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位“中國疫苗之父”，舍身救人無數，晚年卻含冤自殺

來源：后民主時代

123年前，有這樣一個人，降生在了中國這片大陸上。

他是國之瑰寶，是醫學界的“脊梁”，卻被遺忘在了歷史長河的角落。

他曾經救中國于水深火熱，曾經為中國“以身試毒”，但還是成為了時代漩渦的犧牲品。

他是中國第一代醫學病毒專家，生產了屬于中國的狂犬疫苗，白喉疫苗，牛痘疫苗，和世界首支班疹傷寒疫苗。

是他，遏制1950年華北大范圍的鼠疫，救了千萬人的命；也是他，將沙眼發病率從將近95%降至不到10%。

他是世界“衣原體之父”，是曾經最有希望獲得諾貝爾獎的中國人，是我們的疫苗之神——湯飛凡。

自他逝世后，62年過去了，他的名字仍然少有人知。

于情于理，湯飛凡這三個字，理應被所有中國人銘記！

01

1897年7月23日，湯飛凡出生于湖南，自幼就深受西方思想和“振興中華”口號的影響。

看多了家鄉百姓們被病痛窮苦折磨后，小小年紀的湯飛凡便有了懸壺濟世的志向。

1914年，湯飛凡從工業學校退學，投考了湖南湘雅醫學專門學校。

由于入學考有英語科目，湯飛凡沒有學過，但他也不怕，直接請求主考老師讓他以后補考。

小小少年的勇氣打動了老師，隨后便被破格錄取，成為湖南湘雅醫學專門學校的第一屆學生。

七載苦讀過后，能堅持下來的學生僅有10名，而湯飛凡便是其中之一。

從湘雅畢業后，湯飛凡就是一塊香餑餑，許多同學都想拉著他一起行醫，可他卻果斷拒絕了。

他說：“當個醫生一輩子能治好多少病人？如果發明一種預防疾病的方法，卻可以使億萬人不得傳染病。”

于是，湯飛凡去到協和醫學院細菌學系進修，研究細菌學和傳染病學。

在協和的3年里，他不單單只是學習，做研究，還經常幫助其他人做實驗，作病理解剖，分析實驗結果。

湯飛凡之所以這么拼命學習，不僅是因為要實現自己的理想，還因為他想有一番作為，想要為中國付出心血。

早在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日本人北里柴三郎發現了鼠疫和破傷風的病原菌，因此被稱為“東方科赫”。

那時湯飛凡便放言：“中國為什么不能出‘東方巴斯德’？”

