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位同時被捕并被敵人殺害高級干部，為何1位名垂千古1人遺臭萬年

在廣州番禺區大龍街中西部，有一棟坐西北向東南，廣三路，深三進，總面闊19.9米，總進深68.3米，占地面積1359.17平方米古色古香的老建筑，青磚墻上釘著“傍江羅氏大宗祠”，據悉。該建筑始建于清乾隆年間，走進宗祠中堂，能看到內有四根石檐柱和四根圓木金柱，兩次間前及明間后均有屏門，明間橫梁正中懸掛“保大堂”木刻橫匾，取意于易經中的“保合太和，才利貞”，寓意著大吉大利，祠堂左右路均建有青云巷和鐘鼓樓，青云巷石匾分別為“錦衣”和“玉帶”。鐘鼓樓兩側有圍墻與祠前的照壁相連，圍墻兩側開門，建有門樓。

據了解，從這個祠堂走出的名人眾多，其中，最為出名的，便是上世紀三十年代初先進組織的高級干部，曾任廣東農委書記、中宣部副部長等重要職務的羅綺園。

羅綺園，1894年生于廣東番禺縣石棋傍江村一個官僚地主家庭，曾用名易、以元、易元、羅琦園，他的父親曾經擔任過廣東陽山縣的縣長，那在村里是相當的有名氣，所以，在他很小的時候開始便受到良好的教育，先是在廣州地城里的貴族學校讀書，后以優異的成績考入上海同濟醫工專門學校，那可同濟大學的前身。在讀書期間，他接受了先進思想，并萌生救國救民的理念，期間經常發表愛國言論。1919 年五四運動期間，擔任學生會委員，參與會刊《自覺周報》的編輯工作，并為該報撰稿，揭露當時中國社會的種種弊端。從此走上職業革命者之路。

大學畢業之后，羅綺園回到家鄉廣州從事革命活動，擔任《珠江評論》主要撰稿人，同事們評論他：“才氣縱橫，辭鋒銳利思想新穎議論風 發常好抒發愛國言論，要求打倒帝國主義列強爭取世界民族平等。”影響不小，很快成長為廣東早期先進組織成員，先后擔任廣東農委書記、農民部秘書等職務。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領導人在廣州主辦農民運動講習所時，羅綺園擔任過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第二屆主任，由此可見他的資歷是非常深的。

那個時期，羅綺園以滿腔熱情地謳歌海陸豐紅色政權，同時，撰寫了宣傳文章，由于他的工作成績突出，很快得到上級的青睞，期間便調到上海負責宣傳工作，并任黨報委員會委員，南昌起義軍入粵后，為加強對廣東省委的領導，中央派羅綺園等人回廣東工作。在12月舉行的廣州起義中，羅綺園率領橫沙鄉農民赤衛隊參加戰斗，并擔任農軍總指揮。不過廣州遭受挫折后，他又回到上海工作。

在上海從事宣傳工作期間，由于羅綺園是從事農民運動起家的知識分子，特別是理論水平高，加上實踐經驗豐富，文章又寫得好，又非常有幽默，同事們都非常尊重他，當然，上級也是對他十分信賴，提升他為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兼組織最重要的喉舌《紅旗周報》主編，他的人生和事業可謂是達到巔峰時期。

俗話說，福兮禍所倚。羅綺園成為這個部門的一把手之后，卻也是其人生下滑和墮落的開始埋下伏筆，他過分沉溺于地位變化、權力膨脹所帶來的虛榮與快感中。他的思想開始變質，生活作風開始腐敗。他利用工作關系和權力影響，將組織的工作紀律拋諸腦后，假公濟私，最終因為與下屬的妻子產生說不清道不明的感情糾葛，致使這名下屬忌恨在心，遂尋機報復，并向敵人告密，導致機關組織破壞，十多名高級干部被捕的嚴重后果。

1931年7月25日深夜，由于叛徒的告密，上海淞滬警備司令部派出軍警會同公共租界政治部及捕房探捕，直撲上海東元芳路西安路口三和里號下廂房，拘捕了時任《紅旗周報》主編的羅綺園。后面的報道上說“抄獲鈔洋700元，宣傳部活動用費賬單、通告、油印文件及重要書籍二大箱”，與羅綺園在同一地點被捕的還有當時在《紅旗周報》印刷廠機關工作的陳肖梅（女）。而這名挾私告密的叛徒，正是印刷廠機關工作的陳肖梅的丈夫名叫胡洪濤。

