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ll A.I. Trap You in the “Permanent Underclass”?
一則網絡玩笑背后,是人們對人工智能自動化將顛覆勞動力市場、造就不平等新常態的真切擔憂。
作者:凱爾·查伊卡
2025年10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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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畫作者:Ariel Davis
根據《共產黨宣言》的定義,“流氓無產階級”是“舊社會最底層中被拋離出來的、消極腐朽的社會渣滓”。流氓無產階級的社會地位低于無產階級勞動者,其中包括赤貧者與無法就業者——那些被勞動力市場拒之門外、走投無路的人,或是從一開始就無法進入勞動力市場的人(例如經濟蕭條時期的年輕勞動者)。而在硅谷部分人士看來,隨著人工智能的加速發展,這一可悲的群體范疇很快將囊括人類中的大部分人:人工智能將造就一個新的流氓無產階級,用現代網絡用語來說,即“永久底層階級”。
“永久底層階級”這一概念近來的流行,一半源于網絡玩笑,另一半則源于人們的真切恐懼——擔憂人工智能自動化會顛覆勞動力市場,形成不平等的新常態。在人工智能主導的未來,擁有資本者將購買“算力”(技術領域對人工智能處理能力的稱呼),并用其完成曾由人類承擔的各類工作:從軟件編程、營銷活動設計,到工廠管理,無所不包。而缺乏同等資源的人,將別無選擇,陷入困境。對這種即將到來的人工智能等級制度的恐懼,催生了一種新的緊迫感:趁還來得及,趕緊向上爬。硅谷 meme 賬號@creatine_cycle 近期在 X 平臺發帖稱:“你還有兩年時間打造一檔播客節目,以逃離永久底層階級”,暗示名氣或許仍能成為救命稻草。另一位網友則發帖表示:“說實話,要是不想淪為永久底層階級,或許該盡快‘生產垃圾內容’(slop)”——“slop”是網絡俚語,指代所有人工智能生成或輔助生成的內容。換句話說,要么盡快投身人工智能相關產品創作,要么永遠陷入貧困。
@creatine_cycle 賬號的創建者是杰登·克拉克,他曾是音樂人,如今轉型為舊金山的創業者。他發布的小眾帖子以諷刺科技行業的隱秘心態為主題——自人工智能熱潮興起以來,他目睹了科技行業的巨大轉變。克拉克向我表示,在人工智能逐利者設想的未來里,“沒人再需要工作了。”他接著說:“凡是沒能趕上車的人,就再也沒有機會往上爬了。”
人們對“就業窗口期即將關閉”的擔憂,部分源于一篇頗具影響力的文章。該文由研究員、前 OpenAI 員工利奧波德·阿申布倫納于去年發表,文中預測人工智能將在2027年達到或超越人類能力水平。阿申布倫納在文中寫道,到那時,“人工智能模型將能夠勝任人工智能研究員/工程師的工作”,這種可能性“非常大”。屆時,技術進步將進入自我強化的失控循環:人工智能將自主研發更強大的人工智能,使人類變得多余。
內特·蘇爾斯是知名的人工智能悲觀論者,同時擔任機器智能研究所所長,還是近期暢銷人工智能書籍《只要有人造出來,所有人都會死》的合著者。他向我表示:“在硅谷,每個人都像見了鬼一樣。”他接著說:“在全面人工智能自動化時代來臨之前,我們不知道時鐘還剩多少時間。”盡管蘇爾斯本人對人工智能技術存在生存層面的擔憂,但他仍指出:“從長遠來看,人們不應再寄希望于工作。”科技行業的崗位可能會成為首批受害者,就像《弗蘭肯斯坦》中的怪物殺死了創造它的人。接下來,受影響的將是更廣泛的數字化勞動領域:寫郵件、填表格、做演示文稿。最終,具備自我創新能力的人工智能將研發出智能機器,更好地完成體力勞動。在蘇爾斯看來,凡是人工智能能做得更好的事,它終將取而代之:“在幾乎所有工作中,人類都不是最高效的物質存在形式。”
對永久底層階級的恐懼,部分源于人工智能已取得的進展。無論我們愿意與否,這項技術正悄然融入日常生活。OpenAI 和 Meta 近期均推出了純人工智能生成視頻的信息流功能,預示著社交媒體將進入一個新時代——即便我們消費的最復雜內容,也不再由人類創作。Salesforce 等日常辦公軟件正通過人工智能驅動的“智能代理”升級,這些代理能自主為用戶完成任務。Waymo 的自動駕駛汽車已在各大城市的街道上行駛。
