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推進產房時，我只想著自己要活著出去

劇集《使女的故事》第二季

“我自以為知曉的一切，在被推進產房的剎那轟然崩塌。”

今天，生育不再被視為人生任務，而是被審慎地考量。許多產婦也不再懵懂地走進產房，從關于生育的科普視頻到關于母職的書籍，她們自認“全副武裝”地走向產房的戰場。

可是，當真正面對生產時，90 后作者張暢發現即便在強烈要求打無痛之后，仍然有各式各樣的疼痛等待著她：

“抽筋的疼痛，生產的疼痛，下體伸進一只手的疼痛，撕裂后縫針的疼痛，趾骨分離無法行走的疼痛，乳頭皸裂的疼痛，哪一種疼痛更要命？更無法忍受？更讓人感到受辱？”

今天分享的故事節選自單讀新書 058《世間的火：初為人母的故事》，帶你走進一段疫情時期生產的第一現場，從第一視角看見生產過程中生理上的劇痛與心理上的掙扎——這場孤立無援的生育戰斗持續了整整十七個小時。

醫院（節選）

撰文：

張暢

凌晨五點，住院部的走廊一片昏暗，闃然無聲，只有鐘表滴答作響。護工讓我坐在前臺等她，丟給我一堆表格填寫，大多和疫情相關，流調表、承諾書、個人信息采集。借著前臺微弱的燈光，我努力填寫工整，同時豎起耳朵捕捉空氣中和分娩有關的信息。一片死寂。我坐在黑暗里，對于即將到來的事渾然無知，因此也不感到恐懼。那幾年我習得的最主要的事，就是等待和配合。

床頭的對講機叫我到病房對面的胎心監護室。進來的男醫生示意我躺下，脫下內褲。緊接著走進來三五人，模樣像大學生，估計是實習醫生。其中一男生被點了名字，他神情嚴肅地靠近我：“要做一個內檢，看看骨盆情況。”他聲音低到快聽不見。我知道，產檢、急診已做過兩次。我屏住呼吸，感到一塊長條形石頭硬生生塞進了陰道。男生的手指因為緊張而僵硬，為了不讓他的實習經歷太過波折，我咬牙忍住了，沒有叫出聲。從懷孕的那一刻起，我的身體已經變作一件容器、一個工具，既然已經踏進了這條“生產線”，當一回“小白鼠”又有什么關系。事實證明，接下來的十幾個小時，我的確就是這樣，在這條生產線上被傳來運去，等候處置，接受安排。沒有人提前告訴我接下來會發生什么、我即將面對什么。有時是床頭對講機傳出的指令（去胎心監護室），有時是床被突然拉走（到待產室催產），有時醫護人員直接對你提出要求（自己爬到產床上吧）。

每個產婦都要自帶綁帶，到病房對面的胎心監護室監測胎兒心率。他們將一卷塑料管套在我手上，叫我和幾個產婦輪流將管子插在墻上的接口吸氧。除了疼，我其實并不覺得缺氧，但依然照做了。整個過程無人交談，一旁的護士只負責記錄數據，盯機器的時間比看我們的時間長。從進入住院部到現在，四五小時過去，除了獨自忍受比痛經更劇烈的陣痛，接受一個又一個指令和安排，除了一位護工幫我從待產包里找出用于生產的隔尿墊，另一位產婦替我從地上撿起掉落的手機，全程沒有一個人出于關懷問候我，我的感受、疑惑、迷茫、疼痛根本不在這個系統之內。

胎心監測顯示，陣痛來臨時孩子的心率下降了一次，為了保證孩子能承受住臨產前的劇烈宮縮，醫生建議我提前催產，將宮縮頻率提升到十分鐘內三次，以便監測胎兒心率，看是否符合順產條件。我連人帶床從病房被推進了待產室。

電影《平行母親》

等候催產針就位的時間，隔壁床的產婦打著滾在床上喊，鮮血將她的導尿管和大腿染紅，黃色的尿液流進她身下的尿袋。她哀求大夫給她打無痛，卻被告知因為產程過快，已經錯過了打無痛的時機。為了讓她在掙扎和情緒崩潰中聽清楚這些理由，醫生一遍遍大聲喊她的名字。

待產室的病床之間沒有拉起簾子，她的口罩搭在下巴上，我清晰地看見了她的鮮血、她猙獰的表情，疼痛通過空氣傳導到我的身體，仿佛我也在痛，也和她一起呼號。那畫面和聲音的沖擊力之大，和我從前看到的資料、影像乃至想象全然不同。她的名字如此文雅，搭配那樣的畫面著實令人震驚。我有點理解為什么在醫院和監獄，每個成員都需要一串代號。那些曾被父母寄予厚望的名字，行走社會時寫在名片上的名字，和客戶洽談生意時被鄭重提及的名字，的確不適合以這樣的方式公布給所有人聽。最好等熬過這一切，回歸日常，再更換回自己的姓名。代號就像某種凈化儀式，省略掉主體性的痛苦，將一段不堪忍受的記憶徹底封存。

