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殺了數萬貪官，貪官卻越殺越多，雍正只用了兩招

官僚政治是我國古代上層建筑的重要構成部分，但由于官員個人品質上的參差不齊，貪污腐敗也成為長久困擾各王朝統治者的嚴重治理問題。

論及我國歷史上著名的“反貪斗士”，非明太祖朱元璋莫屬。其反貪力度之強，刑罰嚴峻，可謂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然而，其所采用的殘酷刑罰，卻并未能解決明初的貪腐問題。

除貪如何除凈？困擾整個明王朝的難題，反而在一百年后，由清朝的統治者雍正帝交上了一份滿分答卷。

一、 除惡務盡，嚴刑苛責的明初反貪

明初立法，規定凡官員貪污六十兩以上銀子者，立即處斬。即便在百廢待興的明洪武初期，六十兩也并非巨額贓款，僅是朝廷二品官員一年的薪俸。

后來，朱元璋更是修改法律，稱凡貪污者，只要接到舉報，全部處死。除了法律規定，明太祖還專門為貪污官員設立駭人聽聞的刑罰。

明初所有酷刑幾乎全部用在貪污官員身上，剝皮抽筋，鐵刷凌遲，凡涉貪者，比謀逆叛國還要嚴重，均處極刑。

當時的地方衙門中堂，還設置特殊的“土地祠”，地方官員貪腐被抓，則剝皮示眾，懸掛于祠堂，以儆效尤。

相傳，明初宗室親戚朱亮祖與他的兒子朱暹包庇惡霸，涉嫌貪污，最終竟被活活鞭死于朝堂之上。

明初著名的“空印案”與“郭桓案”被列為洪武四大案中的前二，為治貪官，朝廷伏尸數萬，流血千里。僅空印案一案中，全國一千多個縣的所有主印官員被殺，案件牽連總人次達到幾千人。

郭桓案牽連更是高達三萬余人次，據說殺戮人數之多，導致朝廷上下較為富庶的官員之家全部家破人亡。

一時之間，人心惶惶在職的官員早晨都要與妻子告別，交代土地財產，甚至購置棺材，然后才敢登堂辦事。

最終還是在馬皇后的極力勸阻下，朱元璋才收斂了自己的殺戮行為。

二、 阻不如疏？耗羨歸公與“養廉銀”

盡管制定了整個中國歷史上最為嚴酷的反腐法律，明朝貪污問題還是未見收斂。貪官越殺越多，犯罪行為不見收斂，酷刑甚至帶來了嚴重的人員缺口。

洪武四年，通過科舉錄取的候補官員共三百六十四人，一年后，六人因貪污問題被判處死刑，還有三百五十八人亦因作風問題被處戴死罪，流徒罪。

所謂戴死罪，便是因為人員不足，而讓犯罪的官員戴罪辦案，案件結束后再行發配處死，出現了“堂上戴枷審堂下”的尷尬場面。

也就是說，在朱元璋的嚴刑約束下，貪官不減反增，在洪武四年這一年內，三百六十四名新官，竟然無一清白之身。

新帝登基，貪污盛行，朝廷難治……在朱元璋之后，此等難題在明王朝歷代君王之間循環轉遞，但從未得到真正合理化的解決。

直到清雍正年間，為肅貪腐，實施改革，才真正以相對積極的手段處理了貪污問題。

汲取前人經驗，雍正帝深刻意識到，治官如治水，比起嚴刑恐嚇，不如開流疏通，用更加溫和有效，直指根本的策略。

他所采用的肅貪手段，主要包含兩大部分：

其一，是所謂的“耗羨歸公”。

與科技發達的現代不同，古代稅收，依靠的是官府收取糧食，糧食轉為銀錢，銀錢再鑄官銀。由于收取實物，在運輸鑄造過程中就難免會有“損耗”，這些所謂損耗產生的差額，就給了官員們可乘之機。

例如，有的地方官在收取賦稅時，會采用一種叫做“淋尖踢斛”的手段，即通過用力踢擊裝糧食的容器，灑落糧米，將掉下的部分歸為損耗來從中獲取“好處”。

官府在收取銀錢賦稅時，也會多收一些，稱為“火耗”，即紋銀鑄造過程中會有一定虧損，因此要老百姓多交賦稅，為官府的火耗買單。

雍正帝上臺之后，第一時間解決的便是火耗問題。雍正帝提出“火耗歸公”，將所謂的附加稅額當做正式收入，專設機構統計，派稅收專員督察，對每個地方每年的火耗進行統計。

然而，在當時，官員出現“火耗”、“淋尖踢斛”等行為，主要是由于朝廷開給的工資太低。

清初承明舊制，官至極品俸銀不過180兩、祿米180斛，七品知縣年俸僅45兩。州縣官員要養官府師爺，還要購置出入車馬，其工資難以承擔日常開銷。

因此，其二便是隨之出臺的與“火耗歸公”制度綁定的“養廉銀”制度。這些被充入公庫的銀錢在國家統一管理下用于官員表彰，發給那些清廉優秀的文官。

官員待遇提高，貪污途徑也得到了中央政府的管理，清初貪腐，得以遏制。

三、 反貪除根，明清反貪的成敗對比

明初反腐何以使用此等酷刑？若要解答這個問題，需從個人情感與現實需求兩方面原因入手。

其一，是朱元璋政策中的強烈個人感情色彩。

太祖朱元璋出身農戶之家，自幼時起，全家便飽受元王朝貪官污吏的坑害。

《明史·太祖本紀》記載，元至正四年（1344），黃河決堤，河流沿岸數十萬百姓淪為難民，又逢淮河沿岸遭遇嚴重瘟疫和旱災，元王朝的官員腐敗問題，導致大量難民餓死，朱元璋的家人便在這場災難中不幸罹難。

短短半月之內，所有至親血脈死于饑餓，讓朱元璋自幼年起便極為痛恨官員腐敗行為，兒時經歷帶來的怨憤，在朱元璋登基之后化為了明初嚴刑反貪的情感基石。

而導致明初嚴刑反貪的根本原因，是當時明王朝初立，百廢待興，民生凋敝的社會現實。

在元朝渲染之下，官場貪腐已成習性，而經過二十余年的混戰，此時的民間已是餓殍遍野，田地荒蕪。

恢復生產成為當時最重要的任務之一，而控制貪腐，保障民生，無疑是促進農業穩定的一大重要舉措。急迫的現實需求與太祖本人的情感因素，導致了明初反貪的兩大敗筆：手段急躁，待遇過低。

而出身皇家的雍正帝，在體諒民間疾苦的同時，比農民出身的朱元璋更懂駕馭之術，也更有深刻的眼界，很好地抓住了“官員貪腐無關人性善惡，而是由于收入不足”這一關鍵點。

解決了根源，貪腐問題自然迎刃而解。

結語

懲治腐敗涉及面廣，不可一蹴而就。

以史鑒今，當今反腐工作，應該建立反腐長效機制，完善人才選拔制度，健全監督，在加大對貪腐的懲治力度同時，重視教育，多方面統一，最終實現反腐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