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革命時期
為什么“打土豪,分田地”深受農民歡迎?
——《紅星照耀中國》讀書隨感
文/楊之藏
1927年9月,毛澤東在帶領秋收起義部隊轉移到瀏陽文家市期間,提出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口號。這時候,我國蘇區正處于土地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在革命根據地開展打地主、分田地、廢除封建剝削和債務,以滿足農民對土地的強烈要求。這項革命得到了廣大農民的熱烈歡迎和積極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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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積極參與土地革命的熱情從何而來?
1929年6月,埃德加·斯諾在西北大饑荒時期造訪蒙古邊上綏遠省的幾個遭受旱災的區域時,卻發出了這樣的疑問:
“你是否曾經見過一個誠實善良的好人——努力工作、“遵紀守法”、從來沒有傷害過任何人——卻有一個多月連一口食物都吃不上?” 紅星照耀中國;[美]埃德加·斯諾 著;王濤 譯;長江出版傳媒、長江文藝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2020年7月第1版P170
他驚訝“真正令人震驚的是,在許多這樣的城鎮,仍然有許多有錢人,囤積大米者、囤積小麥者、放債者,還有地主。他們受到武裝警衛的保護,同時還在肆意斂財。”
在1930年的大饑荒期間,20英畝土地的價格只能購買3天的糧食。陜西省富裕階層利用這個機會大肆購置田產,自耕農人數銳減。農民不僅買不起土地,還要交各種各樣的稅款。而地主呢,不僅擁有大量的土地,而且還可以不交地稅。有錢的地主免交地稅已成慣例。“特別不得人心的是,饑荒時放棄土地外出逃難的農民還要被征收在此期間欠下的稅費,這些農民在付清所欠稅費之前,將被剝奪土地所有權。”
農民和地主各自占有土地的比例到底是怎樣的呢?
1926年,當時擔任國民黨農民運動委員會書記的毛澤東,匯總了21省的土地統計數據。據這次調查,人口占全部農村人口總數約10%的在鄉地主、富農、官吏、在外地主和高利貸者,卻占有中國70%以上的可耕土地;中農占有可耕地的15%;而占農村人口65%以上的貧農、佃農和雇農,卻只占有全部可耕地的10%-15%。(P62)
占有土地最少的農民,卻繳著最繁重的稅賦。占有絕大多數土地的那些人,卻大多可以免稅。
農民要交多少稅呢?
斯坦帕爾博士發現,陜西農民(顯然不包括地主、他們“免稅已成慣例”)需要繳納的土地稅和附加稅總額在他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高達45%左右,其他捐稅“也達到20%”;“不僅是捐稅繁重到令人難以置信,稅收評估非常隨意,而且征稅方式浪費、粗暴,還有不少腐敗現象。”
這種稅收不只是一兩種主要的捐稅,而是許多巧立名目的雜稅,每種雜稅征收一小筆錢,幾乎沒有哪種貨物、沒有哪種生產或者商業活動是不征稅的。
而且許多省份往往預先征收60年或者更多的賦稅,農民負擔不起地租和高利貸的利息,土地無人耕種,上千畝的土地荒蕪。四川便是這樣的情況。(P62)
此外,還要承擔民團費用。民團的保障經費在地方政府預算總額中所占比重達到30%到40%。據斯坦帕爾博士稱,維持正規部隊的費用在陜甘兩省收入中所占比重超過60%。
“他們為什么不造反?”斯諾以為他們是逆來順受。結果他很快意識到自己錯了,“中國農民并不愿逆來順受;中國農民不是懦夫。他們會起來斗爭,只要有方法,有組織,有領導,有切實可行的綱領,有希望——并且有武器。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已經證實了這一點。”
中國共產黨在根據地實施的“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政策,極大程度地滿足了農民的強烈渴望,土豪被打倒了,可資分配的土地就更多了。土豪被打倒了,就再也沒有人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了。農民的政治上得到了自由,實現了翻身做主人。經濟上得到了最重要的生產資料,至少可以自食其力了。
他們怎么不擁護?他們怎么不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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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星照耀中國》;[美]埃德加·斯諾 著 王濤 譯;長江出版傳媒、長江文藝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2020年7月第1版;4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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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圖片均來自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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