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一婦女在澳門乞討求生，無奈舉牌：我是王銘章上將遺孀

作為抗日英雄的遺孀，她非但沒有受到應有的善待，甚至還淪落到只能乞討求生的地步。走投無路之下，只能無奈舉牌，說自己“是王銘章上將遺孀”，這才為自己爭取到了應有的對待。

她就是王銘章的妻子葉亞華。

1893年，王銘章出生在四川新都縣，家里是做小生意的，日子本來就過得緊巴，偏偏父母還去世得早，只留下兄妹三個相依為命。

要不是叔祖父可憐這孩子，出錢供他讀書，恐怕他這輩子都難有出頭之日。12歲那年，王銘章考上了新都縣立高等學校，讀書刻苦，可骨子里藏著股不服輸的勁兒。16歲時，他沒接著走求學路，反而考進了四川陸軍小學堂，自此一頭扎進了軍旅生涯。

清末民初的四川，軍閥混戰，你打我奪，亂得像一鍋粥。王銘章從見習排長做起，跟著部隊南征北戰，護國運動、川滇戰爭里都有他的身影。

他不愛搞內斗，看著鄉親們因為軍閥割據流離失所，心里不是滋味，可在那個年代，身不由己。憑著能打硬仗、不徇私情的性子，他一步步升到了師長，手里的兵越來越多，可心里的郁結也越來越深：什么時候才能不打自己人，干點正經事？

1937年盧溝橋事變，全國抗戰的號角就此吹響。王銘章再也坐不住了，主動請纓出川抗日。那會兒川軍的境遇有多難？說是“雜牌中的雜牌”一點不為過。

武器是幾十年前的老古董，步槍拉不開栓，機槍沒幾挺，士兵們穿的是粗布軍裝，腳下踩的是草鞋，連軍餉都常常拖欠。

有人勸他：“咱們裝備這么差，去前線就是送命，何必呢？”王銘章卻紅著眼眶說：“國家都快沒了，還惜什么命？川軍子弟，就得為國家流盡最后一滴血！”

9月6日，德陽縣的抗日誓師大會上，王銘章站在土臺上，對著幾千名官兵喊道：“敵軍一日不退出國境，川軍一日誓不還鄉！”第2天，他就回到老家，把家里的事情都托付妥當，給家里人留了遺囑和錢，隨后就帶著部隊出發了。

從四川到陜西，再到山西，幾千里路，官兵們靠兩條腿走，餓了就啃干硬的窩窩頭，渴了就喝路邊的河水，腳上的草鞋磨破了，就光著腳走，血泡起了又破，卻沒人喊一聲苦。

終于到了山西前線，可麻煩卻來了。因為不是蔣介石的嫡系部隊，川軍并不受到重視，補給的物資遲遲不到，就連過冬的棉衣都沒有。眼看著士兵們凍得瑟瑟發抖，彈藥也快打光了，看著大家受苦，王銘章心里也是十分焦急。

正巧那時候部隊路過閻錫山的軍需倉庫，里面堆滿了棉衣、彈藥和糧食。王銘章申請了許多次，但一直都沒有下文。

沒有辦法，王銘章最終咬了咬牙，下定決心：“不能讓兄弟們餓著凍著去打仗！”

就這樣，他帶著士兵們直接沖進倉庫，搬了棉衣和彈藥就走。閻錫山知道以后氣得不得了，直接告到了蔣介石面前，還說川軍是“土匪部隊”。

蔣介石本來就看川軍不順眼，可這會兒正是用人的時候，也只能睜一只眼閉一只眼，隨后就把第22集團軍劃給了李宗仁指揮。

李宗仁準備接手的時候，有人勸他：“川軍裝備差、紀律亂，就是個累贅，別要了。”李宗仁卻笑了笑，說：“諸葛亮的稻草人還能嚇退司馬懿，川軍再差，也比稻草人強吧？”

