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北京一50歲鉗工接到毛主席調令：擔任五國翻譯，他是誰？

“1962年3月的一個午后，你真打算把這輩子耗在車床邊？”年輕工友老劉悄聲問。郭布羅·潤麒摘下護目鏡，擦了擦滿是油污的臉，“先把這一檔加工完再說。”他抬腕看了看表，下午三點整。

沒人料到，短短兩小時后，這位在北京汽車修配廠當了五年學徒工的中年人，會被周總理的專人請去中南海；更沒人想到，一紙電報即將把他的人生再次推向風口浪尖。

時間往前推整整半個世紀。1912年，清帝退位余溫猶在，婉容誕下一位弟弟——潤麒。貴族氣與頑皮勁混在一起，他在養心殿與溥儀賽跑、爬屋頂、拆門檻。宮里老太監直搖頭：“這孩子將來準闖禍。”事實證明，闖禍的勁頭后來變成了闖天下的本事。

16歲那年，他跟隨溥杰赴日本陸軍士官學校。騎術、防化、情報學，他門門緊抓；英語、日語、德語，他張口就來。日本同窗笑稱他是“會動的字典”。潤麒自己卻更在意飛行課——當螺旋槳轟鳴，他第一次意識到，時代正以無法阻擋的速度改變。

1938年春，他與妻子韞穎繞海歸國。東北街頭已是滿目日文標識，他心里一沉：十年留洋換來家國板蕩。既然如此，索性以身入局。憑借“侍從武官”身份，他三番五次將假情報塞進關東軍參謀部。有人后來評價：“偽滿的每一次空轉，背后都站著一位‘國舅特工’。”這話雖夸張，卻八成不假。

1945年8月，蘇聯紅軍壓境。溥儀帶著隨行狼狽逃往大栗子溝，飛抵沈陽即被蘇軍羈押。療養院的門扉關上，潤麒的自由也一并被沒收。被押往伯力戰俘營的路上，不少舊友心灰意冷，他卻趁著寒夜向獄友請教俄語，口袋里塞的卻是一本破舊的《針灸甲乙經》。在那種地方還琢磨醫術，真夠“軸”，可也正是這股軸勁，讓他活了下來。

1950年，首批戰犯被遣送回國。撫順戰犯管理所里，他第一次聽到馬克思主義完整的闡釋。潤麒把這段經歷叫作“第二次留學”——課堂從軍營換到高墻，但知識與思想沒隔絕。有人問他：“你不覺得落差大？”他笑：“活著就有可能。”

改造七年后，他因表現優異提前釋放。走出高墻那天，北京城的胡同已不見舊日八旗旗桿，他背著鋪蓋卷，路過東安市場，看見喇叭里播《草原人民熱愛毛主席》，突然就快步跟著哼了起來。那一刻，他真切明白，自己必須重來。

市里給他分到東城區玻璃廠。廠子女工占大半，他靦腆得不知往哪放手腳，便申請調去汽修廠。十六塊月薪不算多，可買糧票夠用，妻子韞穎在炕頭縫補，他蹲在門口剝毛豆，日子有聲有色。朋友打趣：“昔日皇親貴胄，如今手上全是老繭。”潤麒一點不惱，反而說：“手上沒有老繭，心里就會長刺。”

轉折發生在1962年春天。那天周總理設宴，為剛獲釋的愛新覺羅宗室接風。席間，潤麒匯報近況，笑稱“汽修挺好”。總理沒接話，端起茶杯思索良久。當晚十一點，電報送到中南海，毛主席批示：“此人通五國語言，可用。”第二天清晨，組織部干事出現在廠子門口，宣布調令：郭布羅·潤麒，任中央外事翻譯組成員。車間頓時炸鍋，老劉直拍大腿：“我就說你不簡單吧。”

初到外事口，他像回到青年時代。穿中山裝、打算盤、看厚重的譯文檔案，凌晨燈泡下，他拿鉛筆摳詞句，一遍遍對照。有人問：“五國文字里最難哪一個？”他回答：“難的是把中國人的氣度翻進去。”一句平實，卻道出做翻譯的精髓。不得不說，他做到了。

1971年前后，中美乒乓外交升溫，外事口加班成常態。潤麒連續八夜未回家，韞穎給他送餃子，他靠在門框咬兩口就進會議室。臨別前他叮囑：“鍋里還燉著老鴨，別糊了。”語氣輕描淡寫，卻聽得妻子紅了眼眶。

改革開放伊始，社會科學院籌建法學研究室。潤麒因早年修過國際法，被點名調入。老同事笑他“到七十歲還折騰”。他擺擺手：“讀書哪分早晚。”那幾年，他整理偽滿時期法制檔案，寫下十多萬字資料，后來學界用作研究殖民法制的底本。

1994年，他退休，沒閑著。把多年前那本《針灸甲乙經》翻出來，在家里小院支起診桌。街坊腰肌勞損、落枕、濕疹，三根銀針下去，多數立竿見影。小院門口掛了塊木牌——“義診”。有人塞紅包，他轉手買了酒，呼朋喚友圍坐開懷，“喝了再說”。

2007年深秋，他走得安詳。老劉趕去八寶山，只搶到最靠后的站位。送別隊伍里，有汽車廠的徒弟，也有曾與他并肩作戰的外事官員。遺像底色素凈，他的神情卻像在說：“活著就有可能。”

這一生從皇宮到工廠、從戰俘營到翻譯席，曲折得像一部小說。可在潤麒眼里，任何位置都只是位置，本領用對了地方才算價值。五十歲那年重獲新生，他沒感慨命運多舛，只一笑置之：干事去。

有人后來問：“如果沒那封調令，你會后悔嗎？”假若他在，八成會搖頭：“我會繼續擰螺絲，沒什么好后悔的。”言語尋常，卻透著一種篤定——那是半個世紀風雨里淬出的底氣，也是那個時代最珍貴的精神注腳。