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前總理宣稱，印度經濟未來漲勢向好，趕上并反超中國并非不可能

前言

最近，新加坡國務資政李顯龍在倫敦查塔姆研究所的一場對話會上的發言引起了國際輿論的廣泛討論。

他面對英國參會者時揚言，“印度經濟未來漲勢向好，趕上并反超中國并非不可能”，他這番話核心依據是印度的年輕人口結構與中國的老齡化趨勢。

這番話被《經濟時報》等印度媒體大肆報道之后，很快便成為了印度輿論的“強心劑”，在很多學者看來這是“國際社會對印度發展的認可”。

可新加坡的外交發言向來以“精準核心”為主，絕不會只是“捧一 踩一”，那么李顯龍這番話究竟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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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失衡的診斷書

一場在倫敦查塔姆研究所的對話會，因為新加坡國務資政李顯龍的一句話，瞬間在全球輿論場掀起了波瀾。

面對主持人薩米爾·普里博士，他給出了一個驚人的判斷，印度，這個龐大的南亞鄰居，未來有可能追上甚至超越中國。

這番話一出，立刻被解讀為對亞洲未來格局的重磅預測，但如果我們撥開表面的喧囂，就會發現這根本不是一次簡單的經濟占卜，而是一場精心算計的外交操作，是新加坡在大國夾縫中求生存的“平衡術”再次上演，這套操作，既是診斷書，又是藥方，更映照出大國博弈的殘酷現實。

李顯龍拋出的這番言論，首先是一份對外發布的“診斷報告”，他要診斷的“病癥”是新加坡眼中日益失衡的區域力量格局，而報告的核心論據，就是用“年輕的印度”來對比“正在老去的中國”。

他援引聯合國2024年的一份報告數據，指出中國人口的年齡中位數已經達到了39歲，而印度僅為28歲。

這個看似客觀中立的人口結構對比，巧妙地將一個復雜的戰略焦慮，包裝成了一個清晰的“病理分析”，它讓新加坡的擔憂聽起來更像一個基于事實的觀察，而非純粹的政治立場表達。

這種不安的根源，在于區域天平的明顯傾斜。

截至2024年，中國與東盟的雙向投資額累計已超過4500億美元，這種經濟上的深度捆綁，讓新加坡感受到了一種前所未有的壓力。

它擔心，如果中國在東南亞形成絕對的主導地位，新加坡以及整個東盟都將喪失寶貴的議價權和戰略空間，而加劇這種焦慮的轉折點，正是2019年印度在RCEP談判最后階段的戲劇性退出。

在新加坡的戰略構想中，印度本應是制衡中國在區域經濟一體化中影響力的關鍵一環，印度的離場，打破了新加坡所期待的“中印平衡”，讓它感到自己親手搭建的平衡木，塌了一半。

開給中印的藥方

發布“診斷書”的最終目的，是為了開出能夠引導局勢走向的“藥方”。

李顯龍的這番話，精準地為中印兩國分別遞上了一份行為處方，試圖將區域格局拉回到新加坡所樂見的狀態。

對于印度，這份“趕超論”無疑是一劑“強心劑”，果不其然，印度國內的《經濟時報》、《印度時報》等主流媒體對此進行了鋪天蓋地的報道，輿論普遍將其視為國際社會對印度發展模式的高度認可。

這恰恰是新加坡希望看到的效果，通過外部的“吹捧”，鼓勵印度正視自身潛力，克服內部頑疾，更積極地重返區域合作舞臺，扮演那個新加坡期待已久的“制衡者”角色。

而對于中國，李顯龍則開出了一份“維穩藥方”。

他在對話中特意提及，中國是世界貿易體系的受益者和維護者，即便在遭遇不利裁決時也遵守規則，這番話表面是贊揚，實則是在含蓄地規勸，希望中國繼續扮演好現有國際秩序下的“維護者”，而不是野心勃勃的“規則重塑者”，這背后，是新加坡最核心的利益訴求。

它既想在中國龐大的市場中分一杯羹，發展轉口貿易和金融服務，又害怕中國一旦改寫游戲規則，會讓自己賴以為生的獨立性和戰略自主性蕩然無存。

通過這種“一捧一拉”的話術，新加坡試圖在不明確站隊的前提下，同時向兩個大國施加影響，這是其“多方制衡”平衡術的經典演繹。

藥方為何難見效

盡管新加坡的這套平衡術設計得無比精巧，但它的效力，終究要受到棋局中兩個主角，中印兩國龐大而復雜的內部現實的制約。

這些現實，構成了新加坡戰略棋局之外的巨大變量，也決定了它開出的“藥方”可能收效甚微。

首先，印度很難痛快地咽下這劑“激勵藥方”，這個國家根深蒂固的保護主義心態，是一道難以逾越的坎。

當年退出RCEP，就是擔心中國廉價的工業品會沖垮本土脆弱的紡織和電子組裝產業，為了保護農民的選票而限制農產品市場開放，為了本土服務業的利益而游說政府設置壁壘，這些操作屢見不鮮。

更致命的是其政策的高度不穩定性。

就在2023至2024年間，印度在新能源領域的外資準入規則和數字服務稅政策上反復搖擺，讓大量外資望而卻步，再加上嚴重滯后的基礎設施，其港口貨物周轉率僅為中國的三分之一，高速公路密度不足中國的四分之一，數字網絡覆蓋的人口尚不足三成。

這些都決定了印度所謂的“人口優勢”極難轉化為實實在在的“經濟勝勢”，扮演“有效制衡者”的角色更是遙遙無期。

另一邊，中國的發展軌跡也早已由其強大的內部邏輯所驅動，面對人口老齡化這個無法回避的嚴峻挑戰，中國的解法不是向外尋求安慰，而是向內挖潛，通過產業升級和技術突破來重塑競爭力。

中國的目標，早已從一個單純的“規則接受者”轉向了“規則的參與者乃至引領者”，這種戰略定力，并非外部的一兩句評論所能左右。

說到底，李顯龍的這番言論，是大國博弈棋盤上的一個精彩縮影，它既是新加坡施展生存智慧的教科書式案例，也淋漓盡致地展現了這種“平衡術”在宏大的歷史現實面前的局限性。

小國的精明算計，可以在大國博弈的夾縫中創造短期的生存空間，但永遠無法決定大國自身的發展航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