可他怎么都沒想到，就是這支部隊，日后竟然會用生命給他一個大大的驚喜。

1938年初，徐州會戰打響，滕縣成了關鍵據點。這座小城是臺兒莊的門戶，一旦失守，日軍就能長驅直入，整個魯南戰場都將岌岌可危。

王銘章接到命令：死守滕縣，為臺兒莊大捷爭取時間。此時他手下能調動的兵力，滿打滿算也就3000多人，而進攻的日軍磯谷師團，足足有10萬之眾，坦克、飛機、重炮一應俱全，雙方實力懸殊得讓人絕望。

3月14日清晨，滕縣戰役打響了。日軍的轟炸機像一群餓狼，低空盤旋，炸彈密密麻麻地落在縣城里，房屋瞬間化為廢墟，塵土飛揚，哭聲、爆炸聲混在一起。

炮火過后，日軍的坦克開路，步兵緊隨其后，向滕縣城墻發起沖鋒。王銘章穿著軍裝，戴著軍帽，親自登上城樓督戰，手里的手槍一揮：“兄弟們，守住陣地，退一步就是亡國！”

川軍官兵們都抱著必死的決心，用簡陋的武器對抗日軍的現代化裝備。沒有反坦克炮，就抱著炸藥包沖向坦克，與敵人同歸于盡；子彈打光了，就拿起大刀、長矛，甚至搬起石頭砸向日軍。

城墻上的士兵一批批倒下，又一批批補上來，鮮血順著城墻流下來，染紅了腳下的土地。王銘章在城樓上反復巡視，嗓子喊得沙啞，看到受傷的士兵，就蹲下來簡單爆炸，看到退縮的士兵，也不責罵，只是說：“想想老家的爹娘，想想咱們腳下的土地，不能退啊！”

16日，日軍的進攻更加猛烈，東城墻被炮火轟開了一個大口子，日軍蜂擁而入。王銘章親自帶著預備隊沖上去，與日軍展開巷戰。

短兵相接，刀光劍影，每一條街道、每一間房屋都成了戰場。官兵們幾天幾夜沒合眼，沒吃一口熱飯，有的人累得站著都能睡著，可聽到槍聲，又立馬精神起來。王銘章知道，援軍遲遲不到，滕縣遲早會失守，但他還是給總部發了電報：

“城存與存，城亡與亡，職部誓與滕縣共存亡！”

17日下午，滕縣的防線徹底崩潰。王銘章帶著十幾名隨從，在電燈廠附近與日軍遭遇。一陣激烈的槍聲過后，他身中數彈，倒在了血泊之中。臨終前，他用盡最后一絲力氣，喊道：“死守滕縣！”

這4個字，成了他給留給這個世界最后的遺言。他身邊的十幾名士兵，也都全部戰死，沒有一個人投降。

滕縣最終還是失守了，但王銘章和3000川軍官兵，用生命拖延了日軍4天半的時間，為臺兒莊大捷贏得了寶貴的準備時間。

后來臺兒莊戰役勝利，李宗仁感慨地說：“如果沒有滕縣的死守，就沒有臺兒莊的大捷。王銘章將軍和他的部隊，是民族的功臣！”

王銘章的遺體被警衛冒死搶了出來，偷偷運往武漢。

當靈柩抵達武漢火車站時，上萬名群眾自發前來悼念，中共中央派了代表，八路軍也派了代表，《新華日報》的記者全程記錄。毛主席、董必武、吳玉章親自題寫挽聯，這在當時是極少數偉大軍人才能享有的禮遇。

那天，武漢下著大雨，人們站在雨中，靜靜地看著靈柩，沒有喧嘩，沒有哭泣，只有無盡的悲痛和敬意。國民政府追贈王銘章為陸軍上將，發放了12000元撫恤金，這在當時可是一筆巨款。

誰都沒想到，這筆巨額撫恤金，葉亞華并沒有用來改善生活，反而全部捐了出去，在新都創辦了一所學校，取名為“銘章中學”。

葉亞華是王銘章的第2任妻子，讀過大學，是個知書達理的女子。王銘章犧牲時，她才30多歲，身邊帶著幾個孩子，其中最小的兒子叫王道綱。丈夫犧牲后，她沒有沉溺于悲痛，而是想著完成丈夫的心愿：讓更多孩子讀書，將來報效國家。

