束縛日本人家庭觀的戶籍制度為何演變成今日這種形態？

◆萬景路

在日本，圍繞夫妻同姓與別姓的爭論由來已久，但鮮少有人從歷史上探討日本人“姓氏”的本質定位，或“夫妻同姓/別姓”分別對應著怎樣的家庭模式。

日本一些姓氏專家認為，日本戰后“夫妻同姓制”實為中國化與美國化的產物。那么，聚焦明治時代后日本人姓氏的變遷，近代日本姓氏的本質到底是怎樣的呢？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其實，被視為日本家庭典型的“家制度”，并非是自古延續而來的。日本歷史人口學顯示，標準化的家制度形成于18世紀末至19世紀中葉，而這種社會統一性恰是明治維新的基礎。換言之，也就是說在江戶幕府時期，新型的家制度已初見端倪。

1870年，也就是明治3年，明治政府正式允許了平民姓氏的公稱，而且是非強制性的，實際上就是沒有約束力的。這也導致了1872年首部全國戶籍《壬申戶籍》登記出現了混亂狀態。根據歷史學家奧富敬之《姓氏的歷史學》記載，不僅沒有姓氏的人很多，而且父子兄弟各用不同姓氏登記的也屢見不鮮，妻子沿用娘家姓氏也是堂而皇之出現了。因征兵制之需要，也為了強化國民管理，1875年明治政府正式頒布《平民姓氏必稱義務令》，一時間，人心惶惶，跟隨主家或地主姓氏的有之，請寺廟大和尚取姓氏者亦有之，地貌、職業甚至魚鳥獸名、商號屋號都成為了日本人的姓氏，豬尾、鬼瀨、上床等等什么都來了，日本列島徹底呈現出一派氏姓屋號大雜燴狀態，日本史學家尾脇秀和在其所著《氏名的誕生》中如是說。

1876年太政官指令規定夫妻別姓（妻稱本家氏），延續公卿武士傳統。但地方官府反饋民間嫁雞隨雞慣用夫姓，無法理解夫妻別姓的舉措，這暴露出了貴族“氏”與平民“家名”傳統的沖突。政府最終無奈在1896年頒布的《明治民法》轉向夫妻同姓，當時的法學家梅謙次郎以“脫亞入歐”為由，主張摒棄“中國式夫妻別姓”，采納歐洲既定規則。這與古代日本通過“中國化”確立父系氏族類似，近代借“西化”確立夫妻同姓。但需注意的是：歐日傳統上都屬歐亞大陸邊緣的雙系親屬社會，所謂“西化”也并非完全背離傳統。

二戰后，1947年日本民法改革廢除家制度，戶籍法也同步修訂為“核家族”，即核心家庭單位，禁止三代同籍。兒女結婚即需建立獨立戶口，換言之，就是戶籍僅允許夫婦和未婚兒女同籍，也就是所謂的“核心家庭戶籍制度”。其實，這實為一個折衷方案，按道理來講，廢止家制度，同時廢止戶籍制度，改行個人身份證制度才是理所當然的事兒，但因浪費紙張難于保管等所謂的技術條件而作罷。法學家我妻榮的解釋暴露了其草率：新制度下只有個人存在，僅為便利將夫妻子女記于一處。這種思維埋下隱患：既未真正貫徹個人主義，又在物理上切斷了代際聯結。

其實，從根本上來說，當時的聯合國軍最高司令官總司令部在此決策中起到了關鍵作用，他們認為傳統家制度是導致軍國主義形成的元兇之一，因此絕對不允許三世同籍，而改為讓日本人接受美式的“核家族單位”。高齡者對此強烈不滿，他們認為子女分戶會令父母走向孤獨的生活，這其實與當下別姓爭議中的家庭紐帶焦慮如出一轍。但當時政府為迎合聯合國軍最高司令官總司令部，完全罔顧了這種傳統的孝道倫理。

如今夫妻同姓的法律依據，即“同籍者同姓”原則，本質其實就是維護“美國化”的核心家庭戶籍形式，與日本傳統毫無關聯。戰后戶籍與江戶時代乃至戰前戶籍制度不同，刻意淡化了代際關聯，加之公司雇傭制普及等經濟結構變革，以及多子女男性易得家族繼承人身份的人口學條件，共同促成了現在這種夫姓主導局面。這也導致了現代家庭觀的畸變，即別姓討論僅聚焦核心家庭內部關系，而無人論及與異姓長輩的紐帶。

那么，如何才能打破現實呢？可以從歷史中尋找跳出“家制度即惡”這種戰后教條的智慧。如江戶中期社會面臨類似現代的人口停滯，民眾通過靈活構建女系非血緣網絡維持生存，因為過度固執父系（男系）構成只會導致家族斷絕。而更現實的方案則是活用“個人番號”制度，核心家庭戶籍早已過時了，而1970年代設想的計算機化個人戶籍如今完全可行。因為1994年的《戶籍電算化法令》已奠定其基礎，結合現有個人番號系統，廢除過時的戶籍制度已經水到渠成了。在少子化時代維系家庭紐帶，需要構建雙向延展的一種日本人人人都懂得“絆”的彈性關系網絡，甚至，這種構建有時需要納入非親緣者，用數字技術重現日本傳統中靈活變通的“家庭紐帶，”這不失為切近可行的未來考案。

綜上，可以看出，在戶籍改革方面，保守派捍衛的實為扭曲的現代產物，而別姓派則回避傳統討論，僅以“妨礙女性發展”等實用理由云山霧罩的忽悠，這容易被“擴大通稱使用”方案所搪塞。根本上來講，這種權宜之計只會加劇使問題更加僵化?？偠灾?，其實姓氏問題不僅是女性權益議題，更是理解日本家庭本質、定位社會坐標的重要線索。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在世界劇變的今天，日本真正需要的是必須審慎思考國家、民族，乃至個人的文化定位，爾后制定出切實可行的，即符合現實，又照顧到代際關系的人人都能接受的新型家庭法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