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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4日是聯合國成立80周年紀念日。今天,所有國家團結起來兌現各國團結承諾的緊迫性從未如此迫切。作為最具廣泛代表性的國際組織,聯合國自1945年成立以來,始終是多邊主義的核心象征與實踐平臺。然而,近年來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加劇、單邊主義抬頭,使得聯合國倡導的多邊合作機制面臨前所未有的考驗。在此背景下,重新審視聯合國在推動多邊主義與全球治理中的角色與價值,顯得尤為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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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9月22日在位于紐約的聯合國總部拍攝的紀念聯合國成立80周年高級別會議現場。新華社記者 李睿 攝
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未變
法國亞洲中心名譽主席讓·弗朗西斯科·迪·麥格理歐( Jean-Fran?ois Di Meglio)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80年間,聯合國吸收了大量的會員國并設法保持機構的獨立性,以實現有效的程序和治理以及產生影響力。除了聯合國維和行動等“看得見的”行動之外,聯合國還支持許多其他鼓勵合作和援助的機構。從目前來看,如果各國就潛在的沖突和全球安全問題進行討論,沒有比聯合國更好的平臺了。
廣東國際戰略研究院云山領軍學者、丹麥奧爾堡大學客座教授李形表示,聯合國從一個西方主導的機構轉變為一個形式上代表所有主權國家的機構。在國際秩序不斷變化過程中,聯合國既是穩定的力量,也是制約的力量。其最大的貢獻在于規范的認可和合法性,以及將國際法原則制度化。聯合國維和、人道主義援助和發展項目為世界和平作出了貢獻,盡管這些項目的成功往往取決于大國間的共識和推動。
在瑞典北歐非洲研究所研究人員亨寧·梅爾伯(Henning Melber)看來,聯合國在二戰后成立,最初反映了當時西方的全球主導地位。隨著國際格局的變化,特別是冷戰和萬隆會議之后,非殖民化進程在20世紀50年代顯著加速,并因此改變了聯合國大會和會員國的組成。目前,聯合國面臨的一項挑戰是,安全理事會五個常任理事國所形成的舊有制度尚未作出調整,使新成員在最終決策過程中缺少發言權。
在談到80年來國際體系的變化時,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聯合國與國際組織研究中心主任張貴洪表示,自1945年以來,國際體系主要經歷了非西方國家數量、力量和影響的增長,非國家行為體的作用不斷上升;從冷戰時期的兩極到冷戰后的多極化發展,從政治軍事對抗為主到經濟發展合作為主的轉變。但國際體系以聯合國為核心這一點沒有改變。
80年來,聯合國的發展取得了豐碩成果,張貴洪分析稱,聯合國的主要成就包括但不限于:通過預防外交、維和行動、建設和平等方式實現了世界總體和平;通過四個“發展十年”國際發展戰略、千年發展目標和可持續發展目標推動了全球發展;通過《世界人權宣言》、人權理事會等促進和保護了人權;通過大量國際條約和國際司法機構,推進國際法治;在促進公共衛生、環境保護、非殖民化、性別平等、應對全球挑戰等方面也取得了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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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多邊合作是共識
梅爾伯表示,聯合國目前確實面臨著重大挑戰。某些國家故意忽視和違反《聯合國憲章》的基本原則,導致聯合國安理會在加強安全以及減少公然侵犯人權的行為升級為大規模暴力方面,無法達成妥協。李形也表示,大國競爭加劇和大國單邊行動使問題政治化,并對聯合國系統的權威性構成挑戰,也削弱了人們對全球規范和對聯合國決議的信任。
