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斌教授深度解讀！2025現象級暢銷書，大格局與大思考

在里德·霍夫曼的新書《AI賦能》（superagency）里，出現了不少新造的詞，相信也給譯者陸堅老師帶來了不少伴隨挑戰的樂趣。對這些詞做個刨根問底，對于分析AI的未來發展趨勢和治理策略走向，也許會有些幫助。

首先是書名本身，superagency這個詞，詞典里沒有，中文正文里譯作了“超級能動性”。搞懂這個詞，以及為什么用這個詞當書名，就要去了解里德·霍夫曼這個人和他寫這本書的動機。其中的agency，放在2025年，誰看誰都會去從“智能體”有關的角度去聯想，這也就構成了作者在書中從哲學、社會學和心理學角度解讀agency的一個由頭——甚至，關于agent的中文譯名“智能體”，讀完后感覺可以斟酌一下是不是該叫“能動體”更恰當些。

里德·霍夫曼1990年從斯坦福符號系統與認知科學本科畢業后，以“馬歇爾學者”的身份在牛津讀了個哲學碩士。馬歇爾學者項目是個鼓勵美國優秀學生去英國念研究生的獎學金項目，耶魯校長2025年畢業典禮上夸獎這一屆本科生多優秀的時候，專門用畢業生中有多人入選了羅德學者、馬歇爾學者、蘇世民學者等來佐證。從讀中學時，哲學思辨就一直是他的興趣，父母是律師，他也愛讀書，愛跟人討論大問題（big question）。創業、投資這走來的一路，他一直有當學者和思想家的念頭，也就一直不斷（合作）寫書，系統分享自己對大問題的思考。

里德·霍夫曼

《AI賦能》（superagency）關注的大問題是：AI究竟會給人類帶來怎樣的未來？

圍繞這個問題的回答，霍夫曼將持有四種治理立場的四個群體，用一組“-oomer”為后綴的角色進行設定：doomer，zoomer，gloomer，bloomer。實話說，我的輸入法和寫作軟件都在提醒我，這些詞我是不是敲錯了。對很多讀者來說，也是新詞，更是新意思。

doomer出自doom這個常用的詞，doom看未來全是厄運，毀滅，末日。游戲DOOM有三十多年了，夠經典。doomer是一類人，認為站在人類角度看AI會走向最糟糕的一種結局，超級人工智能、完全自主的AI不再與人類價值觀保持一致，甚至可能“決定”徹底毀滅人類。譯者陸堅老師用了“末日”一詞，“末日派”認為AI注定成為人類最嚴重的生存威脅，帶來人類的末日，再怎么未雨綢繆也無濟于事，也不必談什么治理。說真的，doomer的態度讓我不由想起《瘋狂的外星人》里沈騰說出“毀滅吧！趕緊的，累了”的那一幕。

zoomer這個群體篤定地認為AI帶來的好處遠遠超過其負面影響，對任何預防性監管的做法都不以為然，主張給AI開發以盡可能大的空間，按其認為合適的方式來構建AI，并利用AI，在最短的時間內最快速度產生最大效果。zoomer其實有一個從boomer（嬰兒潮世代）對比衍生而來的描述Z世代的含義，但在里德·霍夫曼的這本書中，zoomer卻更多是從zoom而生發出的含義。“zoom”描述物體快速移動的狀態（如飛機疾馳、摩托車呼嘯而過），這種速度感自然讓人聯想到“全速”“快進”。而在攝影術語中，“zoom in/out”（推近/拉遠鏡頭）通過快速調整焦距，也有模擬視覺上的“時間壓縮”效果。他們不僅是樂觀，而且還急見其成，追求未來快點兒到來，“急進派”也許才能代表zoomer的那種不管不顧、著急快進的勁兒。“急進派”的治理主張是：不要政府監管，也不用政府支持，就只要一條自由的快速跑道和完全的自由創新權。zoomer唱著“以后的路不再會有痛苦，我們的未來該有多酷”，翹首“新世界來得像夢一樣”。

