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性關系：對“撈女”現象的理性思考

當前社會，“撈女”已經成為了一個極具貶義的標簽。

在老頭看來，雖然真正“撈女”群體在社會中只是極少數人，但是存在“撈女”心理的人并非少數，比如索要高額彩禮，就是“撈女”心理的一種現實表現。

“撈女”的由來及“撈女”現象

有意思的是，“撈女”這個詞在全國流行并成為某個特定的女性群體標簽的時間只有短短幾年時間。

“撈女”源于廣東方言，最初指的是那些在廣東謀生的外省女性。

舊時的廣州土著把說普通話的外省人稱作“撈松”（“老兄”的音變），由此便衍生出“撈女”這個詞，特指說普通話的外省女性。

早期，這一稱呼帶有微弱的地域歧視色彩，是廣州本地人對外來人口的一個統稱，并無性別歧視或貶義的色彩。

在網絡時代，它的詞義被迅速放大。

這個詞被大眾所熟知，源于2016年的電視劇《歡樂頌》中曲筱綃對樊勝美的評價。

2019年前后，香港、內地娛樂論壇開始用它指代那些“以戀愛或婚姻為幌子，從男性身上‘撈’取金錢、房產或其他資源的女性”。

2020年后，短視頻、情感課程把這個詞標進行了標簽化，最終固化為“情感操控＋物質索取”的負面人設標簽。

至此，“撈女”完成了從地域俚語到網絡流行語的蛻變，并承載了當下對性別、階層與消費的復雜焦慮。

“撈女”一詞近年成為公共輿論的靶子，指以戀愛、婚姻為籌碼，向男方索取高額物質回報的女性。她們被貼上“拜金”、“心機”的標簽，卻少有人追問：為何情感關系會異化為明碼標價的交易？

若僅停留在道德譴責層面，或許遮蔽了更深層的社會病灶。

“胖貓”事件雖然最后反轉，在事件初期，那個女孩著實被貼上了“撈女”的標簽。

燕東萍離婚案，結局令人唏噓。

翟欣欣事件，從相識到法律訴訟，再到最終的法院判決，經歷了長達數年的時間，不僅反映了個人之間的恩怨，也引發了公眾對于婚姻、財產和法律責任的廣泛關注和討論。

網絡評論中，翟欣欣被普遍認為是一個“撈女”。

“撈女”現象的理性思考

“撈女”現象表面上是物質主義對人性的異化，實則反映了兩性關系的深層裂痕——部分女性將親密關系異化為資源置換的籌碼。

對此，社會不應止步于對她們的道德譴責，更需要理性分析背后的深層因素。在消費主義與兩性關系的復雜關系中，這一現象無疑成為透視當代社會中價值觀的異化、嬗變的一面鏡子。

一、女性自身的物化

社交媒體通過流量機制構建了一個欲望社會，在虛擬的網絡空間批量生產出大量“白富美”人設，通過她們把物質享受鼓吹為人生成功的唯一標準。

社交平臺中，獵奇和暴富更能得到流量的扶持，這類作品（文字或短視頻）往往備受推薦。通過向用戶不斷地灌輸“精致生活=階層通行證”的幻像，奢侈品、醫美、名媛課程被包裝成“投資自我”的必需品，誘導女性將身體與情感資本化。當部分男性以金錢為媒介物化女性時，供需兩端共同構成了畸形的交易閉環——“富豪相親明碼標價，女性評分赤裸物化”。

一部分女性通過整容、高學歷包裝等手段，打造出“白富美”的完美形象，這種行為的背后不過是把自身物化為可交易的資源。

現實中不乏極端案例，其典型表現就是出現了“職業撈女”這種奇葩群體，她們把情感關系視為可以精準計量的利益交換，甚至發展出“情感PUA”技巧，再疊加“時間管理”進行多線操作。

“如何嫁給百萬富翁”、“如何與有錢人約會”等等便成了頗受歡迎的一門課程。

經濟規律在這個時候發揮了令人驚訝的作用。人們仿佛看到了某個時期曾經在日本出現的“三個錢包”現象（“三個錢包”——車夫、飯票、ATM——女性身邊有三個男人，車夫負責交通；飯票吃飯；ATM負責購物消費）。

