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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起日本,“高素質”“低犯罪”的往往是國際上的共識,這些標簽更是深入人心。
但在前幾天阿權看到了一段紀實視頻,一位老太太竟然在超市中公然偷盜,直接在超市中掃蕩“進貨”。
而之前國內的新聞還有報道,現在日本偷米“賊”更是十分猖獗,甚至跨國團伙還在日本組團掠奪。
所以在阿權的眼中,現在的日本已經沒有了“高素質”這些標簽,而是成為了“偷竊天堂”。
那現在的日本社會為何會變成這樣?日本治安為啥變得這么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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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看到日本有一個節目,通過鏡頭記錄下84歲老人的作案全程。
她先用帆布包擋住貨架盲區,再以極快的速度將商品藏進袖口,整套動作流暢得像是反復練習過。
超市專門雇傭的反扒專家“吉們”起初并未察覺異常,最終還是依靠監控慢放,才捕捉到這個隱蔽的作案瞬間。
被工作人員攔下后,老人迅速切換狀態。
她先是裝作茫然無知,跟著工作人員回到超市,隨后立刻轉為聲淚俱下的懺悔,詳細訴說自己家境困難,試圖博取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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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她顫抖的雙腿暴露了破綻,工作人員在她身上搜出15件商品,涵蓋蔬菜、文具、零食等品類,總價4129日元,看上去如同一次“免費進貨”。
當商家表示不會因“怕子女知道”的說辭妥協、堅持報警時,老人的偽裝徹底失效。
這類老年盜竊案并非個例,2024年夏季日本“令和米荒”后,類似情況更趨頻繁。
受極端高溫導致的大米歉收、地震引發的搶購潮影響,5公斤裝大米價格飆升至4268日元,較去年翻了一倍,多地超市不得不實行限購,部分中小學甚至減少午餐中的米飯供應頻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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糧食短缺直接催生“大米盜賊”,茨城縣和千葉縣一個月內就發生12起大米失竊案,累計被盜大米達2.5噸,有些農戶為防止大米被盜,不得不在米袋里暗藏GPS定位器。
這些老年竊賊的“反偵察能力”,大多來自長期實踐,不少人的“作案工齡”比年輕反扒員的年齡還長。
他們熟悉超市監控死角,也清楚老年人身份能降低他人警惕。
在我看來,這種“熟練”背后并非技巧,而是日本高齡群體的生存困境,半數以上老人完全依賴年金生活,20%的長者陷入相對貧困,部分人在生計壓力下,才不得不走上偷竊這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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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老年竊賊的行為帶著生存無奈,外國竊盜集團在日本的作案則充滿有組織的掠奪性。
2024年2月大阪警方逮捕3名越南籍女子,揭開跨國盜竊團伙的運作模式:她們受境外人員指使,頻繁往返日本與越南,在東京、大阪等地的優衣庫門店實施37起盜竊。
而她們的盜竊行為造成1230萬日元損失,每次作案后能獲得17萬至21萬日元報酬。
這類跨國團伙早已形成完整產業鏈,2016年的一起案件更令人震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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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百名竊賊攜帶1600多張偽造信用卡,在東京及16個縣的1400家便利店ATM機上,僅用兩小時就取現14億日元,得手后迅速逃離日本,只留下銀行和警方處理后續問題。
從銀座珠寶店被挖墻盜竊3億日元名表,到便利店遭遇批量盜刷,跨國團伙總能精準抓住日本治安的薄弱環節。
周末銀行停業、部分區域監控覆蓋不足、出境流程便捷等,以此實施高效率犯罪。
面對持續升級的盜竊潮,企業開始主動反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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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衣庫母公司迅銷集團宣布,除報警追究盜竊者刑事責任外,還將提起民事訴訟,追討所有經濟損失。
這一舉措具有特殊意義:日本全國商店竊盜犯罪防止機構數據顯示,該國每年因盜竊造成的損失高達3460億日元,但僅有10.9%的企業會主動追討賠償。
優衣庫的行動或許能推動更多商家從被動防御轉向主動維權,但要根治跨國盜竊,單靠企業力量遠遠不夠,還需要更嚴密的國際協作與邊境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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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東京坐電車到大阪,摸不到錢包就說明到站了”,這句流傳的玩笑,戳破了“日本是高素質社會”的刻板印象。
2023年數據顯示,日本盜竊犯罪立案數70萬件,按人口比例換算,發生率是中國的近四倍,關西的大阪、兵庫、奈良等地更是重災區。
這樣的結果看似意外,實則是日本社會深層矛盾的必然體現。
老齡化帶來的生存壓力是首要原因。
日本厚生勞動省統計顯示,65歲以上長者相對貧窮率達20%,56.7%的人完全依賴政府年金生活,部分老人每月養老金不足4萬日元,連基本生活都難以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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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令人唏噓的是,有些老人偷竊并非為了生計,或許是出于孤獨的無奈。
監獄里穩定的三餐、固定的作息,對他們而言比獨居更“安心”,甚至有人故意偷竊只為入獄養老,形成“犯罪-入獄-再犯罪”的惡性循環。
社會結構僵化進一步加劇了問題,日本農業空心化導致糧食供應鏈脆弱,一場米荒就引發連鎖反應;勞動市場不穩定讓年輕人陷入“在職貧窮”,無力贍養老人,間接加重長者困境。
當弱勢長者得不到足夠的社會支援,當跨國犯罪的打擊存在盲區,盜竊自然成了難以根治的頑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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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銀發老人的超市偷竊到跨國團伙的巨額盜竊,日本的“盜竊天堂”標簽,本質上是發達國家在老齡化、貧富差距、制度僵化多重壓力下的縮影。
那些被偷走的商品與現金背后,既有個體生存的掙扎,也有社會治理的短板。
這種真實的困境,或許比“高素質”的刻板印象,更能讓我們看清日本社會的另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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