gloomer群體，是悲觀的擔憂一族，如gloom的本意一樣，郁悶，灰暗，憂心忡忡。他們只是不像末日派（doomer）那么對未來絕望，而是從兩個方向上質疑末日派的武斷：既質疑末日派那么草率地認為AI強大到會毀滅人類的未來，只能等著投降；也質疑末日派放著眼前的AI挑戰不管卻操心末日那么遠。“悲觀派”強調已經就有很多AI帶來的挑戰影響著接下來的工作和生活——大規模失業風險、深度偽造的虛假信息、系統性偏見被放大、秩序與規范被打破，以及人的能動性被削弱，等等。“悲觀派”在治理上的主張是要以約束性的方式、自上而下地來規范AI的發展，AI的開發和部署要由專門的監管機制和官方機構來嚴格監測和控制。因為悲觀，力求防患，寄托監管。gloomer也許應該想想“命運如果都按人們認為的樣子去安排，那它也就不能被稱為命運了。”

點擊書封，立即入手

里德·霍夫曼新書《superagency》

bloomer群體，是積極的耕耘一族，雖然bloom的含義有繁榮，有開花、綻放，bloomer本質上也很相信如果按照兼顧機遇與風險的路線走，會走出一個繁榮的未來，但這種結果非常強烈地依賴于培育過程，比如書中后面所提到的技術人文主義指南和迭代部署、廣泛參與，等等，因為AI對人類方方面面的影響太廣泛太深遠。“耕耘派”的治理立場是允執其中的，他們不太認同單由政府主導的強監管，認為一旦政府監管就會過度干預，殺死寶貴的發展可能；也不認同在監管缺位的狀態下由廠商單方面地去開發部署。“耕耘派”主張對多元廣泛的參與主體進行適度監管，像農業種植，不同的土壤播撒不同的種子，根據不同的發展情況，適時地解決出現的問題，適時地調整和干預——當然，過程本身肯定是有風險的，但是，在廣泛參與、小步快跑、迭代部署、透明公開的原則指引下，開發者與治理者都在博弈中學習和成長，也更能控制風險，促進發展。

里德·霍夫曼把自己歸為耕耘派（bloomer），這一派回答前頭那個大問題的時候，會做些修改，不是“AI會給人類帶來如何的未來”，而是“人類會如何耕耘AI以帶來更好的未來”。這當中的差別，就是書名里包含的那個最重要的關鍵詞——agency（能動性）。里德·霍夫曼認為，大多數人對AI的擔憂，其實是對人類能動性是否會因為AI而削弱乃至喪失的擔憂。因為越是強大的技術擺在面前，人們越是會懷疑地問：人類還能繼續規劃自己的人生，并自主掌控自己的命運嗎？AI也不是頭一回這樣，從印刷術，汽車到計算機、互聯網和智能手機，人們都曾經經過類似的大懷疑階段——當然，在他看來，AI遠比之前的更超級（書名和正文都強調其super），所要應對的懷疑也更猛烈（暫拋開人類的不可挽救的忘性，就讓我們認為這次的懷疑更猛吧）。

結論呢？里德·霍夫曼用了一整本書，給出來一個非常“耕耘派”的結論——如果人類對AI的發展治理得當，那么不僅不會剝奪人的能動性，反而會給人類帶來“超級能動性”，就是說個體和集體能夠突破限制，實現潛能的最大化發揮。書中也講到很多實際已經顯現巨大效力的應用，尤其是在社會層面上的累積效應，個體就像是插上了隱形的翅膀而得力受益。

末日派和悲觀派都消極，末日派更絕望；耕耘派和急進派都樂觀，急進派更極端。末日派和急進派從不同方向無視人的能動性，都站AI一邊。耕耘派和悲觀派更實際而不那么“科幻”，都強調關注近憂，從眼下著手，但悲觀派更寄希望于監管，注重防患，耕耘派則立足市場主體，得在干中學習怎么才能管好善用。不同派，不同的AI觀、AI治理觀，有不同的行為理性。