我需要一串編號，替我承受。

等待宮口打開的過程比想象中漫長，我們換上統一的病號服，脫掉褲子，躺在自己鋪好的一次性隔尿墊上。疫情期間每位產婦必須佩戴N95口罩，氧氣管放在口罩下面。倘若因為呼吸不暢，摘掉口罩，就會有醫護人員走過來要求你重新戴上，“也是為你們好，不然呼吸過度會頭暈的”。于是我們一邊忍受著生產痛，一邊將臉上的口罩戴上摘下、摘下又戴上。

沒插導尿管之前，還可以上廁所。我光著屁股，戴著口罩，推著輸液架，走走停停，去到走廊另一頭的衛生間。迎面過來的產婦和我的姿勢一樣，交錯時我們避開了目光，不是出于禮貌，而是不想在對方的窘態中看見自己，更不想留存這里的回憶。后來這個畫面無數次出現在夢中，仿若現實版的《使女的故事》。

回到產床，我讓護工幫忙從待產包里取一包衛生濕巾清潔下體。“你是來生孩子的，還擦啥啊？”一旁的護士說。直到這時，我仍是無知透頂，以為只要熬過這段時間，孩子自然會降生，對于即將面臨的身體和精神的雙重絕境毫無覺察——無論做了多少準備，看過多少資料，我從來沒有真正意識到，生孩子就是這樣：赤身裸體，下體流血，無法保持整潔或體面，甚至無法保全尊嚴。

進入待產室約三小時后，陣痛已使我的腹部、肋骨、骨盆、腰背痛到無法忍受，像一輛超載的卡車在我身上反復碾壓，骨頭連著皮肉被軋碎。我從前經歷的任何一種痛都不能與之相比。耳邊有個聲音朝我低語：要撐不過去了，已經是極限了，我快要死了。人生至此，還不曾有什么如此徹底地碾碎我的志氣。

“醫生，我想打無痛。”我叫來站在床尾的護士，她正和三位用藥物調理宮縮頻率的二胎媽媽們聊天。

她側過身，一臉狐疑地盯著我：“無痛？現在嗎？”

“我家人就在外面，可以找他簽字。”臨產前我一度焦慮不安，叮囑丈夫一定要為無痛分娩簽字。新聞里丈夫或婆婆不肯簽字的畫面反復閃回，人活一世，生死關頭還要獲得別人的授權，著實荒謬。

“你再想想，再考慮考慮。”護士說。

“考慮什么？”

“你這么年輕，宮頸條件是這些人里面最好的。”她眼神示意身后的二胎媽媽們，醫學界定她們是“高齡產婦”。“她們想自然生還生不了，你自身條件這么好，打無痛太浪費了。”

浪費？那么我用我具備的身體條件，一條健康柔軟有彈力的宮頸，實現了什么樣的資源置換？為自己贏得了什么有利條件？痛，反過來說，又給我帶來什么好處呢？無痛和止痛浪費的是什么？初為人母的難得體驗？日后向孩子講述生產之艱的機會？與全世界所有母親一同經歷的某種共同體敘事？

電影《82 年生的金智英》

在我的一再堅持下，有了丈夫的簽字、麻醉醫生已就位的必要條件，鎮痛藥物終于通過鎮痛泵和導管注入我的脊柱。“從 1 到 10，你給自己的疼痛程度打幾分？”麻醉醫生問我。這個問題太難回答，好比在問“從 1 到 10，你給你對父母的愛打幾分”，量化和感知勢不兩立，冰火不容。

幾分鐘后，藥物起了作用，疼痛被馴服。麻醉醫生趕往下一臺手術，我赤身裸體，下體流著血，蜷曲側臥在剛剛不知怎樣爬上來的手術床上，披頭散發，昏昏睡去。當我再一次在劇痛中驚醒，產程已過半，墻上的時鐘過了約兩小時，窗外的天空是灰藍色的，我在掙扎中打翻了一瓶只喝了兩口的能量飲料。

“為什么還是這么疼？”我幾近嘶吼，卻沒有半點力氣。

“不是告訴你了嗎？無痛只對第一產程有用，后面還要靠自己。”不知什么時候換了一位男護士，他先在我的下身淋上碘伏，然后將手伸進我的下體做內檢，告訴我已經開了七指。疼痛已使我的大腦麻木，小腿抽筋，我想起了陜西榆林因疼痛墜樓的產婦。在那一刻，如果有什么辦法能立即終止那樣的痛，我會毫不猶豫照做。

我看了一眼窗戶，窗外有護欄。

抽筋的疼痛，生產的疼痛，下體伸進一只手的疼痛，撕裂后縫針的疼痛，趾骨分離無法行走的疼痛，乳頭皸裂的疼痛，哪一種疼痛更要命？更無法忍受？更讓人感到受辱？

承受劇烈疼痛的軀體并沒有思想存在的余地。時隔一年半，我才開始回溯疼痛的根源，想厘清它為何會將我拋擲在震驚和不解的荒蕪之地。在懷孕期間，我翻看了介紹孕期常識的指導手冊，手機被推送過不少母嬰博主的科普視頻、日常 vlog，和有懷孕和生產經驗的人聊過，也閱讀過市面上形形色色有關女性主義、母職、育兒的理論書籍。我從不恐懼知曉，不想故意回避，更不想和父母輩、祖父母輩一樣一無所知地接受命運。然而，我自以為知曉的一切，在被推進產房的剎那轟然崩塌。