就算不能出一個“東方巴斯德”，那么就要有個比他還要厲害的“東方湯飛凡”。

因此，在協和的第一年，湯飛凡便兼任了助教。

而在第三年里，湯飛凡獲得了美國哈佛大學醫學院獎學金，準備赴美深造。

懷抱著年幼的理想，少年揮斥方遒，堅定地向未來前進。

青年時的湯飛凡

02

1925年，湯飛凡與湘軍團長何鍵之女何璉成親，隨后兩人一同踏上了赴美之旅。

何璉與湯飛凡的緣分是自幼定下的。在湯飛凡五歲啟蒙時，便是讀的何家義塾。

看著湯飛凡長大的何鍵早早就認定他將來是個棟梁之才，故而在連得三女后，向湯家提親。

湯飛凡可以選三女中的任何一個人作為未來伴侶，此人即是何璉。

在哈佛大學的三年里，湯飛凡一直都是帶著何璉一起的。

期間，系主任H·秦瑟在看到湯飛凡進行實驗時的規范操作后，便讓他參與進自己的研究項目——研究立克次體病毒等比細菌更小的微生物。

這段時期剛好是病毒學的拓荒時代，而湯飛凡既然有幸成為其中一員，那就不會放過任何一個學習的機會。

三年里，湯飛凡的主要工作便是研究病毒學實驗新方法，從而來證明“病毒是可濾的，能離心沉淀、能自我復制、有生命的寄生于細胞內的微生物”。

此外，他還成功研制出第一代醋酸火棉膠濾膜，成為了研究病毒和細菌之間的支原體的微生物學家之一。

身為有能力，有才華的醫學者，湯飛凡頗受導師的喜愛，被強烈要求留在哈佛。

眼前優越的研究環境，以及剛打開的病毒學研究大門，湯飛凡決定留下。

可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一封來自大洋彼岸的信改變了湯飛凡的人生軌跡。

來信人是湯飛凡就讀于湘雅醫校時的老師顏福慶，他是中國現代醫學教育的領袖。

信上內容無任何過多的花言巧語，僅僅只是邀請，請湯飛凡到中央大學醫學院任教。

中央大學醫學院建立于1927年，原名為第四中山大學醫學院，是專門為中國人服務的。

在振興中華醫學與實現醫學研究的兩條道路中，湯飛凡選擇了前者，毫不猶豫地回應了祖國的召喚。

他知道回國后醫學院的條件肯定不如哈佛，也知道醫學院僅有教師8人在支撐，可他還是決定歸國。

因為他生來就是中國人，此時不報國，更待何時？

湯飛凡（左5）夫人何璉（左3）

03

1929年春，湯飛凡攜夫人何璉一同回上海，擔任中央大學醫學院細菌系副教授。

回到祖國懷抱后，湯飛凡可以說是白手起家。

中央大學醫學院，學生只有29個，教職員更是稀缺，湯飛凡的細菌系僅他一人。

可湯飛凡一點也不慌。由于細菌學重在實操，湯飛凡立刻就著手建立實驗室。

他捐出了自己的顯微鏡，一邊開設課程，一邊進行科學研究。

自1930年起，湯飛凡便陸續發表學術論文。也是自這年起，中國走進了病毒學研究的大門。

1932年，國民政府將中央大學醫學院改為國立上海醫學院，湯飛凡也升為正教授，兼任上海雷士德醫學研究所細菌學系主任。

平日里除了研究病毒外，湯飛凡還需進行傳染病病原學等研究工作。

其中便包括對沙眼、流行性腮腺炎、流行性腦膜炎、流感、致病性大腸菌炎等的研究。

而沙眼病便是湯飛凡的主要研究對象，也是因為沙眼病，日本醫學界無人不知湯飛凡。

當時，日本人野口英世宣稱自己發現了沙眼的病原體──顆粒桿菌。

因此，他便被列入了日本教科書，成為日本人都敬佩的大人物。

然而，湯飛凡將他拉下了神壇。

他發現野口英世的論文是錯誤的，在潛心研究三年后，湯飛凡確定了這一猜測。

1935年，湯飛凡發表論文，糾正了野口英世的錯誤，并得到了國際同行的認可。

野口英世不再是日本人引以為傲的優秀學者，而湯飛凡則成為日本人又佩服又痛恨的中國人。

同年，湯飛凡前往英國與國立醫學研究院進行短期協作。

一天，有日本人前來研究院參觀，并要和他們眼中的厲害人物湯飛凡握手。

但是，湯飛凡拒絕了。

他說：“你們日本正在侵略中國，很遺憾我不能和你們握手，還是轉告你們的國家停止對我的祖國的侵略吧！”

國難當頭，侵略國的個人崇拜并不是什么值得高興的事。

湯飛凡與昔日同學合影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湯飛凡回國。

烽火連天的歲月，他不得不停止對沙眼病的研究，轉而投入救國行列。

身為前線醫療救護隊的一員，湯飛凡奮不顧身地上前線與死神抗爭，能搶救一個傷員是一個。

可惜，炮火無情，上海、南京先后失守淪陷。

眼看國之大廈將傾，百姓徒遭屠戮，湯飛凡痛心地對何璉說：“研究，研究，研究出再好的東西做了亡國奴，又有何用？”