李形說,聯合國還是到目前為止唯一的多邊主義的最大公約數和取得共識、解決問題的平臺。無論聯合國有多大的缺陷,它還是繼續通過世衛組織和難民署等機構在人道主義援助、衛生防疫和發展領域發揮應有的作用。這些領域表明,在關乎人類生存的基本領域,聯合國代表的多邊主義依然發揮著一定的作用。
在看到少數國家奉行“本國優先”以及國際合作面臨困難和挫折的同時,更要看到多邊合作的新進展和新趨勢。張貴洪解釋說,如區域性、次區域和跨地區合作不斷拓展,全球南方國家之間的合作非常活躍,多邊合作出現地方化、專業化和高度分化等新特點。
全球南方國家的聲音應當被聽到
發展是聯合國的三大支柱之一,發展系統是聯合國機構最多的部門。在發展合作方面,聯合國積極推動南北合作、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聯合國專門成立了南南合作辦公室,推動發展中國家間政策資源整合與合作平臺建設。
在談到全球南方國家如何通過聯合國平臺影響全球事務時,張貴洪表示,20世紀50—60年代,大量民族獨立國家加入聯合國,極大地改變了聯合國的政治生態、投票格局和議程設置。全球南方國家利用聯合國平臺成立開發計劃署等發展機構,通過大量維護發展中國家權益的宣言、決議和條約,通過區域集團制度提升話語權和影響力等。全球南方已成為支持聯合國和平、發展和人權事業,推動聯合國改革和全球治理體系變革的主要力量。
80年來,聯合國會員國已發展到近200個,其中超過四分之三來自全球南方。在梅爾伯看來,全球南方國家的規模在聯合國決策機構中沒有得到充分反映,這些會員國往往只是把大會不具約束力的決議作為表達和記錄其立場的手段。然而,這些會員國并非以同一種聲音發言或持有類似的立場,他們的不同意見也應當被聽到。
李形坦言,最初,在戰后強國設計聯合國體系的時候,全球南方國家已經被邊緣化。但如今全球南方逐漸成為規范的倡導者,利用聯合國作為平臺,挑戰全球不平等,推動聯合國改革,倡導更具包容性的秩序。然而,全球南方代表性不足正在削弱這些成果。解決這個問題需要進行機構改革,擴大聯合國安理會的代表性,增強發展中經濟體在全球金融治理中的投票權,并增強全球南方國家在聯合國機構中的領導地位。聯合國真正的代表性取決于規范性的包容性,要承認多元化的文化、歷史、社會、政治經濟體制和發展模式,而不是強加單一的范式。
提到全球南方國家代表性不足的問題,麥格理歐認為,首先,要對全球南方的概念進行更清晰的定義,因為目前針對這一詞匯還存在不同解釋。其次,全球南方國家需要提出一個詳細的提案,尋找合適的契機與每一個潛在的利益相關者就新的治理模式達成共識。當然,代表性不足并非如此嚴重,因為目前許多多邊機構,如世衛組織,都是由來自全球南方國家的代表擔任主席。
梅爾伯表示,來自全球南方的聲音表明,人們意識到需要齊心協力,重新建立一個更強大的國際體系,使影響力較小的國家也能從中受益。
中國的作用至關重要
李形表示,多極化進程的加速、氣候變化以及人工智能的普遍運用等使當今的全球挑戰變得復雜和嚴峻。首先,安理會改革至關重要。其組織結構已不再反映全球現實,非洲、拉丁美洲和一些主要新興大國的代表性仍然不足。其次,聯合國應加強各專門機構之間的協調機制,改進問責制。最后,聯合國應與非國家行為體(跨國公司、跨國非官方組織、地區性組織等)合作,共同應對超越國界的全球性問題。
在李形看來,中國在聯合國改革進程中的作用至關重要。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和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既有影響力,也有責任維護多邊主義。中國倡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支持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全球治理。
張貴洪表示,中國倡導真正的多邊主義,應重點塑造在全球治理領域的領導力,積極發揮引領作用。一是理念的引領。要加強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議核心理念的國際傳播。二是制度的引領。在多邊合作和全球治理中,制度主要體現為規則和機構。三是行動的引領。中國是四大全球倡議的首倡者,也是落實倡議的行動派。
來源 : 中國社會科學報
新媒體編輯:張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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