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朝明丨《孔子家語》與中華文明研究新視野

摘要：《孔子家語》可謂中國文化史上的“奇書”：若論其在中國思想與中國智慧中的價值，可以說罕有其匹；如論其在中國學術史上遭到的懷疑，亦堪稱首當其沖。但是，近代以來出土的簡帛文獻證明，《孔子家語》確為先秦舊籍。鑒于《孔子家語》的內容、體量及相關學術問題，其價值絕不在“四書”之下，完全稱得上“儒學第一書”或“孔子文化第一書”。《孔子家語》最為直接的價值，就是增加了數量龐大的可以利用的重要文獻資料，以資印證校驗《論語》等早期典籍文獻的記載。在傳統學術研究的方法論方面，《孔子家語》“偽書”案的終結，為中國歷史文獻研究方法提供了借鑒，也是對歷代學者研究得失的一個很好檢驗。

關鍵詞：《孔子家語》；《論語》；中國儒學學術史

按照西漢孔安國的說法，《孔子家語》與《論語》時代、性質相同，這與我們的研究結論完全一致。《孔子家語》近57000字，數倍于《論語》，內容之豐富、價值之重要超乎很多人的想象。然而，就是這樣一部十分珍貴的典籍，卻長期被定論為典型的“偽書”而遭棄，著實令人唏噓不已。如果不是戰國出土文獻的成批問世，該書依然會湮沒無聞。2013年11月26日，習近平總書記考察孔子故里，在孔子研究院視察學術成果時，看到桌子上擺放的《論語詮解》和《孔子家語通解》，說“這兩本書我要仔細看看”。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重視是一個特殊的機緣，更引發了人們對《孔子家語》的關注。越來越多的學者進一步了解了該書的非凡價值，可以相信，借此契機，中華文明研究會繼續打開新的視野。

一、從典型“偽書”到“儒學第一書”

歷史研究以可考可靠的材料為基礎，但在學術研究中，有一類歷史文獻卻“知其偽而不能廢”，《孔子家語》可說是其中最為典型的一部。在對待《孔子家語》的資料問題上，諸多學者處在矛盾境地，既承認其價值，又不敢輕易使用，因為此書是否可靠等問題一直存在論爭。

《孔子家語》是集中記述孔門師徒思想言行的著作，今傳本《孔子家語》共十卷四十四篇，魏王肅注，書后附有王肅《序》和《后序》。過去由于疑古思潮的深廣影響，《孔子家語》“偽書說”長期作為主流認識而存在，然而近代以來簡帛文獻的出土一再證明，《孔子家語》確為先秦舊籍，經過認真研究考察，可以發現其價值不在“四書”之下，完全稱得上“儒學第一書”或“孔子文化第一書”。

《孔子家語》原有孔安國的《后序》及其孫孔衍的《奏言》。按照孔安國的說法，《孔子家語》在性質上與《論語》相同。孔安國說：“《孔子家語》者，皆當時公卿士大夫及七十二弟子之所諮訪交相對問言語也。既而諸弟子各自記其所問焉，與《論語》《孝經》并時。”

在審慎研究的基礎上，我們提出《論語》是由子思領纂的觀點。子思在孔門弟子所記材料中選取“正實而切事者，別出為《論語》”，其余則“集錄為《孔子家語》”。如果說《論語》的文體相當于孔子“語錄”的“選編”，《孔子家語》則是相關孔子遺說文獻的“集錄”。由《孔子家語》材料來源的角度出發，梳理《論語》《禮記》以及《孔子家語》等文獻相關記載，可以看到孔門弟子有隨時記錄與整理孔子言語的習慣，如“子張書諸紳”“退而記之”“小子識之”等。《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有一則很重要的記載：“叔仲會，魯人，字子期，少孔子五十歲。與孔琁年相比。每孺子之執筆記事于夫子，二人迭侍左右。”“每孺子之執筆記事于夫子”，說明常常有弟子“迭侍左右”輪流記錄，這不僅表明了《孔子家語》等孔子遺說的材料來源，也驗證了孔安國《孔子家語后序》說法的可靠性。宋代王柏等人所謂“王肅雜取”諸書以“混亂粗精，割裂前后，織而成之”的看法則缺少切實的證據。

