統，塑造理想帝王，回向三代之治的政治理想，從而使得全書無論在篇章架構，還是文本分析上，皆呈現出邏輯清晰、點面結合的特點。

由于經筵講義多散落在各家各派的文集之中，且在經筵講學時，往往是多人同講一經，從而導致宋代現存經筵講義多處于片段化、零碎化的狀況，不像專門的學術著作那樣具有很強的系統性、完整性，因而無論是從材料的收集，還是勾勒其整體發展狀況與特點都十分不易，且宋代理學與帝學發展等問題有著十分豐富的面向，因而作者在寫作時難以做到面面俱到。

但總體而言，作者以經筵講義作為切入點，通過多種方法的運用與深入的邏輯分析,為我們展現了宋代士大夫如何利用經筵這一兼具文化與政治功能的平臺，向最高層傳播“四書”的經典要義，建構理想的帝王之學，并逐漸獲得朝廷的支持，自上而下地推動理學新經典體系的形成及其發展，進而拓展了宋代儒學與政治學研究。因此，本書不失為一本角度新穎，論證嚴密，兼具思想性與創新性的好書。

作者簡介：魯曉聰，湖南大學岳麓書院博士，現為中共湖南省委黨校（湖南行政學院）教師。研究方向：宋明理學、春秋學。

原載：《走進孔子》202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