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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事又發生了。
上周我們獲悉,一批共和黨活動人士與政治工作人員在一個私密群聊中分享了帶有種族主義與厭女傾向的信息。這樣的故事以令人沮喪的規律反復上演,變化的只是參與者的名字和內容的卑劣程度。
據《Politico》記者 Jason Beeferman 與 Emily Ngo 報道,全美各地青年共和黨(Young Republicans)組織的領導人在群聊中“把黑人稱作猴子與‘西瓜人(watermelon people)’,還議論要把政治對手送進毒氣室。他們談到強奸敵人、把對手逼到自殺,并稱頌那些在他們看來支持奴隸制的共和黨人”。
“watermelon people”是針對非裔美國人的貶損稱呼,源于美國長期存在的“黑人愛吃西瓜”刻板印象。南北戰爭后至重建期,許多獲自由的黑人自種自售西瓜,象征獨立與謀生,這一現實引發部分白人社會的反彈,遂將“西瓜”武器化,用以把黑人描繪成懶惰、幼稚、不潔并進行去人化。20世紀,該母題經漫畫、廣告、明信片、家居飾品等被商品化與日常化,成為種族主義視覺與語言的一部分。今日學界與權威博物館將其明確界定為反黑人仇恨表達,僅應在引用與批判語境中出現。
這類群聊在右翼圈子里廣泛到這樣的地步:右翼媒體中最優秀的記者之一亞倫·西巴里厄姆(Aaron Sibarium)在2023年發表過如下評論:“每當我參加面向年輕保守派的職業建議座談時,我都會告訴他們要避開那種使用‘N-word’或把‘邊緣挑釁’與真切的偏執仇恨混為一談的群聊”。
好在,青年共和黨人全國聯合會連同多名共和黨作家與政客,明確譴責了這些群聊。參與其中的數人也因此丟掉了他們的政治工作。
但并非所有人都感到憤慨。恰恰相反,美國副總統還為他們辯護。針對《Politico》的報道,副總統萬斯貼出了弗吉尼亞州民主黨司法部長提名人杰伊·瓊斯的惡劣短信截圖。在那組短信里,杰伊·瓊斯咒罵一位名叫托德·吉爾伯特的共和黨人去死,吉爾伯特是他在弗吉尼亞州眾議院的同事。
萬斯寫道“這比大學群聊里說的任何話都更惡劣,而說這話的人可能會成為弗吉尼亞州的司法部長”。“當有權勢者公然號召政治暴力時,我拒絕附和那種作秀式的道德驚呼。”
對萬斯的回應不難想象,或者至少應該不難。為什么我們不能同時譴責杰伊·瓊斯與那些青年共和黨人。無論哪一方,都不配在美國政治中占有一席之地,那為什么不把他們全都予以譴責。
此外,這根本不是什么“大學群聊”。相反,那是青年共和黨全國聯合會體系內的年輕職員與骨干領導的群聊。參與者多為已從大學畢業的成年人,許多人在為民選官員或黨務機構工作,另一些則正謀求在該全國組織中擔任領導職務。這個事件之所以重要,恰在于他們并非在校園里;他們正在共和黨建制內扎根,從事的正是未來領導層通常會做的那類政治工作。
還有一個更大的敘事:把這些要素放在一起看,共和黨陣營再曝種族主義丑聞,民主黨政客拋出“死亡詛咒”,而J·D·萬斯選擇為不可原諒的行為開脫。你就會看到,十年的“特朗普主義”如何一步步扭曲了美國的靈魂。
我很清楚,在唐納德·特朗普之前,就有腐敗貪婪的政客與政治幕僚。我也知道,美國曾經歷過比今天更為憤怒與極化的時期(并不只是在南北戰爭前后)。但我們如今被困在一種態勢中,這種態勢誘使數以百萬計的美國人去縱容自身最糟糕的沖動。
首先,如果過去十年里權勢最盛、最成功的政治人物從根本上不道德、欺騙、殘忍、并且反自由主義,這就會形成一種生態。尤其在他所領導的政黨內部,與之同類的種種劣行往往會被鼓勵,甚至得到回報。
其結果,是一種“推拉”動態:它把品行良好的人從政黨里推走,同時把新的領導者與認同那位領袖倫理的人拉進來。年復一年,這種文化趨勢自我強化。體面變得稀缺,體面的人愈發感到孤立。
與此同時,噴子成群,直到激進者成為主流,而昔日的主流淪為邊緣。上周有個耐人尋味的瞬間,一張截圖在網上流傳,顯示尼克·富恩特斯、坎迪斯·歐文斯與塔克·卡爾森在 Spotify 的播客熱榜上分別位列第一、第四與第五。
富恩特斯是全美最臭名昭著的白人至上主義者與反猶分子之一。歐文斯散播過反猶陰謀論與其他諸多陰謀論,包括荒誕不經的說法,聲稱法國第一夫人布麗吉特·馬克龍“本是男性”。卡爾森同樣涉獵過反猶與種族主義話語,并長期利用其巨大平臺煽動種族怨恨。