那些年，葉亞華一邊打理學校事務，一邊撫養孩子，日子過得清貧卻充實。銘章中學里，不少學生是烈士子女，葉亞華常常減免他們的學費，親自給他們上課，教他們做人的道理。

有人問她：“你把撫恤金都捐了，自己過得這么苦，值得嗎？”葉亞華只是笑了笑：“這錢是國家給烈士的，就該用在該用的地方。我丈夫為國家捐了命，我做點小事又算什么？”

可命運對這個堅強的女人，并沒有格外眷顧。建國后，時局動蕩，葉亞華因為“軍閥遺孀”“地主女兒”“國民黨余孽”這些罪名，遭到了批斗。她沒辦法再留在學校，也沒辦法在老家立足，只能帶著年幼的王道綱，一路南下，想去澳門投奔親戚。

從四川到澳門，路途遙遠，一路顛沛流離，葉亞華身上的錢很快就花光了。到了澳門，親戚沒找到，娘倆連住的地方都沒有，只能露宿街頭。

葉亞華變賣了身上所有值錢的東西，可還是填不飽肚子。王道綱餓得面黃肌瘦，常常發燒，她抱著孩子，急得直掉眼淚。

最終，她放下所有的尊嚴，在街頭乞討，低著頭，靠墻站著，嘴里反復念叨：“幫幫忙吧，給孩子一口飯吃。”

可來來往往的人，大多行色匆匆，沒人愿意停下腳步。天色越來越暗，澳門街頭的燈火搖晃，葉亞華的口袋里還是半分錢都沒有。她看著懷里昏睡的孩子，心里像刀割一樣。

走投無路之下，她拿出一塊木板，用毛筆歪歪扭扭地寫下幾個字：“我是王銘章上將的遺孀”她把木板高高舉起來，站在人流密集的街口，淚水模糊了雙眼。

這幾個字，很快就在大街上引起了小小的轟動。有人駐足觀望，有人低聲議論，還有人拿出相機拍照。

“王銘章？就是那個死守滕縣的抗日將軍？”“他的遺孀怎么會在這里乞討？”消息很快傳遍了澳門，甚至登上了報紙。

遠在臺灣的蔣介石得知后，覺得臉上掛不住：抗日英烈的家屬流落街頭乞討，這傳出去成何體統？于是，臺灣當局很快派人趕到澳門，把葉亞華和王道綱接到了臺灣。

到了臺灣后，葉亞華被安排在一所學校當英語教官，王道綱也得以繼續讀書。日子總算穩定下來，不用再忍饑挨餓，不用再顛沛流離。可葉亞華臉上很少有笑容，她常常一個人坐著發呆，想起在四川的日子，想起銘章中學，想起犧牲的丈夫。

而王道綱，童年的流浪經歷在他心里留下了深深的陰影，他變得越來越沉默，不愛說話，對現實也漸漸失去了信心。

長大后，王道綱并沒有繼承父親的軍旅生涯，也沒有選擇世俗的生活，反而選擇了出家當和尚，終身未娶。葉亞華得知后，沒有反對，也沒有追問，只是默默地為兒子收拾了行李。她知道，兒子心里的苦，只有他自己能懂。

從那以后，母子倆大多時候在寺廟里生活，日子過得平靜而淡然。2005年的時候，97歲的葉亞華突然想回四川老家看看，王道綱就陪著母親坐上了回老家的火車。

回到新都，當地政府專門派人迎接，給她們安排了寬敞的房子。葉亞華第一件事，就是去了銘章中學，如今的新都一中。

站在校園里，看著來來往往的學生，她想起了當年建校的艱辛，想起了丈夫的遺愿，嘴唇動了動，卻什么也沒說。

后來，她又去了王銘章的銅像前，銅像上的王銘章，目光堅定，英氣逼人。葉亞華站在那里，一站就是很久，夕陽把她的身影拉得很長，歲月在她臉上刻滿了皺紋，卻磨不掉她對丈夫的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