根據中統特務頭子徐恩曾后來公開出版的回憶錄中這樣寫道：7月25日凌晨時分，胡君（即胡洪濤）親自引導我們的部隊到馬斯南路（今思南路）一幢很華麗的巨宅中，把他的愛妻陳肖梅接出來，并把羅綺園捕到。同時，在其指證下又把另一要員楊匏安捕到”。

徐恩曾同時寫這名胡君帶著其抓捕同事的前因后果：胡君有一個年輕而又美麗的妻子，夫妻二人的感情很好，兩人都是先進組織成員，且同在一起工作，鶼鶼鰈鰈真是一對理想的配偶，可是好事多磨，有一天他妻子接到上級的命令，要求去與一位領導即羅綺園“住機關”(因為羅工作的重要性他的住所，需要有個女人去掩護，所以派她住到羅的機關里，表面上裝成羅的妻子)。根據組織工作紀律，任何命令事先都毋須征求同意，只有絕對服從，此事當然也不例外，陳肖梅接到命令，立刻和丈夫商量，二人心里萬分不愿，但是鑒于“紀律”的森嚴，不敢違抗，只好忍痛分手，不過，問題卻從此發生了。

原來陳肖梅是一個在傳統的倫理社會中長大起來的女子，雖說加入先進組織，對這一問題，不像一般舊式婦女那樣拘謹，但此事究竟有點為難。于是常常找機會向她的丈夫訴苦，胡君呢？本來已對“領導方面”這種“亂命”非常憤恨，經不起他的愛妻的一再哭訴，更感無法忍耐，但終究沒有太多的辦法。只好聽之任之。但更讓胡君無法忍受的事情在后頭，某一天他也接到命令，上級派其到閩西根據地工作，而他妻子則留在上海。此時，胡奉命乘船前往目的地時，竟然在途中逃離到南京國民黨特務機關自首，變節后帶直接導致了楊匏安、羅綺園的被捕，由此組織受到了很大的破壞，相繼被捕人員達到了16名。

徐恩曾的記載可能與事實有點出入，但胡洪濤叛變是不爭的事實。原來，胡洪濤又名胡長源，還有一個名字叫其卓。江蘇丹陽三板橋鎮人，早年就讀于蘇州工業專門學校，畢業后19歲的胡長源考入了黃埔軍校政治科，成為黃埔軍校第四期政治一大隊的學員，這期間，他加入了先進組織，隨后，胡洪濤又介紹他新婚的妻子陳肖梅和內弟陳蔚如相繼加入了先進組織。黃埔四期畢業后，胡洪濤參加了北伐，先后擔任過總部宣傳員、第一師第一團黨代表。1927年“4.12”后，赴武漢，擔任四軍教導團指導員，后來又回到上海，先后擔任江蘇軍委秘書、浙江省軍委秘書、丹陽縣委書記等職務。

后來，基層組織進入嚴峻的時刻的局面，為了基層領導人胡洪濤的安全起見，他被派到大城市上海工作，并以美生印刷廠排字工的身份擔任《紅旗周報》的校對工作，誰知此時報紙遭到敵人破壞，胡洪濤被捕，對查明只是一名“排字工”并沒有擔任過什么重要領導職務的他只判刑8個月，關入了上海提籃橋監獄。服刑期間他正是擔心自己年輕的妻子的問題一直耿耿于懷。好不容易盼到刑滿釋放，本以為可以與妻子好好團聚，誰知前腳剛一出獄，來接應他的上級領導稱為了他的安全起見，一紙通知派他即刻前往閩西根據地，并塞給他一張當天的船票。

胡洪濤極不情愿地登上輪船，站在甲板上看到碼頭上前來送行的漂亮妻子，還有他的上司羅綺園并排行走的身影，心里可謂是五味雜陳。接下來在乘坐輪船的過程中，他借口上廁所擺脫同行人，獨自一人逃之夭夭，并跑到南京國民黨特務機關自首，變節后直接導致了楊匏安、羅綺園的被捕，由此黨組織受到了很大的破壞，相繼被捕人員達到了16名。

