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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7月22日清晨,日本東京都國立市的一棟普通住宅內,失業獨居的小峰陽子用繩子勒死母親后主動報警,坦言“照顧母親太辛苦,已經承受不住了”。
案發當天,她在勒死母親后又用刀片狀物體捅刺,隨后主動報警自首。
面對警方訊問,她重復著“太辛苦”的供述,沒有辯解,只有一種解脫后的麻木。
日本厚生勞動省2023年調查顯示,72%的家庭照護者需同時承擔其他事務,45%曾出現焦慮抑郁,18%因無法平衡照護與生活被迫辭職。
日本2024年數據顯示,介護機構每月費用高達18.4-22.5萬日元,失能老人的居家照護補助申請流程繁瑣,數額卻杯水車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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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曝光后,日本社會陷入激烈爭論,兩種聲音尖銳對立。
一方是對小峰陽子的同情:“她也是受害者,被介護壓力逼到了絕境”
“71歲本該被照顧,卻要照料102歲的母親,制度在哪里?”
有網友翻出日本警察廳數據,2007至2015年間,日本年均發生46起“
看護疲勞引發的故意殺人”案件,每8天就有一起類似悲劇,照護者中近六成年齡超60歲,不少人自身也需要被照顧。
另一方則堅決譴責這種剝奪生命的行為:“再難也不能殺人,母親的生命同樣珍貴”
“同情不能成為犯罪的借口,法理底線不可突破”。
日本法律對介護殺人案件雖會酌情輕判,過往類似案件多判處3年左右有期徒刑并緩刑,法官常會考量“照護者筋疲力盡、走投無路的處境”,但這仍無法消解公眾對生命權被侵犯的憤怒。
網友們質問:“如果有充足的上門護理服務,她何至于此?”
“如果介護補助能覆蓋基本開支,她會不會不用走到絕路?”
日本雖自2000年起實施介護保險制度,2024年介護費用已高達12萬億日元,但制度短板依然明顯。
專業介護人員缺口巨大,平均每5位老人僅對應1名介護福祉士;補助申請流程繁瑣,部分困難家庭難以享受;“老老介護”群體的針對性支持嚴重不足,讓無數家庭獨自承受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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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養兒防老”的觀念,在少子化、老齡化的雙重沖擊下早已失效,而介護行業薪資偏低,2024年平均年收入346萬日元,低于全國平均水平、職業吸引力不足,導致專業人才持續短缺。
同時,介護保險制度的改革滯后于需求增長,2027年才計劃擴大高自付比例人群范圍,卻未同步提升服務供給,讓家庭照護者成為唯一的“兜底者”。
反觀歐洲國家的經驗,或許能帶來啟示。
德國通過《護理工資改善法案》將介護人員薪資提升21%-25%,推行免費護理教育并簡化外籍護理人員引進流程;法國為家庭照護者提供每年最高66天的帶薪護理假和專項養老金;瑞典則實現居家照護服務全覆蓋,政府買單的專業護理讓90%的老人能在家安度晚年。這些實踐證明,介護從來不是家庭的獨角戲,而是需要政府、社會、行業形成合力的系統工程。
日本政府并非毫無行動,京都伏見看護殺人案后,曾修改介護保險法、設立地域支援中心,但這些措施未能觸及核心。
102歲的生命戛然而止,71歲的人生陷入絕境,這場悲劇沒有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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