部分經濟數據已顯現出招聘放緩的跡象,尤其是在新入行者群體中:今年,美國應屆大學畢業生失業率超過了全國平均水平。牛津經濟研究院的一份報告指出,這一反常現象主要歸咎于人工智能自動化。初級軟件工程師面臨的困境尤為突出。
賈斯敏·孫曾是 Substack 公司員工,現運營一份聚焦硅谷文化的通訊刊物。她在談及科技行業從業者時表示:“很多人確實處境艱難,甚至找不到一份薪資正常的工作,但也有一部分人憑借前所未有的高薪賺得盆滿缽滿。這種情況造成了明顯的兩極分化。”
賈斯敏·孫表示,如今“理想員工”的典型形象是“精力旺盛的22歲年輕人”(cracked twenty-two-year-old)——“cracked”是網絡俚語,指代效率極高、極度依賴網絡的程序員,這類人可能會采用“996”工作制(該術語源自中國勞動者,指早9點至晚9點、每周工作6天的作息)。頗具諷刺意味的是,要逃離人工智能造就的永久底層階級,唯一的途徑就是全身心投入,像機器人一樣拼命工作。“人們沒有選擇在政治上覺醒,反而都在更加拼命地內卷,”孫說道。
內卷的回報,或許是成為人工智能未來的“掌控者”:與機器協作得越緊密,擁有的權力就越大。對永久底層階級的恐懼,恰恰反映出一個事實——對于人工智能主導的未來社會將如何構建,目前尚無清晰藍圖。孫指出,那些推動“加速主義”的硅谷精英們“沒有認真思考其經濟影響;沒人對財富再分配或全民基本收入有具體規劃。”
對于底層民眾而言,等待他們的似乎是一個凄涼的世界:充斥著人工智能生成的內容,與聊天機器人虛假的陪伴。正如孫所言:“你是想成為待宰的‘小豬’,還是想成為‘生產垃圾內容的人’?”
為了解非科技行業從業者如何看待人工智能帶來的經濟隔離威脅,我在自己的社交媒體賬號上發起了提問。賈巴里·坎納達是一名攝影師,在意識到電影制作工作即將被自動化取代后,他轉行投身建筑行業;波蘭數學家教阿格涅斯卡·邦克告訴我,她再也無法信任學生能獨立完成作業,但同時也對自己“拒絕使用人工智能”的原則產生了懷疑:“我堅持不妥協,是不是在為自己埋下失敗的種子?”
倫敦品牌策略師克里斯表示:“我真的考慮過重新培訓,轉行做水管工之類的工作。我覺得在我有生之年,他們還無法取代人類的對生拇指。”記者阿里埃爾·帕德斯則說,她目前在飲料行業工作,因為這個領域“本質上離不開人類”:“機器人嘗不出葡萄酒的味道。”帕德斯補充道,每個人都在“思考如何讓自己的收入來源具備‘未來抗性’(future-proof)”。
按理說,最穩定的行業或許是那些服務超級富豪的領域——這些人會繼續收藏葡萄酒及其他奢侈品。要么轉向這類行業,要么索性逃到深山老林,過類似“新阿米什人”的生活,以反科技的方式實現自給自足。邦克說:“只要告訴我公社在哪兒,我馬上收拾行李,買一張單程票出發。”
按照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的論述,人工智能造就的底層階級或許最終會加入無產階級革命。但這需要人們集體認識到技術的壓迫性影響——而在媒體信息流和信息消費日益被人工智能左右的時代,階級意識的覺醒恐怕并非易事。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流氓無產階級尤其容易受到政治操縱:他們寫道,這個群體的悲慘處境“使其更有可能成為反動勢力收買的工具,參與陰謀活動。”
不難想象,在那些希望避免淪為人工智能永久底層階級的人群中,類似的情況已然上演。現在站出來反對人工智能革命,只會被視為“承認自己沒能力加入其中”。?
作者:凱爾·查卡(Kyle Chayka)是《紐約客》的特約撰稿人。他的專欄“無限滾動”探討了塑造互聯網的人物和平臺。他的著作包括《過濾世界:算法如何扁平化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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