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玲玉臨終前淚問丈夫：你還愛我嗎？讓人心碎

有一個在銀幕上光芒萬丈的女子，為何會在夜深人靜時，握著安眠藥含淚問：“你真的愛我嗎？”她就是阮玲玉。這位1930年代的中國第一影后，生前被萬人追捧，死后卻成了輿論的棄婦。她的悲劇，不僅在于愛錯了人，更在于那個時代的眼光，和兩個男人——張達民與唐季珊，如何把她一點點推向絕路。

她的童年，從一場意外開始。1910年4月的某個深夜，6歲的阮玲玉在屋外哭喊，卻見父親倒在積水里，手里攥著一枚彩珠耳環。她終于明白，那個總在黃浦碼頭加班的父親，再也回不來。母親帶著她流落廣東，當了幫傭，省吃儉用送她上學。正是在張家，她遇見了白凈紈绔的四少爺張達民。兩人學堂同窗，15歲時，因為一次偶然的誤會，張達民替她澄清被指偷竊的“罪名”，他把她當成心頭肉，她卻把他當救命恩人。

愛情萌芽得太突然。1926年，張達民賭氣離家，和阮玲玉、她的母親擠在北四川路租來的小屋里。可張達民不過是個無所事事的紈绔，他拿著父母接濟的錢混夜店、跑馬場，揮霍一空。阮玲玉每天拍電影、接廣告，只為填補這個家。家里常吵架，她在廚房忙得滿頭大汗，他卻把她當搖錢樹不斷索要。她說：“你要是肯好好工作，我們就能有家有愛。”他卻冷笑：“你蠢到以為我想娶你？我看上的只是你這張臉。”他當眾把她像尾隨狗一樣貶低，弄得她尷尬不已。她開始想要脫身，最終簽了脫離同居的合約，每月給他一百塊，期滿兩年徹底了斷。可張達民永遠不滿足——他以“侵占衣飾”“刻圖章”為由告她，法院判她賠償三千多元。她剛抬起頭，又被拉回地獄。

就在她以為終于擺脫第一個牢籠時，第二個男人唐季珊出現了。1932年“一二·八”事變后，她逃到香港避難，遇上唐季珊。這個海歸、南洋公學出身的茶商，14年把華茶公司做到國內第一。他風度翩翩，追女人有一套：一束鮮花、一句體貼話，就能讓人潰不成軍。唐季珊送她名表、名包，又重金入股她所在的影片公司，成了大股東。阮玲玉心軟，搬進去和他同居。她曾對閨蜜說：“別人對我好，我會拼命回報。”可她沒想到，這不過是另一個騙局的開始。

唐季珊表面紳士，私下卻霸道無比。他不讓她參加社交，更不準她出門應酬。每次她要拍晚戲，他都會暗示：“今晚我不想你離開我，陪我好嗎？”若她不聽，他就陰沉著臉，像猛獸盯人。有一次，她拍戲回來遲了幾個小時，被他關在家門口，哭著敲門，卻沒人理她。她只好在寒風中發抖，直到好心鄰居梁賽珍把她接回。許多次，他去外面和年輕的舞女廝混，哪怕是聚光燈下，也常對她動手打罵，或在眾人面前冷嘲熱諷。她像被蛇吻，汗毛倒豎，心力交瘁。

可真正把她推上絕路的，是輿論的利刃。她在影片《新女性》中演出進步思想，被反動派盯上。他們一邊付錢給張達民，一邊讓他再起訴她通奸重婚。法院受理后，小報紛紛登她的料，標題一個比一個刺眼：阮玲玉淫蕩、浪費、丑聞纏身。她被要求上法庭，還要站在一個齊胸高的木桶里示眾。她拒絕出庭，但滿紙恥辱如山。街頭賣報的小孩都大喊：“那誰誰，蕩婦來啦！”她的名字從“銀幕之花”頓時變成恥辱的代名詞。唐季珊知道后，只冷冷一句：“你的事影響到我公司的聲譽。”然后像人間蒸發，再沒出現過。

名聲毀了，事業也難以支撐。她在最需要人的時候，遍體鱗傷地發現，兩個男人都只是想占有她的美貌與名氣，從未真心愛她。她在電影里塑造的每一個角色，都如同給自己生命的延續，可熒幕外，她再也沒有活下去的理由。

1935年3月7日，阮玲玉和往常一樣，先去黎民偉家參加晚宴，和朋友們舉杯歡笑，然后又去揚子飯店跳舞。人們都說她神色正常，話題不斷。可夜深回家時，她和唐季珊大吵一架。兩人在車里扭打，仿佛是在為各自的失意宣泄。回到沁園村已經凌晨一點，他們幾乎是一路怨恨著走進房門。

沒有人看出她有什么異樣。她走到寫字臺前，拿出紙筆，奮筆疾書地寫了兩封遺書。接著，她像機械般吞下三十片安眠藥。走到床邊，淚水從眼角滑落，叫醒唐季珊：“你，真的愛我嗎？”他揉揉眼，看到她淚流滿面，才慌張起來，抱著她往醫院跑。可上帝也攔不住她的決絕——她在藥力里沉沉睡去，再也沒醒來。

有人說，她是投身給不了愛的男人；也有人說，是無情的輿論殺死了她。可不管怎么說，阮玲玉的一生，都在追問：愛情，何以如此脆弱？權力與金錢，何以將人心變得如此冷酷？她留給我們的，不只是幾部經典的默片，更是一聲撕心裂肺的質問：在最需要愛的時候，你，愿意對我負責嗎？

信息來源：[1] 陳傳席：《民國銀幕哀歌——阮玲玉研究》，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年。[2] 張宏杰：《卿本佳人——阮玲玉傳奇》，湖南文藝出版社，201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