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人知道，和朱楓一起犧牲的，還有這兩位女烈士

1950年10月11日凌晨，臺北馬場町刑場的晨霧中，兩位身著囚衣的女性并肩而立。當槍聲響起時，35歲的計梅真與32歲的錢靜芝從容就義，她們的名字長期隱匿于朱楓烈士的光環之下，卻以另一種方式鐫刻于歷史深處。

計梅真，本名叫計淑人，上海松江人，父母都是教書先生，家里那套挺老派的，她小時候上的務本女中，學校規矩多，但也有新風氣吹進來，老師們總愛講點外面鬧革命的故事，書讀多了，心里就長了些別的東西，等到1937年淞滬會戰一開打，上海徹底亂了，計梅真就往滬西跑，最后鉆進了一家日資紗廠，外面人看不出什么，她就在女工夜校里，白天教大家唱《新的女性》，晚上跟工友們聊抗日救國，到了1938年，就辦了入黨手續。

錢靜芝，四川成都人，家里條件一般，從小日子過得不寬裕，后來去了常州女子師范，那里的老師抓得緊，救亡運動一來，錢靜芝想都沒想就一頭扎了進去，后來也到了上海，也在女工夜校，跟計梅真前后腳，悄悄入了黨，計梅真這個人，能組織能帶頭，錢靜芝呢，就擅長在底下悄悄聯系人，倆人抗戰那幾年練出來的本事，后來在臺灣全用上了。

1946年9月，上海那邊下了任務，讓計梅真和錢靜芝頂著教員的身份去臺灣，那時候臺灣剛光復，島上一片亂糟糟，計梅真就在郵務工會那邊活動，名字沒換，三個月就把閩南話學得溜熟，《野草》這本雜志偷偷地印，革命思想就這么傳出去了，錢靜芝，換了個名字，干的還是老本行，主要是跟基層的郵差們打交道，平時就在臺北街頭賣個花，其實是在傳遞情報，到1949年，她們倆已經發展了四個支部，三十多個臺灣本地的年輕工人都入了黨，還搞了個歸班運動，讓六千多名臺籍郵政工人的編制實現了平等，這幫人頭一回在制度上被當人看，二二八事件以后，臺面上的人都散了，她們倆還能把基層隊伍穩住，朱楓那邊負責高層的情報，兩邊就這么對上了線。

1950年2月，蔡孝乾出事，一連串的人都受影響，計梅真因為“臺灣郵電總支部案”第一個被抓，錢靜芝當時正在外面送情報，也跟著落了網，牢里的日子不好過，計梅真挨著酷刑還教難友們說閩南話，錢靜芝把自己的毛線衣脫下來給年輕人穿，臨刑前還請大家吃包子，那意思誰都懂，沒人哭，氣氛反而很鎮定，隔著牢墻，她們還跟朱楓用敲墻的方式發摩斯電碼，有過短暫的聯系，沒過兩個月，朱楓在6月10號先走了，計梅真和錢靜芝又多撐了四個月，一個秋天的早上，兩個人并著肩走了出去。

后來人們說起這條隱蔽戰線，總提朱楓，其實計梅真和錢靜芝留下的東西更實在，工人第一次實現了同工同酬，制度上有了說法，從她們辦的郵工補習班里走出來的許金玉這些人，后來都成了骨干，臨刑前唱的那首《安息歌》，在臺灣的工運圈子里傳了很久，朱楓是驚心動魄，計錢是扎扎實實，諜戰和群眾工作這兩條線，合在一起才是完整的故事。

北京西山的無名英雄紀念碑上，要找到她們的名字不容易，計梅真走之前說過，不管多久，都要活下去，火種埋下了，就等著它慢慢發芽，錢靜芝的遺書里也說想看到新中國，都是一個意思，犧牲不只是那一瞬間的事，真正的榮耀，不光屬于臺前那些英雄，也屬于背后那群一直不說話，卻一直在做事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