唐代顏師古在《漢書·藝文志》的“《孔子家語》二十七卷”下注曰：“非今所有《家語》。”顏師古此論的根據還不得而知，他可能看到了不同的《孔子家語》材料。有不同的材料，不能就此認定《孔子家語》不可靠，要充分認識到此書流傳過程的復雜性。學術界對于顏師古此語的解讀是有問題的，《漢志》所列“二十七卷本”應是藏于中秘的官本，不同于孔安國整理的家傳本。“孝景帝末年，募求天下禮書”，當時士大夫“皆送官”，不難想見這些輾轉抄寫的本子之間存在文本的差異，這便是孔安國所說《孔子家語》“散在人間”“好事者或各以意增損其言，故使同是一事而輒異辭”的情況。相比于秘府中的收藏本，孔安國本在數量上應有不同，大概少了很多，這就是孔安國所說其中有其“不復錄”的內容，也有“不取”的部分。這也正是司馬貞《史記索隱》所引《孔子家語》的內容于今傳本中或有或無的原因。經孔安國所整理之本，不僅與子思最初匯集的不同，而且也與漢代官府本有異。當然，無論如何編次，作為孔氏后裔的孔安國都會力求《孔子家語》材料之真。這一出發點，孔安國表述為“竊懼先人之典辭將遂泯沒”，孔衍表述為不愿見“孔子家古文正實”卻被“滅其原”。

綜合出土文獻透露的信息以及學者們的研究，可以肯定《孔子家語》是與《論語》高度相關的儒家著作。《漢書·藝文志》將《孔子家語》歸于“論語類”，與《孔子家語后序》之說若合符節。根據對安徽阜陽木牘的研究，至少在西漢初年已有類似書籍流傳。更有學者推斷《孔子家語》是“孟子以前的遺物”，或者其時間當在“《荀子》之前”，這與我們“最終成于子思的領纂”的推斷不沖突。將《孔子家語·論禮》與上博竹書《民之父母》《禮記·孔子閑居》等相比勘，也可以側證這一結論的可信。在大多數情況下，《孔子家語》都表現出更為完整、古樸的文本特征，一般還對所述事件原委進行交待，經孔安國整理的《孔子家語》整體看更為近真。

《孔子家語》不是偽托拼湊的偽書，當然不是說該書不存在任何問題，只是這些問題與該書的不可靠是不同層面的問題。《孔子家語》可能存在孔門弟子記錄整理時的“潤色”、后人傳抄過程中的“增損”、孔安國最終整理時的誤排，這些問題曾是疑古學者判定其為“偽書”的“鐵證”。然而，在了解此書之成書及復雜的流傳過程后，對于這些關于《孔子家語》“割裂”“織成”之類的說法就應當重新認識了。

《孔子家語》是專門的孔子儒學記述，在規模上超過儒家“四書”的總和。在深入研究之后，我們認為該書與《論語》《大學》《中庸》《孟子》具有同等重要的價值，甚至比“四書”更為重要，學習孔子、儒學與傳統文化一定不能不讀《孔子家語》。我們認為，中國儒學最緊要、最基本的典籍可由傳統的“四書五經”加上《孔子家語》而改為“五書五經”。將《孔子家語》與“四書”、《史記》等相比較，更能達成這樣的認識：要準確地理解孔子，要真正走近孔子，決不能舍棄《孔子家語》——該書可以被稱為“儒學第一書”。

自2013年習近平總書記表示“要仔細看看”《孔子家語通解》和《論語詮解》以來，《孔子家語》的關注度得到了極大提高。學術界進一步思考該書的價值與意義，研究該書的可靠性、可信性，反思既往研究得失，視野更開闊、方法更多元、領域更寬廣，《孔子家語》的學術文化意義逐步得到更突出的彰顯。