叛變后的胡洪濤不僅加入了南京特務組織，在南京細柳巷41號特工秘密機關工作，還讓他的妻子和內弟都向國民黨自首并加入了特務組織成了中統特務。叛徒胡洪濤可謂是官運亨通，出任南京實驗區副區長，后中統將他往上海青浦任警察局長。僅充任了三個月的警察局長，就以用人不當之名又被關進蘇州反省院。復出后充情報局二科編纂股長，負責編纂刊物。抗日戰爭爆發后，胡洪濤參加國民黨軍委會組成的陜北考察團，利用其和組織高級領導人有過接觸，情況比較了解的特點，了解我軍的整編情況并作出軍情調查報告，深得上司的欣賞。

從陜北回來后，胡洪濤任南通、湖南邵陽檢查所長，負責檢查郵件，還當過空軍入伍總隊教官、三青團總務股長、中統專員，鹽務局視察等職務，解放戰爭期間，自以為曾經是組織高級干部的他，以為自己的當叛徒作惡過往人家不知道，便以投誠的身份向江蘇軍管會自首，不甚了解他歷史的領導將他介紹到華東鹽管局工作，不過在隨后的鎮反中他的惡行浮出水面，很快便逮捕歸案，這回還沒有來和及公審正法，就在上海提籃橋監獄病死。

胡洪濤的妻子陳肖梅，和胡是同鄉，也是江蘇丹陽人，又名陳文昭，化名王玉瑛。和胡洪濤結婚后育有一子一女，追隨丈夫當了叛徒之后早些年也曾經風光了一陣子，解放后也曾經與胡洪濤一起被抓住捕歸案，后查明她是從犯并沒有太大的罪過，秉承實事求是原則的新政權便沒有為難她，后來獲釋居住在江蘇鎮江，早年己病死了，也可以算是壽終正寢。

叛徒固然沒有好下場，但當年被捕的高級干部楊匏安與羅綺園也同樣遭遇不幸。先說楊匏安，據當年辦理此案的中統特務的黃凱回憶說，楊匏安被捕后，我曾經秘密親自找他談話，勸他為家庭為個人前途著想，考慮自首，但被楊先生毅然拒絕。他說：“殺了一個楊匏安，殺不盡千萬個楊匏安。”在關押期間，楊匏安每天都被看守叫出去“會客”，來者都是國民黨要人。面對誘降，楊匏安的回答只是：“死可以，變節是不能的。”最后老蔣親自把電話打到獄中要楊匏安接，但楊匏安卻將話筒摔到墻上。 可謂是鐵骨錚錚。同獄難友無不為之感動，連看守的獄卒也敬佩地稱他為“鐵人”。 楊匏安大義凜然，堅貞不屈， 1931年8月的一天晚上，被害于上海龍華警備司令部，時年35歲，他成為著名的烈士而名垂千古。

楊匏安，出生在廣東香山南屏鄉北山村（今屬珠海市）一個破落的茶商家庭，他的父親楊富祥，以販賣茶葉、瓷器為生；母親陳智，出生于華僑官商家庭，精工針黹，秉性剛強，受過舊式教育，愛好詩詞書法。富祥在匏安童年時就病逝了，留下孤兒寡婦，靠陳智的手藝維持生活，雖然家境貧寒，她卻不愿受娘家嗟來之食。舊社會貧富懸隔的現象，在楊匏安幼小的心靈中播下了不滿世道的種子。楊匏安從小就在他母親膝上跟著她誦讀詩詞古文，后來他自稱；“幼時頗有詩癖”，這大半是出自他母親的熏陶。

楊匏安在讀書期間就投身革命斗爭，先后到日本留學，太陽社發起人，華南地區新文化運動和傳播的先驅。后來為革命做了大量的工作，因成績突出成長為一名高級領導人，在上海工作期間，由于經費十分困難。楊匏安一家人口眾多，生活異常艱苦，7個孩子中有兩個因病無錢醫治而夭折，他自己患肺病，妻子身體也很不好。為了彌補家用，他除了在晚間加緊寫作和翻譯外，還要幫家人推磨做米糍，讓他的母親和小孩第二天早晨上街叫賣。他的一家老者少少，經常傳遞信息和放哨。