從這四種立場對照著看，書的副標題就有點兒意思了——What could possibly go right with our AI future。這possibly不僅代表一種不確定性，整體品味一下這句話的基本面，并不是明亮的，而有著盡管底色負面仍要正向積極思考的意思在其中——你們怎么都這么悲觀，能否讓我們積極點，看看一旦我們走對了路，能走出怎樣光明的未來？！這么起副標題，我想作者一定是從洶涌在腦海里那許多聲量巨大的反對與質疑中突出重圍，破浪而出。“耕耘派”堅信事在人為，不能也不該靜態地揣度未來，而是要躬身入局、手粘油泥，邊行動邊改善地去創造未來，讓未來走對路的可能性大起來。

楊斌博士，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領導力研究中心主任，可持續社會價值研究院院長；開發并主講清華大學《批判性思維與道德推理》、《領導與團隊》等精品課程；著有《企業猝死》、合著有《戰略節奏》《在明明德》，譯有《大學的窘境與革新》《變革正道》《要領》《教導》《沉靜領導》等。 插畫：邵忠

我跟里德·霍夫曼交流時，調侃說，這本書很多勸說的話像是專門寫給歐洲領導人的，因為大篇幅都是在說服“悲觀派”，認為太看重“預防性原則”（precautionary principle）并不能真正防止技術失控，作壁上觀無異于集體失去能動性。如果真要等待“準備成熟”“風險排查清楚”“完全可控”，恐怕永遠都無法啟動。技術安全的正確做法，不該是讓創新停下來（事實上連暫停都不可行），而是在動態的迭代探索中試錯、發現和化解風險、校正。

當然，無許可創新（permissionless innovation），恐怕在面對AI這么巨大的技術威力和全局影響時，是不會被政府、社會和業界所接受的，即使在之前的科技轉化為生產力的過程中曾多次證明有著相當不錯的表現。里德·霍夫曼認為，人類不僅僅是智人（homo sapiens），還是技人（homo techne）——創造新工具突破自己的能力邊界的同時，技術工具本身也重塑著人類。我想，更特別地，發展AI之后的人類，也許可以稱為homo digitAI（中文翻譯不好想，智人已經被占了，機智人？），人創造了AI，人與AI共生，AI重塑人類，人的個體和集體能力邊界都在超級擴延。

做這一些功課，討論人與AI未來的這四種群體分類，也有著從meme（模因、迷因）角度上的啟發意義。代際群體通常劃分的嬰兒潮一代（boomer）、Gen X、Millennial、Gen Z（也稱為zoomer），從文化群體而論其實已經發生了變化。在一些場景中如社交媒體上，boomer已經脫離了年齡域而成為落后于時代和落伍于技術的某種指代，“ok，boomer”從反抗爹味說教演變成一種文化現象。doomer（末日感、喪、無力無欲）成為不同年齡和國家所共有的一個社會問題焦點，也成為音樂風格上的一類。就像梁啟超先生在《少年中國說》中所說的“有三歲之翁，有百歲之童”，文化和心理的自我認知認同比年齡本身的影響要大得多，這很值得認真研究對待。

同時，這些-oomer式的概念也越來越為文化學者或智庫所關注。就像是“如何呢，又能怎”，或是“別墅里面唱K”的“大展宏圖”，抑或是“喜單”中的“牛馬”，沒有無緣無故的愛和表達，火爆與不脛而走的背后，嵌著的是社會心理機理，潛移默化、日久彌深。這當中有價值（觀）顯現，卻不是靠強行上價值來實現。表情包也好，段子也罷，不同的文化基因或模因迷因，不同的立場、出發點和行為方式，遠比我們想象更有“超級能動性”的網絡亞文化，走上了影響社會走向、公眾表達也自證人生選擇的前臺。

doomer、zoomer、gloomer、bloomer這些meme不只是“梗”，不只是用以界定對AI或者是新技術發展所持態度的分野，更是理解文化演化、分化、遷移的眼，是群體認知不知不覺戴上的透鏡。你是哪種-oomer？工作和生活中的人又是哪種？這些底色又會怎么影響著他們的知信行？可以試著一察究竟。

點擊書封，立即入手

8月27日晚20:00，湛廬LIVE特邀AI時代科技思想家、《AI賦能》作者里德·霍夫曼，攜手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領導力研究中心主任楊斌，一同探討在AI時代如何重塑未來競爭力，重奪人生掌控權！

CHEERS CHEERS CHEERS

BD@cheerspublishing.com,

拜托點下“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