換言之,青年共和黨人在 Telegram 群聊里的那些私下對話,僅僅比美國最流行播客中公開出現的語言更種族主義、更仇恨那么一點點而已。
其次,愈演愈烈的惡毒攻訐與不斷加碼的反自由主義,把選舉的利害攸關程度抬到如此之高,幾乎所有有黨派立場的美國人都過于樂意對幾乎任何“較小之惡”視而不見,只為回避他們認為的“更大之惡”,也就是在選舉中落敗。
你可以在民主黨對杰伊·瓊斯的應對中看到這種盤算。他發給一位名叫凱麗·科伊納的共和黨議員的短信,極度可憎,完全無法辯護。他說,如果他手里有兩顆子彈,必須在希特勒、波爾布特與吉爾伯特之間選擇,他會把兩顆都用在吉爾伯特身上。
這固然是對電視劇《辦公室》(The Office)里一個老笑話的改編,但杰伊·瓊斯并未止于一個低俗笑話。據報道,他在與科伊納的電話交談中還表示,希望吉爾伯特的妻子親眼看著自己的一個孩子死在懷里。在一條短信里,他還指控吉爾伯特一家在“繁殖小法西斯”。
杰伊·瓊斯為這些言論道過歉,說他“覺得羞愧”。我為他的道歉感到欣慰(也欣慰他知道羞恥),但我們真的希望一個表達過如此極端仇恨的人身居高位嗎。
可悲的是,仍有黨派人士說“希望”。在他們看來,反對特朗普與共和黨太重要了,重要到不值得為一個州司法部長的席位丟掉這名候選人。畢竟,為什么要單方面繳械呢。共和黨里又有誰在呼吁特朗普為其無數殘忍與充滿仇恨的言語、遑論其充滿仇恨與殘忍的總統作為而辭職。
事實上,杰羅爾德·“杰伊”·瓊斯在短信初次曝光時采取的,正是這種姿態。他一方面稱自己“發出過讓我后悔的短信”,另一方面則指責對手、現任弗吉尼亞州司法部長賈森·S·米亞雷斯(“通過由特朗普掌控的媒體組織拋出抹黑”,并把這場選舉描述為“弗吉尼亞究竟由特朗普作主,還是由弗吉尼亞人自己作主”。
與之相對,一些共和黨人拒絕清理自家門戶,因為在他們看來民主黨總是更糟。周四,白宮新聞秘書卡羅琳·萊維特對福克斯新聞表示,“民主黨的主要基本盤由哈馬斯恐怖分子、非法移民與暴力罪犯組成”。在 X 平臺上,有影響力的右翼評論員馬特·沃爾什寫道,“你們有些人在談一個群聊,而另一邊已經殺死了足以填滿一千座橄欖球場的嬰兒。”
如果這就是他們扭曲的道德計量法,那么在與左派進行政治與文化交鋒時,右翼內部還有任何他們愿意堅守的道德底線嗎。
我們還可以在美國年輕一代的激進化中看到這個時代的果實。Z 世代中更年輕的成員對“特朗普之前”的政治毫無記憶,即便是最年長的 Z 世代,也是在特朗普時代度過了其成年早期的大部分時光。
這還用奇怪嗎。對那一代人來說,他們在1月6日國會山騷亂、2020年的街頭騷亂,以及社交媒體上無休無止的惡毒言論中長大,相較年長的美國人,更可能對政治暴力報以容忍。他們沒有別的范本。他們并不知道,政治雖從不完美,卻本可以比如今體面得多。
年年歲歲,更多美國人正在這個可怕的時期邁入政治成年。等到特朗普在 2029 年離任時,他將大約主導美國政治達 14 年之久,自他宣布第一次參選并在共和黨初選民調中躍居榜首之后的那幾周算起。
這意味著,長達十四年的政治把“存亡攸關”的感受一路推高。這也意味著,十四年的政治把最優秀的人推離公共生活。還意味著,十四年里,特朗普被樹為這個時代最成功政治家的樣板。到了那時,還會剩下什么?
過去這一周的故事,正是過去一年的故事,也是這十年的故事。若把你的政治對手視作終極之惡,那么政治所剩的道德就只剩“勝利即正義”,而唯一真正的罪,便是失敗之罪。
作者大衛·弗倫奇(David French)系《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觀點專欄作家,其寫作領域包括法律、文化、宗教與武裝沖突。他曾參加“伊拉克自由行動”(Operation Iraqi Freedom),并擔任過憲法訴訟律師。他的最新著作為《分裂我們必敗:美國的分裂風險與如何復興國家》(Divided We Fall: America’s Secession Threat and How to Restore Our 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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