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菲軍事聯手，南海暗流涌動：中國面臨新挑戰！

作者：路 言

近期，日本與菲律賓之間的軍事合作呈現顯著強化態勢，雙方互動頻繁且合作內容不斷深化。從軍事裝備技術轉讓、情報信息共享機制的構建，到聯合軍事演練與行動規劃，兩國已形成涵蓋多領域、多層次的軍事合作體系。這一系列動向對地區安全格局產生不容忽視的影響，特別是對我周邊安全環境構成潛在挑戰，其發展態勢值得密切關注。

一、日菲軍事合作基本情況

（一）主要動向

一是武器裝備轉移。7月6日，《讀賣新聞》爆料，日本防衛大臣中谷元與菲律賓國防部長特奧多羅達成協議，日本將向菲律賓出售6艘退役的“阿武隈”級護衛艦。該型艦艇滿載排水量約2900噸（不同文獻數據存在差異），服役年限超30年，經隱身化改造與導彈系統升級后，可有效補充菲海軍在反潛及區域巡邏領域的能力缺口。“阿武隈”級護衛艦配備主炮、反潛導彈、魚雷、反艦導彈及近防系統，具備較強的綜合反潛作戰效能。2025年3月，中谷元訪菲期間，向菲方提供FCS-3A相控陣雷達系統，使菲在南海海域的監控范圍從120海里擴展至350海里；結合“美日菲+ X”情報網絡，可實現對約20萬平方公里爭議海域的全域監控。此前，日本已向菲出售J/FPS-3MEs有源相控陣雷達，該裝備探測距離達500公里，具備同時跟蹤數十個空中及彈道目標的能力，顯著提升菲防空預警體系效能。

二是制度性軍事安排。自2025年5月生效的《互惠準入協定》標志著日菲軍事關系的重大突破。該協定首次允許日本自衛隊在菲境內開展軍事訓練活動，推動兩國安全合作從傳統伙伴關系向“準同盟”形態升級。協定放寬了雙方軍事力量跨境部署限制，為聯合演習、人員互訪及裝備協同操作提供制度化保障。6月，日本海上自衛隊“高波”號驅逐艦與菲律賓海軍“米格爾?馬爾瓦爾”號護衛艦在呂宋島北部海域開展聯合演練，驗證裝備互操作性。值得注意的是，日菲兩國長期保持高頻次軍事交流，日方通過人員培訓、技術指導等方式深化合作，聯合演習規模與頻次呈顯著增長態勢。

三是作戰概念協同。7月1日，菲防長特奧多羅提出所謂“單一戰區”軍事概念，主張將東海與南海納入統一戰略防御區域，并強調菲方在南海面臨的安全挑戰與日本在東海的戰略關切存在同一性。該概念的提出，旨在為美日菲三邊軍事合作構建理論框架，推動區域安全協作向機制化、常態化方向發展。

（二）對華挑釁行動升級

一是強化軍事協同與抵近偵察活動。7月7日至18日，美菲聯合開展“雷霆對抗”空軍演習期間，美軍首次將F-35A隱身戰斗機部署至菲本土軍事基地。隨后，美菲海軍在三描禮士省附近海域實施聯合海上演練。在此期間，我人民解放軍551號江凱級護衛艦、646號江島級輕護艦及4203號海警船在周邊實施監視。根據公開信息顯示，我方艦只與菲律賓海軍“馬描爾號”護衛艦的最近監控距離約為3-4海里。同時，日本與菲律賓借聯合軍演之機，系統性提升對我近海的情報偵察頻次與覆蓋范圍，通過多種信息采集活動，對我海上安全構成實質性威脅。

二是發起系統性外交輿論攻勢。7月14日，菲防長特奧多羅公開質疑我維護地區安全的誠意，聲稱我作為全球“最大核武庫之一”應當率先實現無核化，并污蔑我同意簽署《東南亞無核武器區條約》議定書“只是做做樣子”。這一言論意圖挑撥我與東南亞國家關系，為菲方在南海爭議中謀取外交籌碼。此外，日菲還利用西方媒體平臺，進一步炒作南海問題，渲染“中國威脅論”，誤導國際輿論。

