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1年1月21日黃昏，清川江上空的電臺里傳來一串急促的呼號，朝鮮寒風透進指揮所，紙張都被吹得直響。
“報告司令員，擊落一架F-84！”無線電那端的飛行員李漢嗓音嘶啞，卻壓不住興奮。現場所有人抬頭看向首席席位——劉亞樓。
劉亞樓只是點了下頭，低聲說了句：“好。”聲音不高，卻像錘子敲在所有人的心口。志愿軍空軍第一次擊落美機的戰果，就這樣落在他的案頭。
前線捷報沒有沖淡他臉上的冷意。電臺掛斷，他立即讓作戰科把飛行員的空域軌跡、彈藥剩余、發動機溫度全記了下來——這種近乎苛刻的細節控，日后救過無數人的命。
七年后，1958年春，另一份文件擺在他桌上：凡與俄語相關人員，一律調離。蘇聯專家撤了，似乎連俄文也要一并掃地出門。文件紙張雪白，字卻刺眼。
翻譯科科長急得團團轉，“司令員，真撤嗎？”劉亞樓啪地把文件合上：“誰敢動翻譯科，先過我這關。”一句話丟出去，屋里立刻鴉雀無聲。
有人悄悄上報，說劉亞樓“頂撞中央”。主席接到電話，笑聲壓得住話筒都在震，“亞樓啊，我聽說你說空軍都是你說了算？”
電話那端傳來一句大實話：“主席，不留俄文翻譯，飛行員連螺絲往哪兒擰都不知道，這不是鬧著玩的。”聲音洪亮，又透著倔。
主席笑了笑：“那就讓你說了算。”一句輕飄飄，卻把一支新生空軍的命脈穩了下來。
要說倔，得追溯到1949年秋。中南海書房里，毛主席把一支煙遞給劉亞樓：“空軍從零開始，你挑擔子。”當時的劉亞樓還暈機，第一次坐飛機就吐得蘇聯教官直樂。
可他沒拒絕。第二天便鉆進南苑機場的破倉庫，十幾架彈孔累累的繳獲機像廢鐵一樣躺在塵埃里。他摸著機翼上的裂縫，只問一句：“能飛的有幾架？”隨行參謀低聲回：“不到十架。”
條件爛得掉牙，他卻立下規矩：人不熟飛機構造不上天，三個月只練滑行。一名學員偷開運輸機撞折螺旋槳，他只是摸著斷口，冷冷一句：“糟踐飛機就是糟踐命。”沒人再敢亂來。
沒有模擬器，他把報廢機座艙鋸下來，裝上電線做“拖拉機版”訓練器。蘇聯顧問搖頭，他卻咧嘴：“土法上馬，管用就行。”
朝鮮戰場驟然拉開大幕，空軍學員平均飛行時數不足百小時，硬要對抗美軍千小時老手。他把理論課壓縮到極限，推出“邊打邊學”模式：一場空戰回來，黑板戰術復盤必須在兩小時內完成。戰損與復盤，同天交卷。
第一架美機被擊落后，隨之而來的卻是犧牲名單。24歲的單志玉犧牲那夜，他在作戰圖前站到凌晨，把“科學施訓”四個字寫得幾乎戳破紙。
于是“三級訓練法”出爐：100小時模擬器，200小時教練機，100小時編隊實戰演練。死數據被活用，兩年內，志愿軍空軍擊落敵機三百余架，連美遠東空軍司令都咬牙承認“他們一夜長大”。
再說1958年那場“翻譯事件”。留住俄語人才后，空軍技術資料得以系統轉譯，蘇制機型的故障率從18%降到5%，飛行員再沒因看不懂手冊而誤事。有人感慨劉亞樓搞“一言堂”，可結果擺在那兒——飛行安全率反超陸軍航空兵。
劉亞樓脾氣爆，外號“雷公爺”。一次檢查飛行報告，錯別字連篇，他把文件砸回去：“這是打仗，不是寫小說。”隨即自掏腰包買來大箱《航空術語詞典》。嘴上兇，心卻細。
1964年冬，他因肝癌住進上海長海醫院。白大褂進進出出，他還讓秘書把最新空軍條令草案放在床頭。生命的指針只剩滴答聲，他仍嘟囔：“條令…編成…送八寶山一份。”
1965年5月7日清晨，病房窗外細雨，劉亞樓走了，年僅五十五歲。告別儀式上，舊式飛行皮帽、折斷的螺旋槳、翻得卷邊的俄文手冊并排擺放，那些被他守住的“細枝末節”，正是后來中國空軍立穩腳跟的底氣。
人們記住他的豪言，也記住一句再平常不過的話——“空軍都是我說了算”。其實，他說的不是權力，而是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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