目前，《孔子家語》已有多種標點本和注譯本。在筆者出版《孔子家語通解》（2005年3月臺北萬卷樓、2009年4月齊魯書社）之后，又有圖書以同名出版，如譯林出版社的王盛元的《孔子家語通解》（2014年1月）、研究出版社的高宏存和張泰的《孔子家語通解》（2014年3月）。作為“中國文獻珍本叢書”之一，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制中心于2013年10月影印出版了《〈孔子家語〉文獻輯錄》，該書收錄了中國歷代的相關文獻十四種，分為八冊，為研究者提供了珍貴的資料。上海古籍出版社于2019年9月出版了宋立林校點的日本學者太宰純《孔子家語》增注本；中華書局于2021年9月出版了高尚舉教授的《孔子家語校注》，列入“新編諸子集成續編”。同時，先后出版了多部相關學術論著，如劉巍《〈孔子家語〉公案探源》（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3月）、鄔可晶《〈孔子家語〉成書考》（中西書局，2015年8月）、王秀江《〈孔子家語〉考述》（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6月）、寧鎮疆《〈孔子家語〉新證》（中西書局，2017年4月）、宋立林《〈孔子家語〉探微》（中國文史出版社，2017年5月）等。與《孔子家語》研究相關的學位論文也大批涌現。

圍繞《孔子家語》，全方位研究已經展開，諸如《孔子家語》的材料來源、編撰、流傳流變、歷代書序、斷代研究、單篇研究、思想研究、《孔子家語》與相關文獻比較研究等。李學勤先生在為寧鎮疆《〈孔子家語〉新證》所作的序文中說：“2004年，我應約為山東曲阜楊朝明博士的《〈孔子家語〉通解》寫序，曾說該書的問世，‘正好順應了當前學術界要求深入研究《家語》的趨勢’。十幾年過去了，探索中國傳統文化淵源的潮流更為發展拓大，為了更好地理解作為傳統文化主流的儒學，再進一步認識《家語》的必要尤覺凸顯。”李學勤先生指出了《孔子家語》研究的價值與學術趨向。

令人欣慰的是，對《孔子家語》的關注已不限于學術界，出現了《孔子家語》書法展覽、名言選輯、專題講座、網絡講讀、研讀班等多樣形式的活動，說明《孔子家語》已經溢出單純的“歷史文獻資料”范疇，與傳統儒家“經典”一樣開始對普泛的大眾生活、當下的文化環境產生直接影響。這預示著《孔子家語》這個“寶庫”將被打開，其被冷落、厭棄的時代已成為過去。

二、開啟中華傳統文化研究的新視野

經過與新出土文獻相互印證、與傳世文獻資料綜合比對，學者們堅定了對《孔子家語》的整體認知：《孔子家語》并非后世“言之鑿鑿”的偽書。《孔子家語》中的文獻資料不僅直接補充了孔子儒學和中國古代文明的研究資料，而且能夠糾正不少傳世文獻的模糊不清之處，更激活了一批為人們長期忽視的“偽書”，擴充了孔子儒學與中國思想文化研究的基礎。盡管《孔子家語》可能經歷了整理潤色、傳抄中的增損以及重新編訂，但這與傳統意義上的“作偽”有著本質上的不同。《孔子家語》為今天人們認識孔子儒學、中華古文明打開了全新視野。

《孔子家語》最為直接的價值，就是增加了數量龐大的可以利用的重要文獻資料。如前所說，《孔子家語》體量大，內容豐富，有許多材料不見于其他典籍。先秦時期的歷史文化材料，尤其是關于孔子和早期儒家思想研究的資料，只言片語都堪稱珍貴，更何況數量如此巨大的先秦文獻。任何事物的發展變化都有其規律性，歷代對《孔子家語》的認識也具有自身的內在邏輯。在經歷了被懷疑乃至被否定、鄙棄之后，由新材料的輔助，加以慎重研究，《孔子家語》的成書真相終于被揭示出來，孔子與儒學研究終于重獲長期失落的寶貴材料，此乃今人之幸！