二、日菲合作的意圖及對我影響

日菲軍事合作的深化并非簡單的雙邊防務關系提升，而是美國“印太戰略”下多層次、系統性對華遏制體系的關鍵環節，其戰略意圖與潛在影響值得深入剖析。

（一）日菲兩國的戰略企圖與誤判

一是日本謀求軍事松綁的戰略試探。日本將菲作為其軍事政策突破的試驗場，通過二手軍事裝備交易嘗試規避《和平憲法》限制。這一舉措既迎合美國“印太戰略”布局，亦為后續對澳大利亞等國出口“最上級”護衛艦積累經驗，其深層意圖在于重塑亞太地區軍售格局。2025年日本《防衛白皮書》無端將我定義為“空前的戰略挑戰”，并虛構我核力量發展數據，聲稱2024年我核彈頭數量已超600枚、2030年或突破1000枚，此類表述實為其軍事擴張制造輿論依據。日本的軍事松綁策略，本質上延續了二戰前的概念偷換手法，通過“防衛裝備”名義逐步消解和平憲法核心約束，從“特殊權益”“自衛行動”等概念擴展中尋求軍事力量海外投射的法理空間，企圖實現所謂“軍事正常化”目標。

二是菲律賓戰略誤判引發的安全風險。菲在南海爭端中采取以主權換安全的短視策略，其國防部長特奧多羅提出的“單一戰區”概念，實質是引入美日外部勢力介入地區事務。該戰略存在三重系統性風險：其一，軍事技術依賴導致主權讓渡。日本提供的FCS-3A雷達系統數據全流程由日方掌控，原始數據直接傳輸至日本防衛省，嚴重削弱菲情報自主能力；其二，經濟可持續性存疑。“地平線3”軍備計劃預計耗資350億美元，但菲空軍司令科杜拉也承認，該國軍力與我存在代際差距，長期軍備投入難以形成有效威懾；其三，《互惠準入協定》賦予日本自衛隊類似軍事基地的權益，將對菲司法主權構成持續性侵蝕。菲寄望借助外部軍事技術實現南海權益主張，既缺乏現實可行性，也違背國際法基本準則。

三是日菲軍事合作的結構性矛盾。日菲軍事合作建立在對美國安全承諾的過度依賴之上，反映出零和博弈思維主導下的戰略短視。美國對外政策的連續性不足已成為地區安全隱患，特朗普時期“美國優先”政策的遺留影響，以及拜登政府承諾的40億美元“印太經濟框架”專項基金隨著政權更迭失效，均表明美國安全承諾存在履約風險。同時，美軍在南海的軍事活動受裝備老化、力量投送能力下降等因素制約。日菲兩國持續擴大的外部軍事依賴，不僅導致國防預算結構失衡，更可能突破國家安全承受閾值，引發系統性安全危機。

（二）對區域安全架構的影響

日菲軍事合作不斷深化，對亞太地區安全架構產生系統性沖擊，顯著改變了區域安全秩序的發展方向。

一是東盟在區域安全治理中的地位面臨消解風險。日本與菲律賓簽署軍事基地共享協議，此舉對“東盟+”安全合作機制形成實質性挑戰，動搖了《南海各方行為宣言》構建的對話協商基礎，導致區域安全互信機制出現明顯裂痕。2016-2024年間，域外軍事力量在區域內的演訓活動頻次顯著提升，加劇了安全困境的惡性循環。東盟內部戰略分化態勢加劇：越南選擇退出美日菲聯合軍演，轉而加強與韓國的防務裝備合作；印尼、馬來西亞和泰國建立區域本幣結算機制，將菲排除在外。區域內貿易依存度從2019年的28.7%降至2023年的24.3%，經濟紐帶的弱化進一步削弱了安全合作的協同效應。