一個社會，財富向特定少數群體集中時，部分女性或許只能選擇通過依附這個群體來實現階層躍遷。

這種選擇一方面是個體對生存壓力的妥協，另一方面，也隱含著人們對系統性財富失衡的反抗。值得注意的是，男性在婚戀市場中的資源競爭同樣激烈，但社會對兩性行為的道德標尺卻存在雙重標準。

在思考“撈女”現象的同時，應當同時思考“阿姨，我不想努力了”這個話題。

（網傳圖片，侵權必刪：滬上阿姨創始人與95后小鮮肉甜蜜戀愛）

二、社會的結構性困境

從經濟維度看，這種現象是社會資源分配失衡的衍生物。

貧富差距擴大，必然催生出一部分人“寄生”的生存策略，一部分女性（包括男性）不得不把婚戀視為跨越階層的跳板。

平臺流量推動下的消費主義，通過制造“520”、“雙十一”等儀式化節日，將愛情簡化為紅包與禮物；資本通過塑造“完美男性”的形象，渲染“精致生活”的標準，把某些個體的欲望放大到常人難以企及的程度。

從文化角度，它是極端思想與傳統觀念形成的畸形產物。

“男主外，女主內”是農耕時代男權社會的陳舊觀念，現實中詭異地與極端女權主義形成合流。當社會默認男性必須承擔經濟責任，女性承擔外貌、性和情緒供應時，這種責任與情感的不對稱，讓“撈”看起來似乎是對于男性資源的合理再分配，實則是兩性都被困在“供養—索取”的框架中，情感關系更難以擺脫利益的束縛。

媒體平臺的流量機制，是背后的直接推手。

社交媒體上的那些精心包裝的所謂“名媛”，通過展示奢侈品、高端消費場景，把個體的自我價值符號化，這種價值觀的扭曲通過社交平臺，在“小號圈”、“名媛圈”等社交群體中達到頂峰。

消費主義通過社交媒體把欲望無限放大。奢侈品廣告、網紅炫富把“精致生活”與女性成功進行了深度捆綁；短視頻平臺則把“如何讓男人為你花錢”包裝成戀愛技巧的課程進行出售。它們通過制造“精致女性”形象，將兩性關系異化為盈利的流量生意，使“撈”從極少數個體的選擇升級為可復制、可培訓的產業。

從社會角度，法律缺陷和職場歧視導致連鎖反應。

戀愛時的財物贈予常常被定義為“自愿”，法律缺失對那些“以感情名義的詐騙”追責困難，從而形成灰色地帶。

職場中的性別歧視加劇了女性的經濟依賴。這種系統性排斥迫使部分女性在自身欲望驅動下，主動或被動地采取非常規手段獲取更多生存資源。

“撈女”現象讓底層男性成為隱性受害者。教育、收入、落戶政策等等限制，迫使他們在通過相親的方式進入婚姻市場時，缺乏情感基礎的結合容易被彩禮綁架；部分女性在性別歧視和社會保障缺失的情況下，不得不把婚姻視為“階層躍遷的捷徑”。

當男女雙方均被結構性壓力擠壓，撈女的“情感詐騙”與男性的“厭女情緒”實為同源傷痛的不同宣泄。

三、解決深層根源才是終極方案

制度性不平等、階層流動通道消失是真正的根源。在房價、教育、醫療、養老成本持續走高的背景下，部分女性發現，靠工資積累難以突破階層天花板，從而把婚姻視為“二次投胎”。

當職場仍存在性別歧視，當財富越來越集中于少數人，當普通男性即使“996”、“007”也只能維持自身生存，婚姻市場便成為另一種“風險投資”——以青春、外貌、生育換取經濟安全，“撈女”現象便成為少數個體對社會制度結構性不公平的回應。

縮小貧富差距、消除性別歧視、遏制消費主義對兩性關系的侵蝕，才能真正讓情感回歸情感本身。

最重要的是，需要在整個社會建立能夠為弱勢群體提供托底保障福利制度，讓那些在生存壓力下被迫“精明算計”的個體有尊嚴地生存，才有可能真正獲得選擇的自由。

也就是說，社會不僅要為女性松綁，更應當為整個社會注入活力——在物質與精神的天平上，讓每個人都能夠實現平等和尊嚴。

四、結語

構建和諧社會，不能僅僅只是一個口號。

和諧的兩性關系，是和諧社會的一個重要基礎。

所有的問題，不能僅僅流于表面上的解決，只有從根源上進行改變，才是解決問題的最終途徑。

解決了根本問題，生育率的問題或會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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