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天臺：公職人員拆建農村房屋引爭議

浙江天臺：公職人員拆建農村房屋引爭議，審批被撤、違建仍存，村民追問治理效能

在浙江臺州市天臺縣平橋鎮新中村，一場圍繞公職人員農村宅基地的審批與違建爭議已持續近兩年。天臺縣公安局在職人員張某作為非本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其農村房屋拆建申請先是獲平橋鎮政府批準，后被縣政府行政復議撤銷，但撤銷后違建行為仍未徹底制止，鄰里村民通過信訪、復議、訴訟多途徑維權，卻仍面臨“部門分工模糊、執行落地乏力”的困境，這起事件也折射出基層農村宅基地管理與違建治理中的銜接難題。

公職人員分家獲房，拆建申請引質疑

事件的核心人物張某，系天臺縣地方在職公務員，其妻子為當地編制人員，二人戶口均不在平橋鎮新中村。根據2018年的不動產登記信息，張某通過分家析產方式，從父親張某和處獲得新中村楓樹殿自然村一處農村房屋的所有權。

“按政策，公職人員非本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即便繼承或分得農村房屋，也不能改建、擴建或重建。”作為張某的鄰居，王女士最早提出質疑。《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與《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草案）》相關規定指出，農村宅基地所有權屬農民集體，公職人員因喪失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身份，僅能享有房屋存續期間的宅基地使用權，房屋倒塌或拆除后，使用權應自然滅失。爭議的導火索始于2024年6月。據王女士反映，當年6月，張某擅自將上述農村房屋拆除新建，此舉直接引發雙方鄰里糾紛。她隨后舉報，鎮政府通知張某停止施工。

張某方澆筑地梁、答復回應 圖一、圖二（爆料人提供）

調解協議司法確認有效，審批書遭行政復議撤銷

2024年7月10日，經平橋鎮人民調解委員會介入，王女士與張某簽訂《人民調解協議書》，該判決被天臺縣法院認定有效，約定張某戶建房高度、門窗尺寸需與王女士父親戶保持一致（單層樓房）。

然而，平橋鎮政府于2024年12月23日向張某核發《農村宅基地批準書》，批準其在原地塊拆建房屋，用地面積93.15平方米，建筑層數2層，檐口高度4.7米。這一審批結果再次引發王女士不滿。2025年2月27日，她向天臺縣人民政府申請行政復議，認為張某作為公職人員非本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不符合審批條件，且平橋鎮政府未征求相鄰權利人意見、未遵循《人民調解協議書》約定，審批程序違法。2025年7月2日，天臺縣人民政府作出行政復議決定書，查明張某戶申請建房時改變原房屋建筑面積與結構，平橋鎮政府未舉證證明無需鄰里協議的合理性，且對“拆建”與“原拆原建”的認定事實不清、證據不足，最終決定撤銷平橋鎮政府作出的《農村宅基地批準書》，并責令其在60日內重新作出處理。

同期，天臺縣農業農村局也在2025年7月7日的信訪答復中明確：“公職人員非本集體經濟組織成員通過繼承取得農村房屋的，不得改建擴建和重建，房屋倒塌后宅基地使用權滅失。”進一步佐證了張某拆建申請的政策爭議性。

調解協議書、行政復議決定 圖三、圖四（爆料人提供）

農業局回復 圖五 （爆料人提供）

撤銷審批后違建續存，部門分工引村民困惑

行政復議決定撤銷審批，本應是爭議解決的關鍵一步，但現實卻陷入“撤銷易、制止難”的僵局。

據王女士提供的材料，2025年9月，在無合法審批手續的情況下，張某戶仍繼續推進房屋水電裝修。9月29日，她通過“浙江民呼我為”平臺反映后，平橋鎮政府于10月27日回復稱，已向張某戶下達《關于行政許可已被撤銷及責令停止建設的告知書》，責令其停止建設并辦理注銷手續。

違規施工 圖六（爆料人提供）

停止建設答復 圖七（爆料人提供）

但實際執行效果有限。“三改一拆”辦公室雖兩次下發停工通知，卻未向她出示通知文本；10月25日，“三改一拆”辦僅拆除門框，保留窗戶，未徹底制止違建；11月2日，張某父母更是趁周末搬入未完工房屋，“以居住對抗執法”。更讓王女士困惑的是部門間的職責劃分。2025年10月28日，天臺縣農業農村局再次回復她時稱，“農業農村局只管農民村民違建，公務員在農村無證違建無權處置”。這一答復讓她陷入維權迷茫：“公職人員農村違建，到底該找哪個部門？平橋鎮政府撤銷審批后不制止，縣政府是否盡到監督責任？”平橋鎮政府在2025年10月的回復中雖提及“責令停止建設”，但未說明若張某拒不執行將采取何種強制措施；“三改一拆”辦的兩次停工通知也未公開具體內容，執行力度與透明度備受質疑。而張某作為地方公職人員，其公職人員身份與違建行為的反差，更讓村民對“執法公平性”產生疑問。

基層治理如何破題？政策執行與監管需銜接

截至目前，張某戶的違建房屋仍處于未徹底停工狀態，王女士的違建治理訴求仍未得到完全解決。這起事件暴露出的，不僅是農村宅基地審批中“政策適用準確性”的問題，更凸顯了基層治理中“行政復議—后續執行—部門協同”的銜接漏洞。

王女士的核心疑問，也是公眾關注的焦點：其一，公職人員農村宅基地管理的政策邊界為何在基層執行中出現模糊？平橋鎮政府最初審批時為何未核查張某的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身份？其二，行政復議撤銷審批后，如何避免“紙上撤銷”，確保違建行為及時制止？其三，農業農村局、鄉鎮政府、“三改一拆”辦等部門的職責分工應如何明確，避免村民“維權無門”？而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與《農村宅基地管理辦法》，農村宅基地審批需嚴格核查申請人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身份，違建行為應由鄉鎮政府或縣級自然資源部門依法責令拆除。

這場近兩年的爭議，不僅關乎村民鄰里權益，更考驗基層政府對農村宅基地政策的執行精度與違建治理決心。王女士稱，中央一號文件強調農村宅基地管理，天臺縣作為“無違建縣”，應守住政策底線，不讓公職人員違建成例外，不讓村民維權兜圈子。基層治理的溫度，體現在政策執行精準度和回應群眾訴求的能力上。天臺縣這起事件破局，既需平橋鎮政府有“拆違必嚴”的決心糾正違建，也需縣級層面統籌相關部門，厘清職責邊界，建立全鏈條銜接機制。唯有如此，才能讓農村宅基地管理政策落地，讓“執法公平”深入人心，為基層破解類似難題提供借鑒。畢竟，村民對公平正義的期待容不得“例外”，經不起“拖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