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觀與悲觀并存的未來

最后，對于全球未來一個長時段內的經濟增長與投資形勢，奧本海默給出了自己獨特的觀察，他并不是純粹的樂觀派或者悲觀派，而是相對冷靜客觀地為讀者同時列出了自己感知的樂觀與悲觀因素，由于篇幅原因，我在這里簡單總結下，讓大家自行判斷。首先來看看奧本海默口中的悲觀層面：近年來他多次提到，全球市場正進入一個“高利率、低回報”的新環境，并認為這對投資者而言是一個結構性挑戰，甚至可能標志著過去幾十年“低利率+高回報”時代的終結。對于投資，未來的兩種前景都比較悲觀：

第一種可能，經濟活動恢復到金融危機前的增長速度。這將提振人們對未來增長的信心，但與此同時，可能會大幅推高長期利率，增加金融資產減值的風險，并可能導致股票和債券市場陷入痛苦的熊市。

另一種可能的情況是，經濟增長、通貨膨脹和利率仍然非常低迷，就像日本近幾十年來的情況一樣。盡管這可能會降低金融資產的波動性，但很可能伴隨著低回報。鑒于人口老齡化以及由醫療保健和養老金成本形成的長期負債，對回報的需求不斷上升，在同樣的風險水平基礎上，獲得所需的回報變得更難了。總之，“廉價資金時代”結束，歐美等發達經濟體面臨人口老齡化、生產率增長疲軟等問題，企業盈利增速可能長期下降，未來投資環境更加嚴峻。

但是，奧本海默話鋒一轉，所謂“每朵烏云都會有金邊”，我們依舊應該對未來抱有一定的樂觀。其中，具體來說，經濟的復蘇和投資收益的最大保障，是高興科技行業，這也是金融危機以來利潤增長最強勁的行業。例如21世紀初，互聯網泡沫破裂后，世界迎來了將近20年的互聯網和智能手機行業的高速發展。這也說明，人們往往高估了科技帶來的短期影響，低估了科技帶來的長期影響。奧本海默分析了其中的原因：一是技術浪潮對生產率和經濟活動的增速比人們普遍認為的要低。這是一個長期的規律，例如，盡管詹姆斯·瓦特在1774年推出了一款相對高效的發動機，但直到1812年才出現了第一輛商業上成功的蒸汽機車，直到19世紀30年代，英國的人均產出才明顯加快。二是新技術在推動生產率增長方面往往有巨大的潛力，但在制造過程實現重組之前，新技術很難被有效利用，而且在許多情況下，技術存在全球統一標準。同時，構建完整網絡效應的需求可能會減緩技術的內部滲透，從而減緩生產力的提高。

畢竟，在利率下降的時期，科技公司的凈現值受到的積極影響要高于價值型公司或那些對短期經濟發展特別敏感的公司。對于科技帶來的積極機會，讓我想起巴菲特非常欣賞的一位價值投資者、《周期》的作者霍華德·馬克斯的一句話，最好的應對周期的方法就是“發現市場走到極端，并且能利用走到極端的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