怎奈，此刻禍不單行，外患與天災一同降臨。

在戰火四起之時，中國瘙疫肆虐，恢復防疫處是當務之急。

因此，顏福慶又一次邀請了湯飛凡。而他，依舊是毅然決然地答應了。

辭去上海職務的湯飛凡，奮然前往長沙主持重建中央防疫處的工作。

04

因躲避日寇襲擊，于1939年，防疫處遷至昆明。

湯飛凡一邊籌錢興建新址，一邊生產各種生物制品，以應對戰時需要。

1940年春，以湯飛凡為首，所有醫學院畢業生都要輪流值班。

湯飛凡要求，小的內外科問題大家都要自己動手解決，其中還包括接生。

此外，為了傳授知識，他還創辦了子弟小學。

在躲避戰火的同時，湯飛凡先后還帶領了工作人員擴大生產防疫急需的新產品。

雖然防疫處之前的主要任務是制造疫苗和血清，但是在他看來：不能只生產不研究。

于是，湯飛凡決定參考國外，設立檢定室，培養基，消毒室等，實現對所有產品進行質量監督和控制。

同時，他還建立技術管理制度，停止生產無效或副作用大的老產品，并增加新產品，改進各菌種。

期間，湯飛凡成功地利用了廢瓊脂、乙醚處理牛痘雜菌，還改良了馬丁氏白喉毒素培養基等。

此時的中國明明是身處不利之位，可湯飛凡卻把防疫處的生物制品質量做到同歐美同類產品一樣水平。

在他的帶領之下，那時生產的疫苗血清不僅能供應大西南的防疫需要，還為在陜甘寧解放區和在遠東作戰的英、美盟軍提供了支持。

也正是在這段時間，湯飛凡所帶領的防疫處生產出了抗菌藥品青霉素。

1941年，防疫處上上下下，前前后后掀起的尋霉熱潮終于得以結束。

生產青霉素是湯飛凡的目標，也是拯救前方戰士們脫離疼痛發炎的關鍵所在。

1942年，作戰的同盟軍還發現，中國防疫處制造的牛痘苗比印度苗更為有效地抑制天花病。

因此，其他國家的盟軍一致決定，一切疫苗和血清制品都改由中國防疫處供應。

隨后一年，湯飛凡帶領著防疫處制成了中國最早的斑疹傷寒疫苗，并提供給了在緬、泰邊境作戰的盟軍們。

同年，防疫處繼續一鼓作氣，用自己分離的菌種研制出了中國第一批5萬單位一瓶的青霉素。

明明是戰爭年代，可這接連不斷的好消息卻著實令人振奮。

當然，除了為國人和盟軍研發疫苗之外，防疫處還肩負著抗擊日軍細菌戰的任務。

眾所周知，日軍那時殘忍利用細菌戰荼毒了成千上萬的中國人民。

而以湯飛凡為首的中國防疫處正是人民的保護盾。

1943年，英國雜志《自然》向世人介紹了中國防疫處的真實情況。

在所有人都為其拼搏精神和工作成果所驚嘆不已時，殊不知，防疫處僅有一臺破陋的鍋爐。

“這臺鍋爐常常漏，不安全。每晚用畢都要檢修。……一套重新利用廢瓊脂的設備代表了這個工廠的傳統。……一只破木船，放在湖里透析。……沒有商品蛋白胨供應，就自己制造……”

中國防疫處就是靠這樣的條件，在抗戰期間制造出了高效的疫苗，挽救了無數人的生命。

軍人們用子彈來擊敗敵人，而湯飛凡則靠醫學拯救中國。

與此同時，在湯飛凡的帶領下，中央防疫處成為亞洲地區最重要的防疫供給中心。

05

抗戰勝利后，在湯飛凡的建議下，中央防疫處遷回北平，并改名為中央防疫實驗處。

由于原防疫處已被日軍完全破壞，湯飛凡不得不再次白手起家。

在美國友人謝拉曼的幫助下，中國第一個抗生素生產車間于1947年建成，包括研究室和實驗動物飼養場。

1949年，防疫實驗處改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部生物制品研究所，湯飛凡擔任所長。