《孔子家語》與《論語》思想相通，可以印證校驗《論語》等文獻的記載。關于《孔子家語》與《論語》的關系，孔安國說《論語》“正實而切事”，是從眾多材料中選輯出來的孔子語錄。《孔子家語》資料性質與《論語》相當，書中隨處可以看到《論語》的“影子”。比之《論語》的“純正”，《孔子家語》顯得內容“駁雜”。正如有學者指出的，眾多以“王肅偽撰《家語》”而攻擊《孔子家語》價值的觀點，都是預設了一種由自己劃定的圣人言行的“神圣模式”，以至于凡有不合“模式”的文字則必被打成偽作。而這種預設的“神圣模式”的形成，顯然主要與《論語》及其所謂“純正”的定位相關。以往不少學者對于先秦儒家的研究，往往不顧《論語》有特定的選裁標準，而以“《論語》未見”為理由，否定在此之外的一些孔子言行記錄的真實性，這種思路的偏頗是顯而易見的。孔安國《孔子家語后序》說《論語》是“取”有關孔子言論材料而成，由此出發，我們認為“論語”之“論”有“選擇”“別擇”之意。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屯部》曰：“論，叚借為掄。”《國語·齊語》“權節其用，論比協材”，韋昭注：“論，擇也。”如果《論語》書名之“論”為“選擇”之意，則《論語》其名為選自“孔子家”之“語”中材料之意，如是則《孔子家語》對于《論語》研究的意義就更加明顯。

在傳統學術研究的方法論方面，《孔子家語》也給予我們很好的啟示。《孔子家語》“偽書”案的終結，為歷史文獻研究方法提供了借鑒，也是對歷代學者研究得失的一次很好檢驗。朱子說《孔子家語》“是當時書”，可見其思考之敏銳。只要認真比較今本《孔子家語》與很多典籍材料相同、相通之處，例如將《孔子家語》與大、小戴《禮記》等進行比勘，《孔子家語》材料的優點或優勢就能顯現出來。受疑古思潮的影響，歷史上有不少學者以思想不純、文辭粗陋攻擊《孔子家語》，如清人崔述曰：“然取所采之書，與《家語》比而觀之，則其（按：指《家語》）所增損改易者，文必冗弱，辭必淺陋，遠不如其本書，甚或失其本來之旨。”其實，如果認真對比，不難發現崔述所論是以王肅“雜取眾書”偽造《孔子家語》為前提，其論斷有極為強烈的主觀色彩，是不符合實際的。《孔子家語》與互見者相較往往是各有優劣，甚至更占多數的情況是《孔子家語》優于他書。

雖受自宋代以來疑古思潮的長期影響，仍有學者發現了《孔子家語》的重要價值，因而在相關的研究中使用該書的材料，這正是清朝四庫館臣所言的“知其偽而不能廢”。如李啟謙先生在談論孔門弟子研究的材料運用問題時就說：“有時可信的書中也有錯誤的地方。……相反，被稱為‘偽書’的《孔子家語》，其所記的很多內容……則都是可信的。”當然，這是在《孔子家語》“偽書”說語境中的表述，這種特別現象的出現可以說是中國學術史上的一個奇觀。

打開《孔子家語》，就好像進入了孔子思想的廣闊世界，能使人們更加了解孔子學說的豐富來源，《論語》中的許多記載仿佛找到了詳細的注解。例如，孔子說自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說“殷因于夏禮……周因于殷禮”，又說“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孔子家語》則提供了孔子與周公關系的大量材料，讓人明確看到孔子“接著周公說”的學說體系特征。如果找一位孔子最為崇拜的人，那一定非周公莫屬。孔子學習古代文化，鐘情于周公開創的禮樂文明。孔子曾說：“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暮年孔子之嘆，充分彰顯了周公于其無比重要的意義，可以說，周公是孔子魂牽夢繞的人物。《孔子家語》的《觀周》篇說孔子“適周問禮”，記載了孔子此行的收獲：“觀乎明堂，睹四門墉有堯舜之容、桀紂之象，而各有善惡之狀、興廢之誡焉。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負斧扆，南面以朝諸侯之圖焉。”孔子思考最多的是“周之所以盛”的問題，十分關注周公之德業，《孔子家語》載：“（孔子）問禮于老聃，訪樂于萇弘，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察廟朝之度。于是喟然曰：‘吾乃今知周公之圣，與周之所以王也’。”老聃乃“周守藏室之史”，司馬貞《史記索隱》曰：“守藏史，周藏書室之史也。”孔子問禮于老聃，定能加深對周朝典章制度的了解。通過《家語·觀周》篇，當能明晰《論語》中孔子“從周”之意。

