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的《小團圓》：以自傳體寫成的“遺作”

小說的題目為什么叫《小團圓》呢？一方面，是對才子佳人“二美團圓、琴瑟和諧”的刻意戲仿；另一方面，那些曾經在張愛玲生命中來去的人和事，在書里實現了歷史性的“團圓”，當然不是皆大歡喜的“大團圓”，而是“小團圓”。這本書，首先是一部自傳體小說，人物事件均來自張愛玲自己的早年生活。張愛玲曾經說：“最好的材料是你最深知的材料”，還有比對自己切身的經驗最深知的材料嗎？本小說的文字風格一反她早期的華麗，顯得格外樸素，這源于張愛玲高純度的誠實，又因過于誠實而顯得格外震撼；最后，這部小說可以說是暮年的張愛玲，對過去的凝神回眸，是她的“追憶似水年華”。當然，作為一個杰出的作家，張愛玲有能力把個人的悲歡，升華為普遍的人類情感，從而引發更深沉的思考。

《小團圓》是怎樣的一個故事呢？小說先從女主人公盛九莉在香港讀大學開始。母親蕊秋（原型為張愛玲生母黃素瓊）來學校看她，而九莉對母親的感情非常復雜。九莉生于破落的貴族家庭，父親乃德（原型為張愛玲父親張志沂）沉溺鴉片，母親蕊秋和姑姑楚娣（原型為張愛玲姑姑張茂淵）遠走歐洲追求自由，回國后離婚。父親很快娶了新婦，他的家暴和繼母的刻薄讓九莉徹底失望，于是逃離父親的家，去投奔母親。可母親無法給予九莉溫情的撫慰，她資助女兒求學，卻總提醒女兒要對得起自己的投資，母女間始終籠罩著金錢與冷漠的陰霾。最后，母親臨終前想見九莉最后一面，卻被拒絕，最終都沒能和解。

珍珠港事件爆發后，九莉被迫輟學，回到上海。此時她已發表小說嶄露頭角，汪偽政府文人邵之雍登場，他的原型，就是現實中曾經追求過張愛玲的胡蘭成。邵之雍在報紙上讀到她的作品，為之驚艷，在報紙上撰文稱贊她，這個年長張愛玲15歲且已有妻室的男人闖進了九莉的生活。邵之雍有很高的文學素養，極為賞識九莉的寫作才能，才女往往都渴望一個真正懂自己的男人，九莉也不例外，盡管對方是漢奸，但九莉并不在意。后來，她跟邵之雍秘密結婚，日軍投降后，邵之雍流亡他鄉，在途中接連與護士、寡婦發生戀愛關系。九莉千里尋夫，發現了對方的背叛，經過劇烈的內心掙扎，最終以“我已不再愛你了”，結束了這段關系。

熟讀張愛玲作品的讀者，很容易能從《小團圓》里看到張愛玲自己的影子，盛九莉的家庭、戀愛細節，幾乎能一一對應張愛玲的真實經歷。這本書里還有相當驚世駭俗的自我爆料，對張愛玲私生活充滿好奇的讀者，會感覺收獲匪淺。關于《小團圓》的自傳性質，張愛玲在信中說得很直接：“我在《小團圓》里講到自己也很不客氣，這種地方總是自己來揭發的好。我寫《小團圓》并不是為了發泄出氣，我一直認為最好的材料是你最深知的材料。”馬來西亞作家黃錦樹說，他讀《小團圓》時，一面讀一面手心冒汗，如同墮入不見底的夢魘。 “很少有作家肯這樣暴露自己的冷和殘酷，不稀罕任何體諒，更不屑廉價的同情。”我能理解這種心情，因為我讀《小團圓》的感受也不怎么好受。張愛玲像社會學家一樣，記錄、分析并解剖、審視自己的人生，這需要無比的勇氣和坦誠。

《小團圓》同時也是一部心理小說，兼顧女性的情感和成長，有助于女性理解原生家庭和愛情婚姻的關系，這也是我想把它推薦給大家的原因。

由于《小團圓》幾乎是張愛玲的自傳，所以要想理解這部作品，就要從張愛玲的家族往事說起。張愛玲，1920年出生于上海公共租界張家公館，其家世曾相當顯赫，曾外祖父是李鴻章，李把女兒李菊耦嫁給了清流人士張佩綸。張佩綸出身書香門第，是同治年間的進士，曾官至禮部侍郎、兩廣總督，甲午戰爭前后擔任過重要的外交與軍政職務，但為人耿直，不擅權術，政治上并非特別成功。張佩綸比李菊耦年長20歲，早年喪偶有一個兒子，他55歲去世，李菊耦不到四十歲就守寡，死時兒子張志沂也只有十多歲，女兒張茂淵更小，家產都歸長子接受和管理。等兄妹倆成年后，跟同父異母的兄長因為財產分配問題對簿公堂很多年。

在張愛玲的成長過程中，耳聞目睹的就是大家族里的糟心事：子弟敗落，親人反目，爾虞我詐，用今天的一個專用名詞講就叫“宅斗”。張愛玲從小就喜歡讀《紅樓夢》，對賈府三小姐賈探春的名言“個個就像烏眼雞一樣，恨不得我吃了你，你吃了我”，一定感同身受。張愛玲成年后，駕輕就熟地把這些宅門內的爭斗稍加改頭換面，寫進小說，刺破了自己家族冠冕堂皇的假象。