楊匏安被捕后，由于他曾任國民黨內中常委，影響較大，很多人對他勸降，都遭嚴詞斥責。楊匏安犧牲時留下一封信給家人，告誡家人不可接受任何不認識的人的任何資助，如果實在沒辦法生活，就回老家去，并特別囑咐：千萬別把縫紉機賣了，那是全家今后生活的依靠。表現出清白廉潔做官，堂堂正正做人的高尚品質。

再說羅綺園被捕后，出現了自首變節情節，供出了宣傳部的機關和其他同志，羅綺園雖然叛變，但其價值有限，也被國民黨當局槍斃。他雖然倒在敵人的槍口下，卻并沒有成為烈士，而是組織作出《決議》，決定永遠開除羅綺園的黨籍。企圖茍且偷生的羅綺園，就這樣恥辱地結束了自己的人生。我們說，羅綺園叛變的說法成立的話，那么，羅綺園與胡洪濤、陳肖梅的相識與交往影響和改變了的一生把他推人了萬劫不復的深淵。因為這正是引發這次災難性后果的根源。

首先作為高級領導干部羅綺園，在如此復雜的斗爭環境中，人事安排必須慎之又慎，不能夾雜絲毫的私心雜念。這一點，即使你再身正，也可能引發嚴重后果。比如他安排已婚而且丈夫胡洪濤又占據著關鍵部門的陳肖梅“住機關”做掩護就是最大的失策，再就是利用職權將她丈夫調往閩西根據地，更讓產生聯想，認為硬生生把人家夫婦分開，自己達到長期霸占的目的。

根據羅綺園的大兒子九十歲高齡，居于老家的羅漢生回憶說：自己的父親羅綺園有一個溫僻的家庭，妻子蘇惠明是廣州石井人，與他育有多名子女，大兒子在他出事時剛滿歲而小女兒是遺腹女，在羅綺園被敵人殺害后的第二個月才出生，羅綺園又是一個極有家庭責任感的人，他的一作地點經常轉移，但只要環境許可廣州、澳門、香港、七海，他都把妻兒帶在身邊、作為一個職業革命者 羅綺園深知自己無法照顧家庭，他把自己的二妹、六妹都帶到家里一起生活。

羅漢生說，在上海生活的那段日子他 印象中父親只是回家吃飯、睡覺、開會羅家的二樓是地下黨的一個會議地點偶爾白天在家，也是“從朝寫到晚”。在7月25日敵人大搜捕的那個晚上，羅家也不能幸免。“多個特務樓上樓下搜查”，只因為在家中沒有搜查到什么東西敵人只得空手而回，在羅綺園被捕的那個晚上，陳肖梅也同時被捕，結果父親被敵人殺害，那女的卻釋放回了家。對此百思不得其解的后人，認為他成為叛徒實在有點說不過去。當然，這是站在他小家庭的觀點上這么認為。

物換星移，如今，近百年過去了，歲月悠悠，早已物是人非。當年見證那艱苦卓絕斗爭和踏著烈士的足跡繼續前進的老一輩革命者大都作古。在廣東珠海香洲南屏鎮北山腳下楊匏安烈士的故鄉，一個穿著長衫、戴著眼鏡的青年塑像矗立著，他神情專注，形象清瘦，帶有學者氣質。他手持經典著作，雙目目光如炬、凝望遠方，面容剛毅，眼神堅定，神情堅毅果敢，其斗志猶如一團熊熊燃燒的火焰，令人肅然起敬。向我們講述著一個個激昂豪邁、蕩氣回腸的英烈故事，讓我們得以重溫一段段艱苦卓絕、氣吞山河的革命歷程。楊匏安烈士雕像，顯得格外肅穆而雄偉。

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問道救國難。在那積貧積弱、任人宰割的年代，無數仁人志士苦苦探尋救國道路，錚錚鐵骨競豪情，矢志革命述丹心。而同樣是高級干部的羅綺園，他的名字基本上是塵封近一個世紀，我們只能在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陳列館的墻壁上，他的兒子羅漢生提供的一張照片，照片下面有一段顯得十分無奈的文字，以私欲棄信仰，終致聲名狼藉，為世所詬，終是以“叛徒”之名入史，兩位同樣被敵人殺害的高級干部，一位名垂千古，一位遺臭萬年，其結局迥然不同著實令人感嘆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