孔子把《周禮》設官分職、董正治官的國家政治架構看作一架馬車，用“駕車之道”類比“治國之道”，這樣的例子在典籍中俯拾即是。在《執轡》篇中，孔子深入剖析《周禮》的御政之術及其進退緩急，認為古之“為政”最根本的框架就是《周禮》的“以六官總治”，“以內史為左右手，以六官為轡”，從而注重德法，考課官吏，治理國家。將《周禮》六官以及太宰一職的職掌與孔子此論相對照，可見六官的職分正是以《周禮》六官系統為依據，這說明《周禮》成書很早。值得特別注意的是，孔子稱“以六官總治”乃“古之御天下”的情形。孔子言其“古”，則《周禮》成書于西周時期的可能性極大。由孔子對包括《周禮》在內的周公創制的深刻理解與傾心服膺，可以想見孔子以前古文明的發展，或許我們之前低估了中國古代文明的發展水平。

由《孔子家語》的地位所決定，它能夠開辟中國傳統文化研究的新天地。與《論語》相比，《孔子家語》內容豐富、具體生動，首尾完備，提供了更多學術信息。《孔子家語》匯集了孔子的大量言論，再現了孔子與弟子、時人論說問題的許多場景，還有經過整理的孔子家世、生平、事跡以及孔門弟子材料。作為先秦儒家文獻，《孔子家語》可與許多其他傳世、出土文獻對照綜合，考論印證上古遺文，校勘補充先秦典籍。《孔子家語》全息展現了豐滿的孔子形象，打開的是一個更真實真切、更細致深入、更翔實活潑的中國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

三、中國學術史的絕佳標本

由于《孔子家語》的特殊性質及其特殊流傳歷程，它一直密切聯結著中國傳統學術每一階段的發展，可謂中國學術史的一個絕佳的標本。厘清《孔子家語》公案，不僅意味著孔子研究、早期儒學研究多了一部可信的、豐富的、珍貴的材料，更蘊含著豐富深刻的對于中國文化史、學術史認識救偏補弊的意義。

孔子長期從事教育，并以自己的方式介入時代與政治。孔子去世后，所留存的“孔子遺說”不斷流傳，并得到了后人精心的整理、編纂。對這個過程的認識，實際是認識《論語》《孔子家語》《孔叢子》等典籍編纂成書、價值高低、真偽之辨等問題的關鍵。對《孔子家語》價值的認識，與秦漢之際的學術思想、漢代的學術與政治、漢代經學的發展歷程也存在直接關聯。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儒家經典具有神圣地位。非常遺憾的是，在漢代經學興盛、儒家典籍經典化的重要時期，《孔子家語》錯過了列于“經”書的機會。《孔子家語》也曾有過幸運，這就是它躲過了秦始皇的焚書之舉。按照孔安國的說法，荀卿入秦，以“孔子之語及諸國事、七十二弟子之言，凡百余篇”獻秦昭王，《孔子家語》由此傳入秦國。《孔子家語》與諸子同列，“故不見滅”，卻也于整個漢代只是在孔氏私家流傳。

《孔子家語》本有機會立為學官。孔衍曾將《孔子家語》上奏朝廷，其在奏言中說明了原委：“時魯恭王壞孔子故宅，得古文科斗《尚書》《孝經》《論語》，世人莫有能言者，安國為之今文，讀而訓傳其義。又撰次《孔子家語》。既畢訖，會值巫蠱事起，遂各廢不行于時。”孔衍認為《孔子家語》等“典雅正實，與世相傳者，不可同日而論”，不宜任這些“孔子家古文”被割取至《禮記》等書，“滅其原而存其末”，因此他有意將私家藏書獻于朝廷。只是歷史機緣如斯，雖然其時“天子許之”，然而“未即論定而遇帝崩，向又病亡，遂不果立”。