當然，作為一部自傳體小說，肯定有虛構的成分，盛九莉也不能完全等同于張愛玲，但二人的經歷、性格和情感模式都高度同構。通過《小團圓》，可以看見張愛玲性格中的另一些維度，比如從小在復雜的人際關系里周旋的九莉，很早就學會了察言觀色，養成了自卑糾結的內耗個性。跟三姑同居公寓，她的朋友來訪從不留飯，因為怕得罪三姑。母親回上海跟三姑、九莉同住，三個人相互猜疑對方說自己壞話。母親死后遺產拍賣，清單中有一對玉瓶，九莉說自己沒見過，這才意識到母親原來一直防著自己，是“財不露白”。跟弟弟的關系也非常疏遠，比如弟弟會討好繼母，甚至為了取媚外人，出賣姐姐所謂的“秘密”。在現實生活中，張愛玲成年后跟弟弟張子靜的關系也很冷淡，曾拒絕過弟弟的求助。

書中有一個情節，母親蕊秋對九莉說要給自己找一個歸宿，這喚起了九莉童年時期與母親分離的記憶：“在這一剎那間她就看見個幽暗的穿堂……自己是小客人，有點惴惴的站在過道里，但是有童年的安全感，永遠回到了小客人的地位。”那時，母親與姑姑赴歐游學，父親乃德另娶了一個姨太太，天天抽大煙，對九莉和弟弟不聞不問，于是她覺得自己是家庭的“小客人”，是一個不屬于這里的局外人。等有了后母，“小客人”的境遇就更難堪了，有穿不完的舊衣服、突如其來的暴打。九莉想出國留學，父親也拒絕出錢。九莉后來被后母誣陷責打，父親竟然偏聽偏信，把女兒關了幾個月禁閉。九莉后來說：自己從來沒有愛過父親；從心理學角度來講，不承認自己愛過，就意味著沒有被傷害，以不愛來屏蔽來自父親的傷害，這其實是一種創傷的自我保護。她從未得到過來自親人無條件的愛，也不知道被愛是怎樣的，也難怪她小小年紀就說出“生命是一襲華美的袍，上面爬滿了蚤子。”有人說張愛玲早慧，18歲就能對生活真相的洞察如此徹底。不過，對張愛玲而言，這種早慧有點像“窮人家的孩子懂事早”。這里的“窮”不是說沒錢，而是愛的匱乏。這種匱乏感帶來的不安全感，也貫穿了她的一生。她在情感上既渴望“家”的溫暖，又早早認清家庭不可信賴。她的人生選擇（如與胡蘭成的戀情）是不是也是因為情感上長期游離呢？在《小團圓》里，九莉跟母親、弟弟、家族親戚一一斷舍離，在不斷閃回的生活細節里，體會人性和生命的虛無，沒有一個人能真正理解她，她異常的孤獨。

有人說，張愛玲選擇用文學的方式來“復仇”，那就是不停地書寫自己的家族，讓他們接受讀者的裁判與審視。從早期的《金鎖記》、《沉香屑》到晚年的《小團圓》，張愛玲在作品中不斷重復舊式家庭的壓抑、腐朽、虛偽，用一種“殘酷的清醒”來寫親人。在《小團圓》中，父親、母親、弟弟、繼母等更是被一一拆解，不控訴，也不試圖修復，在她筆下，他們是家人，更是文學的素材，是文化結構中的角色。

不斷講述舊家族的本來之事，是一種文學的“清算”和“審判”，也是對個人體驗和創傷的再認識，在透徹理解過去的同時，也會獲得智慧與想象力。我們經常被鼓勵：“成為你自己”“做真實的自己”，但是，著名加拿大哲學家查爾斯·泰勒提醒我們：自我不是憑空而來的，個人的自主性無法憑借孤立的內心來實現，自我最核心的一部分是被我們共同生活等背景框架決定的。原生家庭（包括家族）就是這個背景框架之一，它構成了我們的經驗、記憶，形塑了我們的部分人格。所以，回顧來時路，保持與過去的對話，即使這種對話未必通往和諧、和解，但對話本身有助于建構個體生命的自主性。所以，張愛玲成為今天的張愛玲，跟她的家族不無關系。在某種程度上說，原生家庭即是張愛玲的夢魘，但同時也成就了她。她的父親有舊家學底子：“一輩子繞室吟哦，背誦如流，滔滔不絕，一氣到底。末了拖長腔一唱三嘆地做結。”在這樣的家庭里，張愛玲自然收到了完整全面的傳統文學與審美教育熏陶，《紅樓夢》和《金瓶梅》正是張愛玲創作最重要的精神來源。很多在“五四”中涌現的知名作家，比如郭沫若、冰心、巴金等都是舊家族子弟，他們急于推翻舊時代批判舊家族，所以他們都讓筆下的人物，有蛻變為一代“新人”的沖動，積極擁抱新思想。但是，張愛玲沒有破舊立新的沖動，她筆下的“舊”多過“新”，她寫舊人物暮氣沉沉，百無一用，但不控訴舊制度，因為一切都是人性，是“物欲、情欲、虛榮，對人生一切物質層面上瑣屑的計較、飽滿的享受、熱鬧的追逐。”對這樣的人性，張愛玲理解多于諷刺，這構成了她文學生命的豐富性與持久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