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像是個特殊的實驗室,許多技術、制度、觀念,在那里被推進到了極致——包括打壓現實中“不合時宜的想法”。
20世紀50年代開始,蘇聯當局開發出對付批評者的一種方式:不通過法院、不用鐵窗,而是直接把他們送進精神病院,這似乎顯得“溫和”而“文明”。
那時,只要說出一句不合時宜的話,但可能被認為“發瘋了”。
于是,許多科學家、學者、記者、普通民眾……只要他們說了錯話,質疑了體制、建議了改革、表達了一點不滿意,就有可能被診斷為“懶惰型精神分裂”“偏執精神病”或“改革妄想癥”。
那時,不知有多少人,是在明明清醒的頭腦里,被按下了“精神病”的印章?
又有多少聲音,是在被貼上“病態”的標簽之后,從歷史中悄無聲息地抹去?
雖然異見,從來不值得美化。但也更不能被污名為精神失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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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于網絡
一、喀山“醫院”:白大褂下的審判所
1939年,貝利亞批準設立喀山精神病醫院——這不是為了收治重度患者,而是另一個名字的監獄,一把披著白大褂的手銬。
那時候,蘇聯內務部(NKVD)可以越過法院,他們只需認為某人思想“異常”,就能把他送進精神病“治療”體系。
用藥、隔離、禁閉——這些方法被賦予了“修復理智”的名義,但實則是讓人麻木直到沉默。
就像后來被審查的諾貝爾獎得主安德烈·薩哈羅夫曾說:“它們不是藥,而是工具,用來殺死人的另一種生命——思想。”
被傷害的也并不只是少數“知識分子”, 散落在生活角落里的、普通人微小的異議,只要被舉報聽過,便可能直接被送進精神病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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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于網絡
而類似喀山精神病醫院的機構,也不止一座,
1974年1月8日人民日報第6版《蘇修的法西斯專政激起人民日益強烈的反抗 今天的蘇聯社會,充滿著尖銳的階級對抗、民族矛盾和社會動蕩。新沙皇正是坐在這樣一座火山上》 以下內容為節選:
勃列日涅夫集團還利用所謂“精神病院”來摧殘反抗蘇修黑暗統治的人。只要是對蘇修的法西斯統治表示不滿和反抗的人,蘇修就可隨意宣布是“瘋子”、“精神失常”、“精神分裂癥”和“精神病患者”,強行關進“精神病院”。
這些“精神病院”是由“國家安全委員會”和“內務部”控制的。
據報道,有的“精神病院”關押著數千人。在“精神病院”里,對被關押的人任意拷打,并使用各種烈性藥物和毒品,強迫他們改變政治觀點。有的人身心受到摧殘,永遠無法治愈。
二、異見的價值
如果人們習慣了順從是正常人,批評者是問題人的思維邏輯;那離“集體偏執”其實便不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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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見者的存在,是社會健康的證明,像是空氣中的灰塵,能幫我們看見光線的走向。沒有灰塵的地方,大多是密閉的實驗室。
為何蘇聯當時要關押異見者?
很簡單,他們不自信,他們怕;所以用恐懼維持機器的運轉。
異見不是病,而是那個制度的鏡像,看到自己的裂縫,于是砸碎鏡子。
三、蘇聯歷史的啟示
今天的我們,讀這些史料或許會覺得不可思議,但有些網友的行為,卻有不少相似,
像有的把發聲的人扣上“擾亂社會”、“制造焦慮”帽子,有的把闡述與發達國家的差距貼上“崇洋媚外”的標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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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內在邏輯,和蘇聯病理化異見者的思維,有多大差別?
蘇聯解體后,有些“醫生”說,他們根本沒有診斷機會,只是接到告知:“此人不穩定,送藥。”
世界精神病學協會曾在1977年暫停了與蘇聯的合作,公開指出:“醫學不應用于政治壓迫。”
后蘇聯時代,精神病標簽依然在一些地方成了對“不守規矩的人”實施社會排斥的借口。“理性”的面紗一旦披上權力的手臂,就會成為剝奪人性的新工具。
蘇聯失敗,不是因為它生產不出好武器,不是因為它沒有航母或者火箭衛星。而是在它的體系深處,連那些敢于指出裂縫的人都容不下。
任何一個社會走向封閉的第一步,并不只是鐵血,而是習慣性地把“不同”看作“問題”,把異議者稱作“瘋子”。
參考文獻:
1.新華社《蘇修利用“精神病院”殘酷鎮壓人民!》
2.人民日報1974年《蘇修的法西斯專政激起人民日益強烈的反抗 今天的蘇聯社會,充滿著尖銳的階級對抗、民族矛盾和社會動蕩。新沙皇正是坐在這樣一座火山上》
3.人民日報《譴責蘇修利用“精神病院”殘害人民》1977年2月21日
注:本文僅為歷史探討,僅代表個人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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