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人》觀點｜自奧斯陸協議以來中東和平的最佳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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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深和平協議談判者揚·埃格蘭（Jan Egeland）撰文指出，成功之道在于新的領導層與持久的外部施壓。

1993 年，我坐在白宮草坪上，心潮澎湃地看著伊扎克·拉賓與亞西爾·阿拉法特在比爾·克林頓總統的見證下握手。通過在奧斯陸進行的 14 輪秘密而艱難的談判，我們達成了此前任何努力都未能實現的成果：以色列與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就五年內達成全面和平協議的原則達成一致。在這段沖突的苦澀史中，這是一次真正的突破，雙方首次實現了相互承認。

彼時草坪上的樂觀氣氛里，我從未想過短短數年之后，拉賓會遭刺殺，阿拉法特將陷于政治癱瘓，整個進程會陷入僵局。我們低估了和平的敵人。盡管最初取得了顯著進展，包括首個巴勒斯坦行政當局的建立、經濟與人員交流以及聯合工業園區的推進，但來自巴勒斯坦與猶太極端分子的恐怖主義襲擊粉碎了原本承諾的相互安全。后續談判陷入僵持，非法定居點不斷擴張，而各國領導人未能向雙方施加必要壓力，推動邁出關鍵一步。

今天，我們正迎來一次難得的、通向持久和平的良機，這是自 1993 年以來最佳的機會，去阻止未來世代繼續被仇恨與暴力所吞噬。在 2023 年 10 月 7 日那場可怖的哈馬斯恐襲之后，約 1,200 人遇難、逾 250 人被劫持，隨之而來的對加沙的無差別破壞令雙方平民普遍渴望停戰。然而，他們也在另一點上罕見一致：各自的領導層徹底辜負了他們。對巴勒斯坦人與以色列人而言，當權者既沒有提供安全，也沒有帶來希望。

自奧斯陸協議以來，我在危地馬拉、哥倫比亞、蘇丹、波斯尼亞等多國參與和平進程。我的體會是，成功的協議離不開兩點。其一，雙方必須出現愿為和平而奮斗的新領導者，敢于為必要的妥協在本方陣營內承受不受歡迎的壓力。其二，尤其在巴以沖突中，國際社會需要對雙方形成團結且強有力的施壓。目前的停火帶來希望，因為唐納德·特朗普總統似乎愿意向以色列施壓，而海灣國家及其伙伴似乎也能對巴勒斯坦各派施加同等壓力。

但即便有強有力的外部施壓與新的領導層，只要人道原則得不到尊重，進展也難有起色。在以色列仍決定巴勒斯坦平民何時吃、吃什么，以及是否準許他們獲取為無家可歸的家庭搭建棲身之所所需物資的情形下，未來又從何談起？如果沒有一項嚴肅、持續且有資金保障的計劃，去應對加沙在醫療、教育、農業與住房等基礎設施方面的毀壞，持久和平就不可能生根。聯合國估計，僅前三年就需要 200 億美元。為巴勒斯坦家庭提供住房、創傷照護與基本公共服務的工作必須立即啟動。

此刻，我所任職的挪威難民理事會有數百車次的關鍵救援物資滯留在埃及。與許多具備在加沙大規模行動能力的人道組織一樣，我們數月來仍被拒于門外，甚至登記遭凍結，因為以色列決定要求經驗豐富且公正的救援團體進行“重新注冊”。

自那場可怕的 10 月 7 日襲擊以來，我已兩度赴加沙。只有親臨其地，方能真正理解那里的毀滅與苦難程度。同事們的經歷難以想象。這些敬業的救援工作者，從帶去希望與援助的人，被一次次迫使攜家人逃離，在軍事打擊中失去父母、友人，甚至失去子女。

加沙的平民被從一個不安全之地驅逐到下一個，遭到一臺由西方世界多國武器加持的高技術軍事機器的打擊。恰恰是那些在譴責俄羅斯對烏克蘭的占領與暴行時立場一致的國家，不僅在政治上支持以色列的占領與不加區別的作戰，還提供關鍵的軍備。這樣的雙重標準并未逃過世界其他地區的眼睛。

當加沙成為聚光燈下的焦點時，約旦河西岸也出現了定居者暴力、拆除行為與非法定居點的激增，這些定居點如今已發展成整座城市。為何當平民被殺害、土地被吞并的情形發生在頓涅茨克時會引發強有力的外部行動，而發生在西岸時卻未見同等反應。

我們如今總算看到了加沙停火與人道協議的首批救命成果，包含人質與被拘押者的交換，以及向瀕餓民眾顯著加碼的援助。哪怕在這一階段，進程也可能隨時被任何一方的和平敵人所破壞，無論是加沙境內的各類武裝派別，還是以色列的右翼政客與定居者組織。為使這些關鍵的人道步驟取得成功，接下來數日仍有許多事宜必須改變，其中包括以色列允許國際非政府組織大量進入加沙開展援助。

如果這一初始階段能夠完成，若巴勒斯坦與國際救援組織確實被允許全面進入，那么未來就仍有希望。倘若各國領導人，尤其是美國，持續投入并意識到這或許是多年內避免暴力螺旋再起的最后機會，那么這將可能為以色列人、巴勒斯坦人及更廣泛的地區帶來持久和平。

32 年前奧斯陸協議未竟的承諾，已經讓人們付出了沉重代價。只要這份和平計劃的第一階段能夠保持在正軌上，全球領導人就很可能在昔日失敗之處取得成功。若再次失手，未來歲月還會帶來新的、迄今難以想象的恐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