三國時，孔衍后人孔猛就學于王肅。王肅為《孔子家語》作注，使得《孔子家語》終于流傳開來。但因為王肅反對鄭玄之學，不少人的成見是王肅立說專與鄭玄作對，因而后世為數眾多的學者接受了所謂王肅為反對鄭學而偽作《家語》乃至更多著作的說法。稱王肅反鄭學固無大錯，但說王肅因而偽作《家語》就有問題了。不過，盡管有所非議，仍未影響到《孔子家語》在魏晉南北朝以至隋唐時期的廣泛流傳，唐代編修《群書治要》依然收錄了《孔子家語》。

宋代疑古思潮興起，《孔子家語》首先遭到質疑；清代懷疑古史古書的思潮更盛，《孔子家語》遂成為“典型偽書”。宋人的“刨根問底”精神發展到清代的考據學，又派生出古籍“辨偽”之學。清代有關于《孔子家語》的疏證著作，乃模仿閻若璩《古文尚書疏證》體例，也是了解疑古思潮的絕佳材料。然而，同為清代學者的徐文靖作《竹書紀年統箋》，不僅逐字詳注，而且諸凡所引書間之訛誤亦一并箋之，對于《竹書紀年》的認識、態度與那些“疏證”之作判然有別。在時代的整體氣候下，人們過于苛刻地“甄別”史料，以“審慎”相尚，以“謹嚴”自矜，許多寶貴文獻被打入“偽書”行列，有的被疑而不敢用，有的被棄而不再用。以崔述為代表，他的疑古考辨工作對于后來學者產生了巨大影響，胡適稱其為“科學的古史家”，錢玄同也認為他是“兩千年來的一個了不起的疑古大家”。顧頡剛對崔述更是服膺甚至崇拜，其言自己讀崔述的書“高興極了”“讀了大痛快”，其被胡適稱為“剝皮主義”的“層累說”，即是受到崔說的直接影響和啟發。諸多近現代學者推崇疑古思潮，這與當時的時代風氣緊密相連。顧頡剛說：“予若不處五四運動時代，決不敢辨古史；即敢辨矣，亦決無人信，生不出影響也。”“適宜之環境”加上當時其本人“少年之勇氣”，使他走在了疑古風潮的最前端。

相對于前輩，顧頡剛一方面推崇崔氏的著作，另一方面又“蓄意要辨論中國的古史，比崔述更進一步”，他甚至想到“換了一個方法做去，也足以補他的缺陷”。在《孔子研究講義按語》中，明顯可見顧頡剛與崔述學術立足點之不同。從出發點上看，崔述實際上信任儒經、尊重先王，以捍衛圣道為目的而展開疑古與考信；顧頡剛則經、史等觀，以“經”為史書史料，認為它們無一不經過后世的加工乃至歪曲。就像閻若璩的《古文尚書疏證》推倒了“儒學寶典”的神圣那樣，顧頡剛雖稱自己“不管是非，不管善惡”“立于超然者的地位”“不要糅雜絲毫感情”，但在客觀上，他的研究結果的確消解了“孔子之道”的崇高，這便與崔述在學術終點上判然有別。

顧頡剛認為，對于孔子，前人稱得上“研究者”的很少，“大多數是閉著眼睛崇拜孔子的人或攻擊孔子的人”，可是他們崇拜或者攻擊的并不是真正的孔子，“孔子只是代人受過”。所以，他寫作《春秋時的孔子和漢代的孔子》，指出“各時代有各時代的孔子”“各時代的人，他們心中怎樣想，便怎樣說，孔子的人格也就跟著他們變個不歇”。他從考察“圣人”觀念的變化入手，認為各時代有各時代的圣人觀念，從而各個時代都給孔子披上了自己時代的外衣，因而希望用“客觀的態度來研究孔子”“不存計算功利的念頭”，從而去尋得“真”的孔子，剝去后來各個時代為孔子披上的“外衣”。他以歷史的“超然者”身份自居，希圖純以科學的方式研究人文，然而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并不存在純粹的“超然者”。在顧頡剛心目中，孔子僅是“君子”而已，他希望自己的研究能夠恢復孔子“君子”的本真，使“各時代人替孔子加上的偉大都還給各時代”，只是不少都“還”錯了對象，而且他的這種認定與取向同樣是一種先在的立場，以“超然”自許者很可能意識不到自己并不超然。