二是南海地區軍事化進程加速，安全博弈呈現升級態勢。日本向菲律賓輸出軍事裝備，打破了二戰后對存在領土爭端國家實施武器禁運的慣例，形成負面示范效應，可能引發區域軍備競賽的連鎖反應。日本提供的“阿武隈”級護衛艦雖與我052D型驅逐艦存在代差，但足以對南海海域的水下作戰體系造成干擾，迫使相關方增加軍事資源投入以強化戰略反制能力。當前，南海區域雷達監測系統、海上巡邏機等軍事部署持續強化，安全對抗的成本呈指數級增長。

三是美日菲三邊合作成為美國“印太戰略”的重要支點。日菲軍事協作有效填補了美國“第一島鏈”南部防御缺口，與美澳“護身軍刀”聯合軍演（2025年參與國達19個）形成南北呼應態勢。美軍首次在菲部署F-35A戰斗機，日本計劃提供艦艇裝備，顯著增強了美軍后勤補給網絡的韌性。通過“聯合戰區配送中心”等軍事演練項目，美日菲三方針對我“區域拒止/反介入”能力的戰略圍堵意圖愈發明顯。這一戰略布局促使南海與東海安全議題深度交織，顯著增加了我維護海洋權益的戰略復雜度。

（三）對我核心利益的現實威脅

日菲合作已超越象征性威懾，形成實質性戰術能力，對我南海維權構成多重挑戰。

一是海上態勢感知能力對比逆轉。日本援菲的FCS-3A相控陣雷達系統使菲對爭議海域監控能力提升近三倍（從120海里擴展至350海里），結合P-3C反潛巡邏機構建“立體化監控網絡”。我在黃巖島等前哨的軍事存在面臨更復雜的電子偵察環境，傳統海上維權模式遭遇技術挑戰。特別是菲通過“美日菲+X”情報網絡將監控數據與美日實時共享，使我艦艇在南海的行動透明度大幅提升。

二是非對稱作戰能力提升。“阿武隈”級護衛艦雖老舊，但其升級后的反潛系統可干擾我潛艇在巴士海峽等關鍵水道的行動。菲海軍獲得這些平臺后，可能采取“海上游擊戰術”，在美日情報支持下對我艦船實施滋擾性跟蹤，增加意外沖突風險。

三是法律與輿論戰升級。菲將專屬經濟區主張與《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綁定，利用日美提供的國際話語權平臺（如G7機制）推動“中國威脅論”敘事。特奧多羅要求我棄核的言論實為輿論戰策略，旨在將我塑造為“不履行國際義務的核威脅”，削弱我在東南亞的安全聲譽。菲還頻繁炒作所謂的我海警“危險攔截”，利用西方媒體塑造受害者形象，如近期我052D現身黃巖島被西方媒體渲染為“脅迫行動”。

三、戰略格局與未來趨勢

日菲軍事合作的快速深化，不僅標志著兩國防務關系的“準同盟”升級，更在美“印太戰略”框架下為南海和東海安全局勢增添了新的復雜變量。從武器裝備轉讓、聯合軍演到情報共享，日菲協作顯著增強了菲律賓在南海的戰術能力，同時為日本突破和平憲法限制、謀求“軍事正常化”提供了試驗場。然而，這種依賴外部力量的短視策略也為雙方埋下結構性風險，包括主權讓渡、經濟壓力和地區安全互信的進一步侵蝕。

對中國而言，日菲合作帶來的監控能力提升、非對稱作戰威脅以及輿論戰攻勢，均對南海維權構成實質性挑戰。未來，區域安全博弈或將進一步加劇，東盟內部協調難度加大，南海軍事化風險持續攀升。面對這一新格局，相關各方需在維護地區穩定與自身利益間尋求平衡，以避免沖突螺旋失控，重塑亞太安全合作的長遠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