1950年，冀北爆發鼠疫，以湯飛凡為首的突擊研制組只用了兩個多月便趕制出了鼠疫減毒活疫苗900余萬毫升。

這一成果，不僅改變了從蘇聯進口供應不足的局面，還遏止了鼠疫的橫行。

此外，湯飛凡還親自承擔起黃熱病疫苗的研究。

為了解決病毒毒力變異問題，湯飛凡利用了1947年從美國獲得的無毒病毒株17-D。

很快，他便制出了黃熱病疫苗減毒活疫苗，解決了海港檢疫接種黃熱病疫苗的需要。

1951年，衛生部門頒布中國最緊迫的任務是“保障疫苗供應，控制傳染病流行”。

其中，天花便是一個大問題。

為了徹底消滅它，湯飛凡研究出乙醚殺菌法，迅速增加了疫苗產量。

正是因為湯飛凡的殺菌法，我國于1961年成功消滅天花，早于全球消滅天花16年。

當然，在那時最難整治的傳染病除了天花之外，還有沙眼。

1954年，我國成為沙眼病的重災區。

一半以上的中國人都患有此病，發病率為55%，致盲率為5%，人稱“十眼九沙”。

為了分離出沙眼病毒，湯飛凡主動請辭一切行政事務，重新拾起中斷了近20年的沙眼病原體研究。

研究過程中，湯飛凡一切都親自采樣，親自上手。

在對200例典型病例樣品進行分離實驗后，湯飛凡的工作仍然沒有任何進展。

研究所內其他科學家的熱情均被失敗澆滅。可湯飛凡卻沒有放棄，他知道這一項工作并非易事。

畢竟在過去70多年里，放眼全球，沒有一位科學家成功分離出沙眼病毒。

正所謂越挫越勇，湯飛凡意識到：不能再重復別人的病毒分離方法，一定要走自己的路。

拋開前人的思路經驗，湯飛凡采用了雞卵黃囊分離的方法。

于1955年8月10日，在進行第8次試驗時，湯飛凡成功分離出沙眼病毒，即著名的TE8。

迄今為止，湯飛凡20多年的心愿得以實現，他成為了世界上發現重要病原體的第一人。

在完成了重復的驗證工作后，于1956年10月，湯飛凡發表了有關沙眼研究的論文。

然而，按照國際衛生組織規定，只有在人眼里引起沙眼的病毒，才能被認為是真正的沙眼病毒。

這就代表著，要有人站出來以身試毒，以驗證其準確性。

而這先行者，便是湯飛凡與同為研究者的張曉樓教授。

1958年元旦，兩人讓助手將培養出來的沙眼病毒滴在自己的眼睛里。

很快，他們二人的眼睛紅腫得像核桃。

顯微鏡下的沙眼衣原體

在其后的40天內，湯飛凡堅持不治療，直至收集到資料并證實其分離培養的病毒就是沙眼病毒。

英國科學家們首先證實了湯飛凡的成果。自此，沙眼病毒被稱為“湯氏病毒”。

此后，根據分離出的病毒，科學家們研制出了治療藥物，沙眼發病率也在逐年降低。

不到兩年的時間里，中國沙眼病發病率不到6%。

至此，湯飛凡的研究腳步依舊尚未停下。

當時的中國孩子們大多患有麻疹，其發病率和死亡率極高。

因此，在分離出沙眼病原體后，湯飛凡又馬不停蹄地相繼分離出麻疹病毒和脊髓灰質炎病毒。

如此偉大的人物，怎能讓人不敬佩？

06

當湯飛凡快到達醫學巔峰時，時代悲劇降臨了。

1958年，中國爆發了“拔白旗、插紅旗”運動。

一瞬間，湯飛凡淪為了民族敗類、國際間諜。

有人說，他是把沙眼病毒送給外國人的賣國賊，是與實驗室女同志亂搞婚外情的不忠者。

再加上，他的岳父何鍵是國民黨的重要人物，湯飛凡還被冠上了特務身份。

人言可畏，每一句謠言都刺中了湯飛凡的心。

當人民在謾罵這位疫苗之神時，誰曾想過，他那些年來嘔心瀝血的貢獻。

或許，一個人都沒有。

1958年9月30日，不堪受辱的湯飛凡選擇上吊自殺，告別這個灰色的世界，年僅61歲。

湯飛凡死后，沒有葬禮祭奠，沒有親友緬懷，只有何璉一個人將遺體火化，將骨灰帶回家。

50年代湯飛凡與夫人何璉（左）、兒子湯聲聞合影

英國著名學者李約瑟博士曾評論湯飛凡說：“在中國，他將永遠不會被忘記！”

殊不知，那時的中國人已經忘了他。

1970年，國際上將沙眼病毒命名為衣原體，而湯飛凡便是衣原體之父。

可惜，衣原體之父已然來不及接收他的榮譽。

1980年6月，國際沙眼防治組織給中國眼科學會發了一封短函：

因為湯博士在關于沙眼病原研究和鑒定中的杰出貢獻，國際眼科防治組織決定因為湯博士在關于沙眼病原研究和鑒定中的杰出貢獻，國際眼科防治組織決定向他頒發沙眼金質獎章。希望能夠得到湯博士的通信地址，以便向他發出正式邀請，參加1982年11月在舊金山舉行的第25屆國際眼科學大會。

國際沙眼防治組織還想要將湯飛凡推薦為諾貝爾獎的學者，可他們晚了22年。

更為過分的是，在后來，湯飛凡生前的成果卻被曾經一起合作過的張曉樓給包攬了。

“自絕于人民”的他，死后還要挨昔日同事一刀。

張曉樓不僅攬了湯飛凡的研究成果，還拿走了屬于他的榮譽。

在全法眼科學大會上，張曉樓“變成”了沙眼病毒的第一發現人、國際金獎的獲得者。

無疑，他的做法引起了公憤。

于1986年8月，何璉致信給國際沙眼防治組織，求一個公正的說法。

四個月后，這起嚴重“剽竊”事件才得以解決。

屬于湯飛凡的榮譽，誰也搶不走。

于上世紀80年代末，被污蔑的湯飛凡終于得到正名。

1992年，國家發行中國現代科學家第三組郵票，其中便有湯飛凡。

然而，時至今日，仍然有許多中國人不知道，湯飛凡是何人，有何功績，何其慚愧！

不禁嘆息：千秋萬歲后誰知榮與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