每次疼痛襲來，我雙手和腳趾一并抓緊床圍欄，粗重地呼吸。為了防止我們從床上滾落，床圍欄相當受用。隔壁床在用藥物調宮縮的大齡媽媽從床上起身，緊盯著我，觀察我的一舉一動，仿佛想從我這里找到動產的答案，她熱切又游離的眼神令我心顫。想象中齊心協力的畫面并不存在，肢體接觸是沒有的，安撫更無從談起。在劇痛和翻滾當中，我的小腿抽筋了，我請待產室里的護士幫忙。他并沒有伸出援手，只站定在我的床尾，說：“你自己勾腳趾，我幫不了你。”我幫不了你，他前后說了好幾次。某種意義上他是對的，再貼心的醫療服務也不能減緩我的痛。但我想不通的是，即便陌生路人我也會過去幫忙，他為什么不幫。

使我自尊受挫的遠不止這些。為了早點結束這一切，我不得不一次次懇求他替我做內檢。他用碘伏淋洗我的下體，伸手抵住陰道口，叫我“用力推”。因為長時間的疼痛和喊叫，加上一直沒有睡覺、吃飯，我幾乎精疲力竭。見我用力不夠，他用半嘲諷半激將的語氣喊出我的名字：“你太弱了！就這點力氣，你怎么生啊？”停頓一會兒，他又問：“你平時不鍛煉的嗎？”

在這位護士告訴我開了七指、可以進入最后產程之前，我從他那里得到的唯一指示就是“鼻子吸氣，嘴呼氣”。相當長一段時間，我都在極力忍耐著，擔心自己的喊叫聲打擾到其他人。不知過了多久，簾子拉開，待產室里除了我，空無一人。

后來我被推到手術室，他們叫我自己爬上產床，腿放在兩個支架上，手抓住兩側的把桿。一位負責接生的中年女性坐在門口，告訴我如何用力，見我始終不得要領，她說：“你逛大街呢？我們都跟這兒耗著下不了班。”

生產持續了十七個小時，從凌晨到夜晚。疼痛抵達承受的邊界，體力趨近極限，我手腳發麻，眼前發亮，眩暈使我聽不清醫生的指令。“她很會用力啊！”一位小個子護士走過來，撫摸了一下我的頭發：“你放心，這是我們院最有經驗的助產士。”手術室緊繃的氣氛一下子放松下來。我什么話都沒說，內心卻感激不盡。因為自始至終，我都是“不合格”的產婦，力氣小，不會用力；我不夠格成為母親，因為不會忍痛，無法在關鍵時刻給孩子最好的助力；我無知，陣痛剛開始就因為怕沒力氣喝掉半罐紅牛，吃了兩塊巧克力（“萬一到時候順產生不出來，剖宮產可是要洗胃的！”）；我不合時宜地窮講究，開指時還惦記著擦凈下體；我固執，那么好的宮頸條件卻打了無痛。我是耽誤醫生下班的病人，不得要領的產婦，不負責任的媽媽，自始至終只想著自己要活著出去，幾乎沒有余力想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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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不了黑暗，無法凝視深淵、坦然墜落，創造便永無可能。在人生的至暗時刻，努力做一個周全的好人，又意味著什么呢？我在忍耐什么？為什么非要忍耐？回顧過往的人生，我幾乎從未大聲宣告過“不，這不是我想要的”“你不可以這么做”“我不允許你這樣傷害我”。拒絕在我的詞典里意味著失禮，忍讓是做人起碼的美德。小時候被家長錯怪，頂多蒙著被子哭到睡著；讀書時遭到老師的言語暴力，只是埋頭學習證明自己；談戀愛被無端分手，就默默獨自承受，靠時間彌合傷痛；工作時被不公對待，大多時候也選擇了隱忍。我從未爆發過，也不曾和人正面交鋒，失控的情緒最多只是指向自己。我究竟在怕什么？

活到三十多歲，我仍不理解自己：為什么在孩子順利娩出后，還要用盡最后的力氣向替我縫針的醫護人員道謝、關心她是否辛苦？剛剛還在用嘲諷擊碎我又用她的專業將我縫補起來的人，我渴望從她那里獲得什么認可呢？“今天我遇到了一個懂禮貌的產婦”？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這些時刻我并不真正存在。我的孩子也是。我們兩個人不過是在經受一段現代社會的過渡禮儀。沒有旁證，沒有注目，沒有勸慰，只有鮮血、被壓抑的號叫和挨不過去的疼痛。還有劫后余生之后一條幸福洋溢的朋友圈。

“在歷史上的當下做一個身受劇痛的小人物，意味著在大多數人只想往你的身體里窺探時，做一個對自己身體尚存感知的人。”

如果我能在生產之前，在過去孤立無援的時刻到來之前讀到詩人安妮·博耶的這段話，就好了。那樣，我所承受的，我們共同承受過的，也就不會令人絕望且無意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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