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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在社交媒體上讀到袁立女士的感言。覺得有必要寫些什么。
我曾擔任上海袁立公益基金會理事,與袁立共事多年。在此期間,通過基金會的工作記錄、財務資料以及她本人的講述,見證了這位女演員幫助塵肺病人的努力。在陜西、湖北、貴州那些陰暗潮濕的礦工宿舍及貧困的農家,她不僅帶去物資,更常常俯身跪地,親自照護病人。
有一幕令我至今難忘:湖北農村一位塵肺病晚期患者拉著她的手說:“袁老師,您是我這輩子見過的第一位名人。”袁立俯身在他耳邊輕聲回應:“在這里,我不是名人,只是你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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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這種近乎本能的悲憫,支撐她在公益之路上行走了近十年。關于明星的責任,她很少高談闊論。記得有次理事會后閑聊,她疲憊地靠在椅背上說:“如果幸運成為‘明星’,那意義可能就是讓一些人因為我的存在,日子能好過一點點,能被記住得久一點點。”這句話在她身上,從來不是口號,而是日復一日的踐行。
基金會運營最為艱難之時,她毫不猶豫地拿出個人積蓄,她甚至推掉戲約或文藝活動,只為不讓任何一個救助項目中斷,不辜負每一位等待希望的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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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見,她不移民的感言,是真情流露。于她而言,留下不是無奈,而是一種清醒而自主的選擇。她坦言:“去了國外,我就沒有這些需要關懷的孩子,沒有這些要探訪的弱者。”這讓我想起她常說的一句話:“苦難需要被看見,而正是這些需要被看見的人,讓我必須留下。”
有人質疑她不過是在“表演善良”。但基金會的同事都曾目睹她凌晨四點啟程進山,一路顛簸數小時;也見過她在辦公室通宵核對每一筆善款的去向;更曾見她因救助項目受阻而失聲痛哭。她所面對的爭議,某種程度上源于她不愿磨平自己真實的棱角。在這個講究圓融與妥協的時代,她的直率確實顯得格格不入,卻也格外珍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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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立的選擇,折射出當下社會某種精神困境。當“離開”成為許多人現實的選擇時,為何仍有人堅持“留下”?她的回答樸素而真誠:“我和我的祖國,一天也不能分割。”這不是一句空洞的口號,而是她與這片土地上具體的人、具體的事之間建立起的真實聯結。這種聯結,在一次次的探訪中生根,在一聲聲問候中生長。
可以說,她那永不疲倦的身影,并非為了證明什么,只不過根須深植于這片土地,便再也無法從容地抽身而去。她的存在,本身就是一個溫和而堅定的回答:當所有人都向往遠方時,總要有人,回頭擁抱此處的荒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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