以今天的眼光視之，與孔子一生行跡有關的歷史記載很多是有價值的。如郭沂先生曾經綜論各種孔子史料的可靠性問題，認為《論語》以外，今本和帛書本《易傳》《孝經》《禮記》及《大戴禮記》中的有關文獻、《荀子》中的有關文獻、《孔子家語》和《孔叢子》中的有關文獻、河北定縣竹簡《儒家者言》和《哀公問五義》、上博竹書中的有關文獻與《論語》具有同等價值，都是可靠的史料。孔子所作的《春秋》、整理的《詩》《書》《禮》《樂》《易》，和《春秋》三傳、先秦儒家子書、《史記》的《孔子世家》和《仲尼弟子列傳》等，都是可靠的文獻。此外，先秦兩漢諸子書、史志、漢代傳記中的有關記載，也都比較可靠。

類似郭沂這樣的看法，在顧頡剛看來則為大謬。其基本認識是：“孔子傳說經兩千年之編造，五花八門，無奇不有。”按照顧頡剛的說法，崔述所考信之真孔子，實以《論語》《左傳》《孟子》三書為根本，而《國語》《公羊傳》《禮記》《史記》等皆為次等材料。但他認為這樣的標準“尚失之于寬”，認為《孟子》未必可取，《左傳》未必盡信。在顧頡剛那里，《孔子家語》顯然不可信，系出于西漢人偽造，至王肅又別偽一本，今日之本則又非王肅之舊，可謂“贗中有贗”。此書雖為記載孔子之專書，卻無任何取信之價值。因為該書在學術上“未曾發生影響”，所以，此書連“痛加攻擊之必要”都沒有。如此嚴苛的評判，胡適“剝皮”之形容的確切當而形象。

對于太史公司馬遷所作的《史記》，顧頡剛認為，《孔子世家》“三語之中必訛其二”。在他看來，僅僅經過崔述和梁玉繩的考證，《史記》中的“偽孔子”就已經被擊得“體無完膚”。因此，司馬遷的《孔子世家》只是西漢人的“《孔子傳》”，而遠非真實的孔子之傳。《大學》《中庸》之類亦不足夠可靠，其中所載孔子之言雖“篤實極矣”，但“自傳說之眼光觀之，彼固與采桑娘、山隱居之故事立于同等之地位者也”。足可信從的看來只剩下《論語》了。可是由崔述考定，《論語》也有竄亂、有續附，出于多人而匯為一本，又復采自他書以足成之，前后十篇文體多異，最后五篇尤不可信。在崔述的基礎上，顧頡剛說《論語》“乃一至不純一之本，乃一三國時凝固之本”。按其邏輯，書既晚成，“中經漢人竄亂者實不知其幾”，其可靠性也就可想而知了。

對孔子與“六經”的關系，顧頡剛也加以否認。他的理由是《孟子》和《史記》所謂孔子刪述六經之語不見于《論語》，“除了樂的一件”，其中“只有他受了《詩》《書》等的影響而說出的話”，而且“就是這幾條也有信不過的地方”。對此，錢穆先生曾言：“儒家亦古學一大宗，《六經》亦古籍一大類，儒家之與《六經》，其自身即為古史一大部。”顧頡剛也承認，這樣做下去，“幾乎牽涉到中國的全部歷史”。顧頡剛也曾意圖寫一部自己“滿意的孔子研究”，卻認為我們所能見到的“真孔子”“其量絕少”，想知道孔子的“歷年生活”是不可能的事。既然寫作真實的《孔子傳》實無可能，其所滿意者，只能是將孔子文獻與孔子相剝離的“辨偽”工作，這種工作的最終結果是把“孔夫子”變為了一個“空夫子”。

