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周總理簽署命令逮捕周恩壽，7年后周恩壽出獄時說:他沒錯

周恩來一母所生兄弟3人，他還有兩個弟弟周恩溥和周恩壽，今天帝哥想說說周恩壽的故事。

周恩壽出生于1904年，他在1921年考入南開中學，在這所新型學校進步思潮的影響下，他很快就加入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4年冬，周恩壽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1926年1月，經黨組織決定，周恩壽進入黃埔軍校第四期學習，并于同年6月畢業。

周恩壽

不久以后，國民革命軍揮師北伐，周恩壽任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宣傳員。北伐軍攻打武昌城時，周恩壽隨攻城部隊在火線上采訪，不幸右腳被敵人的炮彈炸傷，他在傷愈后改任武漢郵電檢查委員會主任，并繼續參加北伐宣傳的籌備工作。就在這期間，周恩壽因為年紀輕，僅為了一件生活小事就短暫離開了隊伍，周恩來得知此事后非常生氣，嚴厲地批評了他。年輕的周恩壽又害怕又愛面子，內心很痛苦。

幾十年后，當周恩來回憶起此事時，感嘆道：“我那時年輕，火氣大，是我對他幫助不夠。”

1928年初，周恩壽受組織派遣，到上海做地下工作，由于對上一次挫折仍陳見在心，他便向周恩來提出自己讀書太少，想離開革命隊伍去念點書。周恩來雖然百般勸阻，最終周恩壽還是離開了革命隊伍，也自行脫離了共產黨。

此后周恩壽先后在哈爾濱、太原、天津等地謀差做事，曾任哈爾濱稅捐局課員、松江綏化稅務局課長等職。周恩壽在哈爾濱做事時，通過朋友介紹，認識了在哈爾濱電業局工作的王士琴，他倆于1936年結婚。

周恩壽和王士琴

1949年4月，北平解放后不久，周恩壽和王士琴來到北平看望周恩來。這是王士琴第一次見周恩來，她表現得很拘束，周恩來卻很隨和地問她：“你是哪里人？”

王士琴不好意思地說：“我的家鄉不太好，我是哈爾濱人，是東北的。”（因為東北很長一段時間在日本的人統治之下，有一部分北平人對東北的印象不太好。）

周恩來聽后卻說：“我就喜歡東北，因為我就是吃你們東北的高粱米長大的。”這句話使王士琴緊張的心情放松了下來。

周恩壽在談話時表示希望能繼續為革命做些工作，周恩來聽后嚴肅地說：“我看你應該先去上‘華大’（華北人民革命大學），學習后才能為人民工作。”

此后周恩壽在“華大”了學習一年，畢業后被分配到北京鋼鐵局當科長，此后歷任華北鋼鐵局工務處副管理師、重工業部鋼鐵局供銷處秘書等職。這些崗位的薪金都不高，周恩壽又有好幾個孩子要養，周恩來便讓他把大女兒周秉德留在自己身邊撫養。1959年，周恩壽因身患胃病，組織上把他調到內務部任專員。

周恩壽和家人

1963年春節，周恩來召集一部分親屬去西花廳，利用春節聚會的機會教育親屬和晚輩們要好好學習，努力工作，過好“五關”。周恩來專門對周恩幫說：“同宇（周恩壽字同宇），你多病不能堅持正常工作，又快到退休年齡了，就退休吧！不要讓別人說，周恩來的弟弟長期病假，快到年齡為啥不退休？你退休后能把幾個孩子教育好，這就是你對國家的最大貢獻。”周恩壽接受了周恩來的建議，在這年6月提前辦理了退休手續。

退休后的周恩壽除了輔導孩子們的功課外，也參加一些社會活動，他經常與王光美的哥哥王光琦聚會聊天，有人稱他們的聚會是“神仙會”。

1966年“運動”爆發后，江青為了整倒周恩來，想方設法地找材料，最終“挖”到了周恩壽身上，她無中生有地說周恩壽是個“劉少奇黑線上的人物”，并把“神仙會”誣蔑為“反革命聚餐會”。周恩來很清楚江青的險惡用心，他在不得已之下，在1968年2月命令北京衛戍區將周恩壽“拘捕審查”。周恩壽一直被關了7年多，直到1975年4月才被釋放回家。

周恩來

周恩壽出獄后，對周秉德說：“我知道他們整我是為了整你伯父，因此，天大的壓力，我也要努力地活下去。你的爸爸沒有錯，你的伯父更沒有錯！”

1979年，中央組織部對周恩壽一案進行了復查，最終撤銷了專案組強加在他身上的的誣蔑不實之詞，為他徹底平反。此后周恩壽先后當選為全國政協第五屆、第六屆委員，1985年初，他又被落實政策，將退休改為離休，享受離休干部待遇。

1982年，周恩壽夫婦帶著孩子們去西花廳看望鄧穎超。鄧穎超在和孩子們聊天時說：“你們伯伯當時對同宇問題的處理，我都不清楚內情，直到最近我才弄明白，是因為‘四人幫’發難。伯伯把同宇交北京衛戍區監護審查，是他采取的保護干部的一種措施。如果讓同宇落在‘紅衛兵’或‘四人幫’手里，那他就不會有今天，可能就死無對證了。”

鄧穎超和周恩壽夫婦

1985年5月13日，周恩壽在北京逝世，享年81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