在《孔子研究講義按語》中，顧頡剛特別提到，范家相與孫志祖二人都以《家語》為偽，而他們“一生未嘗相聞問”，兩家之書亦無只字互道，“足見此心此理之同自有客觀之真實，而時勢所趨每不期而歸于一慮，有不可搖之大力在焉”。關于顧頡剛所追求的“客觀之真實”，我們今日仰賴出土材料，得以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看得更清晰。龐樸先生指出：“以前我們多相信，《家語》乃王肅偽作。……現在上博藏簡《民之父母》篇的再世，轟然打破了我們這個成見。對照竹簡，冷靜地重讀《孔子家語·禮論》和《禮記·孔子閑居》，不能不承認，它們確系孟子以前遺物，絕非后人偽造所成。”可見前述所謂“時勢”“不可搖之大力”，也并非真正的“超然”于以往整個學術史，實際僅屬于一個時代的疑古的風潮。

自今日視之，顧頡剛等人所辨之不當已不難判斷。從《孔子研究講義按語》看，他喜歡酣暢淋漓的懷疑和“辨偽”，只是嫌以往學者“辨偽”不足，認為“缺乏批評精神”。學術研究處于一種思維定勢中，往往容易將問題擴大化。一旦發現“偽跡”，便不再反過來做更細致的考辨。例如范家相判定《家語》三序為偽，顧頡剛還認為其考訂未盡。因《史記》謂孔安國早卒，而王肅之后序則言“年六十卒于家”，所以“豈年六十猶可云‘早卒’乎！顧”頡剛為了證明《家語》為偽，又不得不說它“彌縫甚工”。今日我們可以換一個角度去想：王肅能細密“甚工”地偽作整部《孔子家語》，又怎么會在這種地方露出馬腳？

顧頡剛的疑古與崔述一樣，同以“考信”為追求，這樣的學術精神自然值得充分肯定。就在疑古愈來愈盛之時，王國維先生提出了著名的“二重證據法”。但每一時代的學術大勢都會不同程度地影響到身在其中之人，王國維也受到疑古思潮的影響，他對《今本竹書紀年》的疏證結論即是一例。所不同者，他較早并充分利用出土材料，因而所受影響相對較小。

錢穆先生曾為《崔東壁遺書》作序，說“崔氏之于古史，有信之太深者，亦有疑之太勇者”，含有對其疑古太過的批評。錢穆先生看到了保存中華民族文化的非同尋常的意義，憂慮“疑古過勇”將會帶來不良的后果，他說：“中國二千年來之人才幾于皆儒教之人才，故二千年來之歷史亦不啻儒術之歷史，二千年來之文化亦不啻儒術之文化也。”“一民族之復興，必將于其民族文化自身為內力之新生；而求其文化自身有內力之新生者又必于其已往之歷史有清明之別擇。”此言可謂語重心長。學術研究不可缺少懷疑精神，但“信之太深”與“疑之太勇”都有所偏倚，正所謂“過猶不及”。對于中國古文明的研究，方法論意義上的偏失，后果是很嚴重的。

作為一部關于“孔子”的書，《孔子家語》的價值非比尋常。《孔子家語》經歷了如此坎坷波折的命運，實在承載了太多！今天，《孔子家語》是孔子、儒學與傳統文化研究不能越過的重要典籍，也是超出學術研究領域而同樣值得大眾了解閱讀的經典，需要繼續揭示其價值。尤其在當下的時代，《孔子家語》需要進入到更多人的視野，進入傳統文化研究者的視野，充分認識其地位，發揮其獨特價值。

作者：楊朝明

原文刊于《孔子研究》2023年第5期

作者簡介

楊朝明，1962年出生，山東梁山人。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導師。第十四屆全國人大代表，國際儒學聯合會榮譽顧問、中華孔子學會副會長、中國哲學史學會常務理事、《走進孔子》主編。歷任曲阜師范大學《齊魯學刊》編輯、孔子文化學院院長和歷史文化學院院長、尼山世界儒學中心副主任、孔子研究院院長。主要從事古代文明和孔子儒學研究，出版《魯文化史》《周公事跡研究》《儒家文獻與儒家學術研究》《論語詮解》《孔子家語通解》《〈孔子家語〉綜合研究》《孔子之道與中國信仰》《從文化自知到文化自信》《三代文化與儒學的形成》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